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 | 传统命理学的“黑箱理论”与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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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投

二、随笔

01

中国传统命理学和中医学同是中国古代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走的也是类似的探究道路。

作为中医基础理论核心之一，是藏象学说。

“藏”，是指人体内的内脏；

“象”，是指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征象。

藏象，就是藏于体内的内脏反映于外的生理、病理征象。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人忌讳死亡，肯定是不喜欢解剖尸体的，东方哲学都是喜欢搞整体论，不喜欢分解论。

所以根据外在的“象”，通过一套哲学体系来测出内藏的病症，由此建立起一套独特的生理和病理的理论。这就是传统中医学的藏象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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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象学说的方法论，跟现代控制论的“黑箱理论”类似。

它是一种“不打开黑箱”研究人体系统的方法，即在不干扰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情况下，研究有关脏腑的生理、病理及其相互关系。

中医里把人体当做黑箱，创立了中医理论，类似于人工智能专家把人脑当做黑箱，创造了训练神经网络的算法。

《如何利用AI思维做好亲子教育？》里我提到做一个深度学习算法的三个步骤：简化、设定、训练。

整个神经网络就像一个黑箱。

你不知道里面到底是什么参数原理，但是你可以通过非常实用主义的方式来判断这套理论的正误与否。

最终训练出来的结果就是：会，但是说不清 —— 人脑的这个特点，就这样简单粗暴地被神经网络复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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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字命理同样是如此，作为这个黑箱的输入，是一个人的出生时辰。

作为黑箱的输出，是关于这个人的生命潜质和人生历程的描写和预测。

关于这个黑箱内部的真实的具体结构，谁也不清楚。

如果说人体的“黑箱”还有望有彻底打开的一天，那么，这个制约人生的“黑箱”，则可能永远也打不开。至少到今天，我们对它的真实结构、内部构件，一无所知。

但是，当输入某个人出生的年、月、日及时辰，它可以输出关于这个人的人生历程的某种近似的“描写和预测”。

而能做出这种描写和预测，就是这个黑箱所具备的功能。因为的确存在有观察得到的某种对应关系存在。

命理探求者就是在这种观察到的对应关系基础上，尝试去揭示这个黑箱的功能，去构建或模拟它的操作系统的。而“天人合一”的观念，以及“气—阴阳—五行”的认识手段，为模拟这个黑箱的功能奠定了理论的基础。

04

中国命理学的发展历史，就是构建这个黑箱，使其具有描写和预测功能的历史。

在中国古代，“命”的观念起源很早。

我们都知道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

甲骨文写的什么内容？

主要就是商王室的占卜记录。

商代王室贵族上至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

05

周人对旧有殷商的宗教思想做出了重大改造。

首先，周人也是敬畏天命的。

但是，为什么上天改变了初衷，抛弃了敬拜它的殷人，转而垂青于周人呢？

这个就需要一个解释。

于是周人说：“天的意志是变化的。”

所以，仅靠祭奉无补于事，上天只关照有德行的人！——这是周人琢磨出来的结论。

“天”是一个有道德、有权威的主宰。它监临人世，赏善惩恶。

因此，完全放弃人事而诉诸宗教，成了不可取的事了。

这是出现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道德定命”的天命观。

06

春秋时期的孔子正是承继了周朝这样的天命观，把实施儒家的政治理想，看作是一种神圣的召唤，一种历史使命。

孔子自己的感悟——“五十而知天命”。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早的个体意识、个人主体性的觉醒。这种思索的意义不亚于周人对“德”的理性认识。

春秋战国时期确实是一个灿烂夺目的时代，其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士”的阶层的崛起。

在殷商、西周时代，“学在官府”。学术文化只限于王室和贵族的圈子，只有贵族及其子弟才有受教育的特权。

然而，春秋时期的社会大动荡，周天子大权旁落，公室衰败，许多原先在王公贵族、诸侯大夫门下从事文化活动的士子，不得不流落民间。

还有“私学”的兴起，使大批新兴地主、商人、平民子弟，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孔子就是开创私学的第一人。

孔子虽然谈“天命”，但他并不迷信。他重视的是现世，面对的是现实，不讲虚无渺茫的事。所以他在回答子路的询问时，反复强调的是真实人生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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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一个怀抱政治理想的人。他对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自己的深刻理解。

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纷乱现状，他认为，只有通过“正名”，社会才能走上正常的轨道。

所谓“正名”，就是指客观存在的事物要符合它们名称的本来含义。在社会关系中，每一个名称都包含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因此，正如他回答齐景公时所说的：“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

如果“名”（名称）和“实”（实质）相符了，社会就和谐了。这就是“正名”的意义。

但是，正是在把人放进了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中，强调每一个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的时候，原本刚刚觉醒的个人主体性意识，又被淹没在层层紧扣的社会的关系网络中了。个体变成了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角色”，而各个角色在这个现实的关系网络中是具有等级差别的。

