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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1945年5月，当德国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基本结束了。对于德国人来说，这次与27年前一战结束时的情形是极为不同的。尽管结束一战的《凡尔赛条约》(Versailles Treaty)已经足够严厉，但它仍然让德国得以保留10万人的残余军队。一战结束时，英法美等列强出于自身利益“各自心怀鬼胎”，造成了既没有彻底削弱德国，又没有足够安抚德国，让德国人背上沉重经济枷锁的同时，满怀愤懑又具备再武装的基础。德国人将久经战阵且足够优秀的的人留在新的帝国大厦，随后用他们组成军队的骨干，德国国防军(Wehrmacht)以及后来作为其一部分的纳粹德国空军(Lufiwaffe)就是以此起步。这一次，胜利的盟国决心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德国被彻底解除武装，德国国防军于1946年8月20日被盟军管制委员会彻底解散。

测试美国飞机的德国飞行员

仅仅九年后，世界看起来就大不一样了。在战争结束时，苏联从德国手中“解放”了东欧国家，并且开始控制他们。为了防御苏联，1949年4月，西方盟国组建了北大西洋公约约组织（北约-NATO），并建立起统一的军事指挥结构。针锋相对，1955年5月苏联与七个卫星国”签署了《华沙条约》,就此拉开华约与北约持续数十年的对峙大幕。此时，北约部署在欧洲心脏地带的部队数量已经被超越了，美国、法国和英国被迫得出结论，他们的唯一可以维持军事平衡的方法就是重新武装他们曾经的德国敌人，并将其至于北约军事一体化控制之下。1955年在《巴黎协定》授权下，联邦德国（西德）得以组建新的武装力量-联邦国防军。

前德国夜间空防系统负责人约瑟夫·卡姆胡贝尔在1957年被选为德国联邦空军的第一位“参谋长”

沉重历史包袱下的艰难重建，联邦德国空军首任指挥官诞生

“重建军队”把它写在纸上（指签署条约）是一回事，但是建立军队尤其是空军不可能一蹴而就。普通士兵和飞行员可以从民众中招募并在六个月的时间里进行最低限度的有效性培训，但是军队领导层呢，从哪里可以找到有军事背景和经验的军官来组织、训练和领导一支从无到有的新军事力量呢?而培养一名现代战机飞行员又需要多少时间?更重要的是，谁能够来训练他们呢？摆在德国人面前的是一个又一个的棘手问题。

王牌飞行员格哈德·巴克霍恩、埃里希·哈特曼、约翰内斯·施泰因霍夫和冈瑟·拉尔

根据德国的情况，答案是显而易见却又绝非简单的。十多年前，德国拥有历史上最好的陆军和空军之一，但是已经跟随邪恶的第三帝国一起被埋葬了。在1933年至1945年期间，德国诞生了许多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将领，以及更多战绩卓著的战斗飞行员，但是到了1955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要么已经不在人世、要么过于老迈亦或者因触犯二战战争罪而不便启用。因此，对于西德来说当时最大的挑战就是“找到足够多的“经验丰富、记录清白”的前德国国防军和空军的高级军官，他们有足够的军事经验并且意志坚定。在寻找飞行员方面有一个特殊的问题，那就是“臭名昭著”的赫尔曼·戈林给他治下的前德国空军带来的污点。

所有自愿加入新联邦国防军的前德国国防军军人，都必须接受西德政府人事检查委员会严格的资格审查（包括能力和历史方面）。1957年秋天，最终只有42名前德军将领在被批准加入联邦国防军。前德国空军将领、王牌飞行员（曾被誉为二战德国空中战神）的阿道夫·加兰德（Adolf Galland）不在名单之中，尽管西德政府最初尝试联系他，想让他回来担任联邦空军司令，但美国空军参谋长内森·特文宁上将表示强烈反对。主要原因就是加兰德在战后几年里一直担任阿根廷空军的军事顾问，而当时美国和阿根廷之间关系紧张，美国人认为阿根廷的胡安·庇隆政府对美国怀有敌意，这一点严重阻挠了阿道夫·加兰德重返德国空军之路。

