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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由美国学者贡献的。本文尝试把二战后的国际关系理论分为六个“流派”加以梳理;虽然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实证主义等也比较活跃,但由于不是主流,本文从略。
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古老的国际流派。它假定人性本恶,国家是自利、单一和最重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是无政府状态。国家追求相对收益而不是绝对收益。以摩根索等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是国家为了争夺权力而开展的斗争,权力是目的本身。而以华尔兹(Kenneth Waltz)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者则假定权力是手段,生存才是目的,国际政治是国家在无政府状态下为生存所进行的斗争。物质力量(主要是军事力量)在国际体系中的分配决定了国家间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华尔兹等人据此认为“均势”保障了国际和平。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则指出,由于无法把握其他国家的意图,国家为了生存,只能尽力扩大自己的权力,这就增大了战争风险。以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为代表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则指出,体系压力决定对外政策的大方向,领导人对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认知以及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力量决定了对外政策的具体内容。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霸权更替取决于实力与道义这两个变量的组合:当国家实力从“小国”“地区大国”上升到“崛起国”或“主导国”时,政治领导力或道义水平——包括“无为”“守成”“进取”和“争斗”四种类型的高低会产生不同的战略效果,对于建立国际规范的影响尤其重大。
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渊源主要是康德(Immanuel Kant)。自由主义的基本假定是人性可以改善,同时也认为国家是自利、单一但未必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奈(Joseph Nye)的“复杂相互依存”理论可以视为商业自由主义的一个变体。他们指出,国际经济交流和经济制度成为影响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因素。罗斯克莱斯(Richard Roscrance)则指出,在国际贸易中,国家通过规则争取市场,不必依靠武力和扩张来获得权力和地位,所以会带来国际和平。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则认为,由于国际制度的维持成本远低于建立成本,二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制度体系仍然显著地维持和平。奈的软实力理论也属于自由主义阵营。他认为,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文化、意识形态等产生的吸引力实现军事和经济等物质性力量无法实现的外交政策目标。此外,以曼宁(Charles Manning)、怀特(Martin Wight)、布尔(Hedley Bull)等为代表的英国学派则强调“国际社会”这一观念实体在限制人身暴力、保持交易信用和促进国际和平等方面的重要功能。
建构主义。建构主义者承袭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社会学方法论以及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社会结构化等理论。他们持理念主义本体论,认为社会意义结构——信仰、规范、观念和认知等——赋予了国际关系物质结构以意义。这是国际关系的本质。这类制度化的意义系统确定着行为体的社会认同,而社会认同又对行为体的利益和行为产生影响。建构主义者还认为,无政府状态是由国家建构的,并不必然是霍布斯式的丛林世界。
基于欧洲一体化实践的功能主义就具有较重的建构主义色彩。比如,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等功能主义者指出,区域一体化会从国家间经济、社会部门扩展到政治部门,扩展的前提是情感与忠诚。温特(Alexander Wendt)、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等建构主义强调文化/观念/规范通过改变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身份,继而改变偏好来改变它们的利益,来影响国际政治。中国学者秦亚青认为,“关系性”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哲学概念,可以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硬核中的形而上要素,这就是关系理论。这种理论及“关系”的非冲突性,被学术界视为理解国际政治的一种新的世界观。
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承袭并发挥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和考克思(Robert Cox)的理念。阿明(Samir Amin)等学者指出,欠发达国家的落后主要是发达国家剥削和控制的结果,正是“中心”的发达造成了“外围”的不发达。“中心”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使“外围”国家处于依附地位。“外围”国家只有与“中心”脱钩,倡导与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合作,才能摆脱被经济奴役的命运。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认为,现代世界体系是建立在单一劳动分工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体系。“中心”通过与“边缘”不等价交换从“边缘”聚敛财富,导致两者贫富差距拉大,区域发展高度不平衡,结果产生反体系运动,最后摧毁体系本身。
理性选择。理性简言之就是偏好排列。理性选择不是一个具体的理论,而是一种以约束下的个人目标导向来解释个人和集体/社会结果的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学中,博弈论是理性选择学派最常用的理论工作,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就是谢林(Thomas Shelling)提出的“讨价还价”理论。此后,理性选择在国际冲突和战略研究中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主要致力于回答国际战争为什么发生以及如何避免等问题。布宜诺·德·梅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等贡献了“选主理论”(the selectorate theory)这一影响巨大的政治学理论:决策者的首要目标是政治生存,所以包括外交政策在内的公共政策必须要能够满足选主——有能力影响决策者政治生存的政治行为者的需要。
心理/认知学派。心理/认知学派是对理性选择的挑战和补充。如果说理论是对政治过程和结果的描述、解释或预测,那么理性选择重视的是结果或预测的真实性。相比之下,心理/认知学派重视理论前提和政治过程的真实性。例如,西蒙(Herbert Simon)在1985年的经典论文中指出“理性选择学者所秉持的充分理性假定是不真实的”。时间约束、情绪和信息条件都会导致理性的有限性。相对于重视结果理性的理性选择学派,追索过程理性的认知途径更能揭示政治过程。
心理/认知学派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杰维斯(Robert Jervis)。他1976年出版的《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的知觉》,把认知与误解视为导致冲突和战争的根源;在1997年的《体系效应:政治及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一书中指出,人们的行为常常引出始料不及或不可避免的结果,努力会产生反效应。他认为,不能通过个别行为来预测,战略取决于对方,而且行为可以改变环境。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卢凌宇 胡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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