比如，在孔子的眼里，君和臣的位置——君在上、臣在下，是不能颠倒的。这样，作为大臣，就丧失了跟君王平等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后来被中国历代皇朝利用和改造，成为意识形态的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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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身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一种中国特色的实用—经验理性。这种理性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已经渗透到了中国人的血液里。

这种实用—经验理性，正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积累的成果。

在漫长的农耕社会里，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农民，在周而复始的日常劳作和日常生计中，领悟到一条朴实的真理：利无倖至，力不虚掷，空想无益，只有实心做事，才会有所收获。

这种农人的务实本色，也感染了中国的贤哲们——“大人不华，君子务实。”由此形成了一种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它使大多数中国人拥有面对现实生活的价值趋向。

或许正是这种“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民族性格，秦汉以来，虽有土生或外来宗教的流传，但基本上没有陷入过全国性的宗教迷狂。

世俗的、入世的思想，始终压倒神异的、出世的思想。

因为注重现世，自然要求了解人生的过程，也影响和规定了它认识和探究个人命运的一般规范。

所以，传统命理学也一直有一个特点，就是重视实用，而轻视理论建构；重视领悟和顿悟，而轻视客观的理性分析，忽视概念和逻辑推理。

09

孔子的儒家思想自从独尊儒术之后，统治者让所有人保持统一口径用儒学一种声音说话，不允许其他杂音，所以要不停的打压异己，儒与法的结合就必然会打击命理学。

这个很好理解，命理学，尤其是谶纬之学，作为一种议论国运盛衰的政治预言，毕竟容易成为野心家篡政夺权的工具。

比如陈胜起义、刘秀崛起、王莽篡汉都曾利过用谶纬之说，作为改朝换代的舆论工具。

秦始皇三十二年，方士卢生受秦始皇之命入海求仙，带回一本神秘的图册，有“亡秦者，胡也”的谶语。

秦始皇看到后，心中十分恐慌。他当时的理解是：大秦帝国会亡于北方的少数民族——胡人。于是派遣蒙恬统兵三十万，北击匈奴，同时还修建了万里长城。

然而，汉朝郑玄指出：“胡者，胡亥。”这正是秦二世的名字。“亡秦者，胡也”，就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弄假成真的谶言。

什么是焚书坑儒？

焚书。

就是秦始皇下令焚烧了除了医学、卜卦、农学及秦国历史之外的所有书籍，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

坑儒。

就是秦始皇后期寻求长生不老，重用一些方士，但这些方士并没有什么能耐，而且还有些方士在背后议论秦始皇，秦始皇大怒，在咸阳城外坑杀了400余名方士，也有一些儒生被牵连并遭到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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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后谶纬之学被禁，但谶纬学说中对阴阳五行特征、干支符号等方面的重视和完善，却为传统命理学的出现准备了条件。从此，术士儒生从热衷窥探国运的“天命”，彻底转向了专门推算和预测个人的“天命”了。

命理学不再成为主流后，就被道教给捡起来了，作为“山、医、命、相、卜” 五术之一。

道教虽然来源复杂，但主要是两个源头，在理论体系上，源头是道家；在技术手段上，它继承的是先秦的方术。

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句古话：“不为良相，就为良医。”

我当良相，能为天下苍生；如果不能呢，我就守住原则，我造福乡里，当一个医生也挺好。

良相，就是庙堂之上的活法；良医，就是江湖之远的活法。

五术的（山、医、命、相、卜）基本构成，都是源自易经。古代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喜欢研究这些玩意，比如类似苏东坡这样的被贬知识分子、魏晋时期喜欢玄谈的那些才子们。

所以有一些江湖术士，往往是同时集风水师、医生和命理师于一体的高手，而看相占卜什么的也是拿手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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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先秦诸子对天命的讨论，到两汉时代，人们对命运的认识逐渐成熟。

东汉王充的自然定命论，为个人命运的探求提供了明确的切入点——“初禀”之气。

一种比较成熟的研究个人命运的学问的出现，大致需要满足以下三个基本条件：

第一，个体主体性意识。

因为研究和探讨的对象是个人的命运，因此，只有当人的个体主体性意识张扬的时候，对人的命运的研究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严肃的课题。

第二，可以模式化的社会环境。

只有当社会大环境这个参照系统是相对稳定的，人的穷通荣辱才可能得到比较和描写。这时，命理学的研究才有可能达到某种深度和广度。

第三，世俗化的价值取向。

对个人命运的描写和探讨，本质上是世俗性的。只有当社会上相当数量的人采取世俗化的价值取向的时候，命理学的研究才有了它能牢牢扎根的土壤。这时，面向世俗功利世界的命理研究，才可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世俗功利世界的命理研究，才可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到东汉中期以后，传统命理学出现的社会和思想方面的前提条件已经形成。

三、自律

——彭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