在幸存的飞行员中，“斯图卡王牌飞行员”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甚至根本没有被考虑过，他曾是德国国防军中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但同时也是一个顽固不化的纳粹分子。那些幸存并原因重返空军的前飞行员中，包括在这战争中取得战绩的前三名和第23名的“优秀”人才，但是联邦国防军还是需要设法找到一位可以接受的并且愿意返回的前德国空军高级将领，来领导新的德国空军。

1957年6月1日，德国前空军将领约瑟夫·卡姆胡贝尔（Josef Kammhuber）宣誓就任联邦空军首任最高领导人。为了摆脱与前纳粹德国“总参谋长”头衔所有相关的历史包袱，联邦国防军三个军种的新任领导人都被授予“监察长”（inspector）的头衔，整个联邦国防军的最高指挥者被授予“总监察长”（general inspector）的头衔。联邦德国空军的“监察长”相当于德国空军的参谋长，而联邦国防军的“总监”则相当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1960年7月，卡姆胡贝尔在座舱中与联邦德国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一起见证了F-104战斗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约瑟夫·卡姆胡贝尔加入巴伐利亚工兵营服役，经历过“凡尔登绞肉机”的生死考验，战后在国防军中留任（10万留任官兵中的一员）。1926年开始接受参谋军官课程培训，1929年以前曾在保罗·豪塞尔和古德里安手下工作过，逐渐开始接触德国新军事变革。随后一年，由于作战部需要懂飞行技术和空战战术的人，他被秘密派往苏联利佩茨克组织秘密飞行训练，为二战德国空军的重建和成为空战专家打下基础。在1940年法国之战期间，卡姆胡贝尔转任西线第51轰炸机联队（Kampf geschwader 51）指挥官，然而1940年6月他亲帅战机轰炸法国机场时，座机被两架英军飞机击落，在飞机成功迫降后被俘，44岁的卡姆胡贝尔第一次走进战俘营。

法国投降获释后，卡姆胡贝尔重返部队并进入空军总参谋部，协调指挥高炮、雷探照灯和雷达部队，开始钻研和系统了解夜间防空作战的装备和理论。后来卡姆胡贝尔被戈林调遣到第1夜间战斗机师任师长，但手下只有第1夜间战斗机联队（NJG 1）和一些通讯团、探照灯旅，这些部队之间也是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预警通报体系，拦截效率十分低下。为此，卡姆胡贝尔开始研究提前预警战术并组织抽调专业人员转隶夜间战斗机部队服役，很快他就被冠以“德国夜间战斗机部队之父”的美誉。1940年8月“鹰日”拉开了不列颠空战的序幕，指挥驻扎在荷兰的夜间战斗机部队为卡姆胡贝尔提供了验证自己理论的机会，在雷达技术成熟之前，他用探照灯和高炮网络组建了复杂、绵密的夜间防空网络，取得显著战果。1940年10月16日，约瑟夫·卡姆胡贝尔被晋升为少将，大约一年后获颁骑士十字勋章。

卡姆胡贝尔防线的一个“狩猎箱”单元组成示意

1941年8月，卡姆胡贝尔晋升中将，同时担任第12航空军司令，负责指挥第1夜间战斗机师和其他所有的德国夜间防空力量。此时雷达技术已经得到不断推广和应用，他开始着手建立更加现代化的防空体系。卡姆胡贝尔组建了一条夜间防御链，该防御工事由法国南部延伸到北海（丹麦），覆盖着范围互相重叠的三层雷达站纵深网络，每一条防线覆盖东西宽20公里，南北长32公里的范围，每个防线都设置了控制中心，它所控制的区域被称为“狩猎箱”，每个“狩猎箱”由一座搜索半径100公里的“弗雷亚”雷达、2架夜间战斗机、多台探照灯组成。这种由雷达、战斗机、探照灯及地面控制器组成的连锁防空系统，被英国人称为“卡姆胡贝尔防线”（Kammhuber Line）。但是英美电子战技术最终占据了上风，1943年秋经历过盟军的几次毁灭性空袭后，卡姆胡贝尔被解除了夜间防空作战指挥官的职务，并派往挪威指挥第五航空队。

