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光的复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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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语》中，孔子以片言只语、微言大义的形式，多次谈论了理想中的君子人格。例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等等。尽管强调点各有不同，但所有这些理想人格，最终都指向一个目标——救世济民，具体地说，就是人仕为官，正如孔子自言“吾岂菀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从而，不论是学而优则仕，还是内圣外王，实质都是儒家从修身哲学到政治实践的逻辑推演和理想结合，也是古代士人的自我定位与人生设计。然而，理想虽然美好，现实难免错乱，当怀抱人格理想的知识分子进人现实政治中时，却往往遭遇碰撞与尴尬。西汉后期成、哀、平三朝重臣孔光的一生，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仕途之涯

孔光的仕途拥有一个优越的起点。身为孔子的第十四世孙，再加上父亲孔霸又是汉元帝的老师，像当时大多数出身高门望族者一样，孔光不到20岁就被察举为议郎进入中央政府，随后又被光禄勋匡衡举荐为谏大夫。既然是谏大夫，自然要对朝政得失提出意见，或许是因为年轻气盛，孔光屡屡发表言论顶撞汉元斋，不久被外放地方任虹县（今安徽五河县）县令。仕途第一次受挫，孔光干脆辞官回家，广收门徒，专心讲学。

汉元帝去世后，汉成帝即位，孔光又被察举为博士，多次出色完成任务，“录冤狱，行风俗，贩赡流民”，政声斐然，旋即以高第出任尚书，直接在成帝身边工作，深受成帝信任，之后一路迁升，直至担任光禄勋、领尚书事，掌典枢机十余年。

绥和二年（前7年），汉成帝去世，时任左将军的孔光在成帝灵前拜受丞相位，成为新皇帝汉哀帝的股肱之臣。不过，这段政治蜜月期并没有维系多久，孔光先是多次与哀帝祖母傅太后就朝政问题发生争执，再加上当初成帝议立太子时，孔光所建议人选并非哀帝，嫌隙早已种下。因此，出任丞相后的第三年，孔光就被罢官回乡，从此不问政事，杜门自守。

元寿元年（前2年），傅太后去世，汉哀帝思念孔光，下令征召其入朝，拜为光禄大夫，数月后又复任丞相。然而，仅仅一年之后，哀帝去世，年仅9岁的汉平帝继位，太后王政君临朝称制，政事尽委于大司马王莽。由于孔光乃“旧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王莽对孔光一方面备礼事之，另一方面又深利用之，每欲打击政敌，总是先拟好奏章，再以太后名义要求孔光据此上奏。目睹王莽威权日盛，孔光“忧惧不知所出”，连续上书请求告老退休，最终以太师身份“归老于第”。

元始五年（5年）,70岁的孔光流然长逝。对于这样一位历经沉浮、前后居公辅位十七年的老臣，朝廷也给予了极高哀荣，为他举办了一场隆重葬礼，总算为其漫长仕途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

人格之守

孔子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孟子也曾说，“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作为理想人格的君子，入仕为官，目的在于“谋道”“忧道”，而非“谋食”“忧贫”。因此，坚守节操，坚定原则，坚持底线，就成了士人在政治中的准绳，而不可为了富贵孜孜以求，甚至不惜自毁名节、自甘堕落。

应当说，在仕途的大部分时期，特别是在早期，孔光都以这一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一是为官有为。出身确实给予了孔光入仕的帮助，但这之后的成长，与他自身的努力更密不可分。不论是当博士时“奉使称旨”，还是任尚书时“明习汉制及法令”，都展示了孔光突出的行政才干。孔光罢相后，不到一年时间，朝廷连续更换了朱博、平当、王嘉三任丞相，“议者皆以为不及光”，汉哀帝“由是思之”，才会有傅太后一死，立即下令征召其人朝。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正发生日蚀，哀帝以此询问孔光，孔光劝告哀帝敬畏天变，正德顺天，进贤退佞，平刑罚，薄赋敛，恩泽加于百姓，“诚为政之大本，应变之至务也”，至于“祈穰小数，终无益于应天塞异，销祸兴福”，可谓至理之言。反观如今一些官员寻仙求佛拜大师，不问苍生问鬼神，无疑高下立判。

孔光“少以经行自著”，尤明经学，这在重视仪礼特别是讲究以礼入法、德主刑辅的汉代尤显重要。汉成帝时有一个案子，定陵侯淳于长因犯大逆罪当诛，他的六个小妾在其事已犯而未发之间均已离去。丞相翟方进、大司空何武认为，淳于长犯罪之时与六人仍为夫妻，因此当以连坐判之。孔光则认为，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淳于长抛弃六人时，并没有想到所犯之罪会败露，因此不是有意为她们将来脱身，既然当时断绝了夫妻情义，如今再以夫妻之名判处六人连坐，实属“名不正”。汉成帝最终被孔光说服，下令免去了六人死罪。