德国投降后，美国将约瑟夫·卡姆胡贝尔视为战俘，但他于1948年4月被释放，并未受到任何指控。他为美国陆军历史司撰写了一系列专着，内容涉及德国针对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陆军航空队的空中防御行为。在成为新的联邦德国空军的首任指挥官后，卡姆胡贝尔中将开始以美国空军为参考重建部队。1961年5月，他成为联邦德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晋升为上将军衔的单一军种指挥官，1962年9月从联邦国防军任上退役。

在谈到北约的“核保护伞”以及建立德国联邦国防军的原因时，卡姆胡贝尔认为：“我不确定西方两个核武器大国“美国和英国”，是否准备好在面临毁灭人类风险的情况下，运用其战略核力量在规模较小或有限的冲突中捍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实力较弱的欧洲大国，例如联邦德国，应该有能力自己应对这种潜在的危险。”

联邦德国空军的两架F-104G战斗机起飞训练

联邦德国空军的继任“参谋长”们

沃纳·潘尼茨基（Werner Panitzki）于1962年10月宣誓就职成为联邦德国空军第二任“监察长”（inspector）。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潘尼茨基曾在波兰和法国战役以及不列颠空战中担任战斗机飞行员，1940年在巴尔干半岛的战斗中因机械故障导致飞机坠毁，是他遭受了脊椎损伤，并缺席了后来的战争。 1945年到1947年，潘尼茨基曾英美两国的囚禁。 1955年，他加入联邦空军担任上校，并且开始逐渐担任高级别军官。

潘尼茨基批评了购买F-104星式战斗机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决定后，被解除联邦空军参谋长职务

潘尼茨基在领导联邦德国空军时期，因为众所周知的“星式战斗机”事件而充满争议性。1960年，德国采购了美国洛克希德F-104“星”战斗机，尽管该机是按照高空高速截击机设计的，但联邦德国空军却将其按照多功能战斗机部署使用。在巨大的反对声浪中，德国国防部依然力主采购了这款美国战机，采购数量高达916架（当年西德装备数量最多的战机），其中有292架坠毁，造成116名飞行员牺牲，成功为该机赢得了“寡妇制造者”的诨号。随着公众的批评声与日俱增和德国空军士气的严重衰落，潘尼茨基在1966年8月批评采购“星”式战斗机是“在美国压力下的一个纯粹的政治决定”。此后不久，德国国防部长凯-乌维冯·哈塞尔(Kai-Uwe von Hassel)解除了他的职务，但允许他以中将军衔退役。

1969年，约翰内斯·施泰因霍夫(左)和美国将军威廉·w·莫迈耶参加北约联合演习，1943年两人曾在意大利作战

约翰内斯·施泰因霍夫，“橡叶带剑骑士级铁十字勋章”获得者，是有史以来德国最伟大的飞行员之一。二战期间共击落敌机176架，是历史上击落战机数量第23名的王牌飞行员和第一批喷气式飞机飞行员。1945年初，他是“战斗机飞行员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反对当时德国空军高级指挥官尤其是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的无能指挥。施泰因霍夫在战争最后“绝望的几周”被指派加入阿道夫·加兰德的第44战斗机专家中队（Jagdverband 44）驾驶梅塞施密特Me-262喷气式战斗机。1945年4月18日，施泰因霍夫的Me-262在起飞时坠毁了，由此产生的火灾使他的变得面目全非，战后两年他在医院中接受了一连串的整容手术。

1955年，施泰因霍夫加入联邦空军担任上校. 他是一位技术娴熟的飞行员，同时也是一位具备非凡领导能力的军官，职位和军衔获得迅速晋升。1965-66年期间，施泰因霍夫成为北约中欧空军司令部司令；1966年晚些时候，以中将身份成为成为联邦德国空军的第三任“监察长”（相当于参谋长）。在他任上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应对“F-104星式战斗机危机”。经过系统分析之后，施泰因霍夫给出的结论是“事故频发主要是因为针对对F-104战机特点的培训不足”。为此，他建立了一套强化培训制度，并以此大大降低了事故率。1971年，约翰内斯·施泰因霍夫晋升上将军衔（full general），并被任命为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也是第二位担任此职位的德国二战军官。

冈瑟·拉尔和他的Bf-109(Me-109)战机纪念册

冈瑟·拉尔少校是德国乃至世界史上得分第三高的王牌飞行员。拉尔曾经服役于著名的第52战斗机联队（Jagdgeschwader 52，JG.52），该联队取得了击落10800架敌机的匪夷所思的战绩，这种战绩堪称空前绝后，但是该联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西方籍籍无名，主要因为他们的战绩主要是在东线取得的。拉尔本人则取得了击落敌机275架的成绩，而他自己也在621次战斗任务中被击落了8次。 1944年秋，拉尔被任命为德国空军训练学校教务长，用俘获的盟军战机组织模拟对抗训练，以研究美英战机的能力和不足。在与梅塞施密特Me-109战斗机的模拟空战中，拉尔驾驶过洛克希德公司的P-38“闪电”，共和国公司的P-47“雷电”和北美公司的P-51“野马”以及英国的“喷火”战斗机。他在《冈瑟·拉尔回忆录》中曾写道:“我真的能察觉到德、英、美三种飞机在战术使用上的不同，同时P-51野马战斗机极其舒适的驾驶舱，良好的后视、超远航程、机动性和电启动系统使我对其充满敬意，”同时拉尔也认为“P-38战斗机有点奇怪，主要因为他的控制杆与众不同，但是他有一个非常迷人的特征。这种飞机设计了控制飞机滚转运动的动力副翼，只需轻按开关，就可以用一根手指使飞机倾斜，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也是一架机动性颇强的飞机，有比较好的驾驶体验。”

或许是二战最好的战斗机P-51“野马”

拉尔1956年加入联邦德国空军，并被派往美国接受最新的高性能飞机高级训练，上世纪60年代初被晋升为准将。后来，拉尔与他的好友施泰因霍夫共同制定了解决F-104战斗机故障率偏高的训练计划。 他被任命为第34战斗机轰炸机联队（Jagdbombergeschwader 34）指挥官，回忆往事拉尔说道：“最初的日子异常艰难，飞行员们开始惧怕这种飞机，我必须激励士气并设法弄清飞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同时还要保持参与该项目的北约成员之间的平衡。”

1971年，冈瑟·拉尔接替施泰因霍夫成为德国联邦空军的第四任“监察长”（参谋长），1974年成为北约军事委员会的德国代表。然而，第二年，拉尔对当时被世界孤立的南非进行了一次有争议的访问，在舆论的漩涡中被迫从中将职位上退休。

二战结束前，德国飞行员弗里德里希·埃里希·奥布泽上校以击落敌机117架的战绩结束了他的战争生涯，所有这些记录都是在第52战斗机联队（JG.52）从东线取得的。1944年11月，一枚反坦克火箭弹在他手中爆炸，从此退出了战争。二战结束后他被美国释放，并在一家公司从事回收德国轰炸机的工作。

1956年，奥布泽加入了联邦空军，60年代分别指挥过第43和第31战斗轰炸机联队，此后他开始负责空军多用途作战飞机系统事宜。1978年他被任命为联邦空军第六任“监察长”（此前的过渡人员在此不提），1983年以中将军衔退休。 1981，在德国联邦议院国防委员会上接受质询时，奥布泽的证词引起轰动几乎被提前解职，当时他报告说“国防预算削减将使联邦空军无法完全履行其指定任务”，其实这一幕最近几年也经常上演，人们普遍质疑联邦国防军的装备、维护和军事能力。

1943年，巴克霍恩（中间）随第52联队在苏联作战

格哈德·巴克霍恩少校是历史上战绩排名第二的王牌飞行员，在1104次战斗任务中获得击落301架敌机的成绩。他的大部分战争生涯也都是在东部战线上度过的，与冈瑟·拉尔和埃里希·哈特曼一起在第52战斗机联队（JG.52）服役。 正当巴克霍恩稳固其德国空军第一王牌的地位时，1944年5月的一场“狗斗”令他严重受伤，在医院里度过的四个月后，埃里希·哈特曼超过了他的战绩。战争的最后几周，巴克霍恩是在西线度过的，他也加入了阿道夫·加兰德的“专家中队”（JV.44）驾驶Me-262喷气式战斗机。1945年4月21日，巴克霍恩在完成他最后的任务返回时发生了坠机事故，当他还在医院时战争结束了并被俘虏，1945年9月被美国释放。巴科霍恩于1956年加入联邦德国空军，最初指挥的第31战斗轰炸机联队（Jagdbombergeschwader 31）。1963年，他被调往空军测试司令部，而其最后一项任职是担任北约第二联合战术空军的参谋长，1975年以少将身份退休。八年后，历史上最伟大的战斗机飞行员之一和他的妻子在科隆附近的一场车祸中丧生。