二是敢于直言。如前所述，步入仕途之初，年轻的孔光就因为直言无忌、谏言不讳，多次冒犯汉元帝，以致贬官外放。这个特点并没有随着他地位的迁升而消失，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孔光都没有缺席失声。例如，汉成帝因无继嗣，欲在同母弟中山孝王刘兴和异母弟定陶恭王之子刘欣（即汉哀帝）中间选择，孔光援引《尚书》中商代兄终弟及的故事，认为当立刘兴。又如，汉哀帝继位后，傅太后也想获得与成帝母亲王政君同样的尊号，“群下多顺指”，唯独孔光与史丹二人认为不可。这些有关礼法的意见当然都可以讨论，但孔光敢于发表自己看法的勇气无疑值得肯定。特别是，为阻止傅太后干政，孔光一再与其发生冲究，终于导致罢相，亦可见其性格刚正的一面。

三是严以律己。政声的背后，是孔光对修身的恪守。汉成帝曾下诏表扬孔光“周密谨慎，未尝有过”，这也可以说是孔光一生的特征。他长期在汉成帝身边工作，但从未将中枢机要作为炫耀的谈资，但凡有所进言，总反复删改，“以为彰主之过，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孔光入仕早，成名亦早，但性格自守，从不聚党结派，亦不谋求于人，早年虽因讲学门生众多，后来又身居高位，却从未举荐过自己的学生，以至于弟子们“至或怨之”;与此同时，对其他人或“有所荐举”，总是“唯恐其人之闻知”，也因此被人称赞“其公如此”!

孔光每次回家，家中闲谈燕语，从不语及朝政，家里人有一次偶然问他：“长乐宫温室殿都种了什么树？”孔光沉默不应，“更答以他语，其不泄如是”。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温室树”的典故。

政治之围

无疑，孔光的仕宦生涯，一直努力以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或者说一直将政治作为其人格理想的实践。然而，现实又岂是如此简单。政治的运行固然有其规律与要求，孔光所处的年代又是西汉末期，环境险恶，处处逼仄，这就不能不对他产生强烈影响，并导致其后来的行为出现巨大变化与反差。

首先，孔光的性格，既有刚正的一面，也有柔顺的一面，随着时间的增长，后者愈发显现。早在汉成帝身边工作时，成帝但有所问，孔光虽然“据经法以心所安而对，不希指苟合”，但如成帝不听，他也从不敢“强谏争”“以是久而安”。事实上，不论是因立太子之事，他以“议不中意”，从御史大夫贬任廷尉，还是因触犯傅太后被罢相，孔光总是默然受之。或许在他看来，这种随遇而安的态度也是君子人格中“宠辱不惊”的表现吧。

其次，伴随着宦海浮沉，特别是在经历了罢相打击后，年轻时的锐气在孔光身上似乎越来越淡，他慢慢变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直至浑然成了庸庸碌碌的老官僚。这一点突出体现在他第三次出仕之后。当时汉哀帝虽然对他重新起用，但实际上所宠信的乃是董贤。早在孔光担任御史大夫时，董贤的父亲还只是他的下属，为帮助董贤树立威信，哀帝故意让董贤拜访孔光。孔光亦明白哀帝心意，果然对董贤恭谨送迎，“不敢以宾客钧敌之礼”，大大遂了哀帝心愿。哀帝死后，王莽在太后王政君庇护下，擅专朝政。但与当年积极同傅太后斗争不同，对于王莽种种倒行逆施，孔光只是“忧惧不知所出”，唯有“固称疾辞位”,并默然接受了王莽对他的利用，甚至参与到百官对王莽的“造神”运动中。孔光于王莽篡汉前三年去世，这也难免令人想象，他若一直活到那时，以其声名，恐怕少不了还将继续成为王莽“被劝进”的棋子。

事实上，正是因为晚年的这些表现，孔光在后世一些人眼中，形象大大打了折扣。如班固在《汉书》中便毫不客气地指出，孔光等人“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持禄保位”也成为不少人对孔光的评价，甚至认为正是由于孔光这样的人的存在，才助长了王莽骋其野心。如北宋思想家李靓有诗：“王莽欲为先与草，董贤将过自迎门。省中树木何闲事，却对妻孥不肯言。”同样充满讥讽。

历史之思

孔光的宦海人生，可以说正是儒家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典型轨迹，也因此尤其具有典型意义。

换言之，孔光所代表的，是千千万万的读书人。他们从一开始就接受儒家思想教育，以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并信奉从修身延伸至治国的人生路径。然而，不能不说，这更多只是一种美好的想象，二者之间常常却是矛盾大于融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政治与人性的冲突。

那么，当这样的人格理想与冰冷的现实政治发生碰撞时，是坚守还是妥协，是直面还是逃避，是一往无前还是随波逐流，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还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成了摆在士人面前的两难。有人选择了前者，也有人选择了后者。必须指出，这种选择不是截然分离的，前者可能演变为后者，后者也可能蜕变为前者，甚至二者还可能相互交织。这其中既有人性复杂的原因，也有政治千变万化的结果。这种复杂性也深刻反映在孔光身上，他的仕宦人生，正是儒家知识分子在现实政治中无奈、挣扎与扭曲的写照。

也因此，如今当我们重读孔光的一生，就无法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地或表示责备，或感到惋叹，或哀其不幸，或怒其不争。我们所能做的，也许只是叩问自己，换作是自己，又会有什么样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