“战绩永不会被超越”的第一王牌飞行员

考虑到今天更快、更复杂、更致命的空对空作战环境，埃里希·哈特曼少校在二战期间赢得352个击落的记录应该永远不会被超越了。1942年10月，年仅20岁的哈特曼被分配到东线的第52战斗机联队（JG.52），在那里他迅速开始提高自己的战绩。他驾驶的Me-109战斗机上绘有独特“黑色郁金香”图案，并在苏联人中享有“乌克兰黑色魔鬼”的“美誉”。哈特曼曾在在一天之中击落了5架以上敌军战机。1944年8月25日，他获得第300次和301次胜利之后，他成为了第18个获得“钻石双剑银橡叶骑士十字勋章 ”（总共只有27人获得）。战争结束时哈特曼随他的部队在捷克向美国第90步兵师投降，德国高层也不想让这位东线王牌落到苏联人手里，但是由于捷克在协议中属于苏联的受降地，1945年5月16日，埃里希·哈特曼被美军移交给苏联。在苏期间，由于哈特曼出色的战绩和曾驾驶过Me-262喷气式战斗机，苏联人频繁审问他，但是哈特曼拒绝合作，并多次绝食抗议，不得不被采取强制喂养，1949年12月苏联判处哈特曼25年徒刑，1955年西德总理阿登纳以签署贸易协定为条件要求苏联释放哈特曼等二战军官，使这位德国王牌被提前释放回国。

第一王牌飞行员“埃里希·哈特曼”，虽然关于他的战绩至今仍然争议颇多，但几乎无人否认其空战技能及战术

埃里希·哈特曼于1956年加入德国联邦空军，并被任命为新组建的第71战斗机联队（JG.71）指挥官。 他开始驾驶北美航空公司研制的F-86“佩刀”战斗机，机头上仍然涂着他钟爱的的黑色郁金香图案，很快哈特曼很快在同行中赢得了声誉。但是他在苏联度过的10年艰苦岁月对他后来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那段时间里，哈特曼唯一的儿子（他从未见过）夭折了。哈特曼是为数不多的被移交给苏联的德国优秀飞行员。曾与哈特曼一起在苏联服刑过的同伴在评论哈特曼对联邦德国政府高官的态度时说到：“他不懂机谋和变通，在与他们交谈时哈特曼就像是在面对苏联内务部官员一样，他们的思维被严重困扰了。”

即使加入联邦德国空军改飞F-86“佩刀”，哈特曼的座机机头依然彩绘黑色郁金香

在F-104“星”式战斗机事件上，哈特曼反对很多同行的意见，当施泰因霍夫、冈瑟·拉尔，巴克霍恩等人认为“更好的飞行员培训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时，哈特曼却支持潘尼茨基的意见，并谴责这架飞机的设计不佳。而且早在1957年，他就曾建议卡姆胡贝尔先不要购买F-104“我们不应该购买我们不了解的飞机。” 然而，在获得在美国的飞行机会后，他显然又改变了主意。哈特曼说道：“我不认为F-104是一种不良的武器系统，而是我们的人为问题造成了严重麻烦。” 他认为“德国的年轻飞行员缺乏使用如此复杂的武器系统的经验。”

埃里希·哈特曼在取得第350个击落战绩时，座机身上绘有爱心图案

最终，埃里希·哈特曼被贴上了“一个好飞行员，但不是一个好军官”的标签。他从未进入过德国高级将领的行列，世界第一的战斗机王牌在1970年被迫以上校身份提前退役。1997年1月，在他死后三年多的时间里，俄罗斯联邦推翻了苏联对他犯有战争罪的定罪，并宣告他无罪。而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也曾盛赞哈特曼为“史无前例的人物，与旧战术方法决裂的伟大飞行员”。

德国后来的主力战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