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建《題破山寺后禪院》中的訛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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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原載拙著《唐詩正本——大數據視域下的唐詩新考》（湖北長江出版集團崇文書局2021年版），引用或轉載請注明出處。

摘要：常建《題破山寺後禪院》中的異文很多，比如“朗”又作“照”“明”、“竹”又作“曲”“一”、“遇”又作“通”等，但考證及辨析卻很少，僅有的幾篇考證及辨析還存在很多嚴重的版本錯誤，比如余嘉錫認為“竹徑遇幽處”中的“竹”訛為“曲”始于清初的汲古閣本《常建集》，而實際上明初就有了“曲”的版本，比如《唐詩品彙》。而最重要的異文即“初日朗高林”中的“朗”訛為“照”等字，卻幾乎被忽略了。因為武則天（名“曌”），唐人諱“照”；因為趙太祖（名“玄朗”），宋人諱“朗”。無論版本源流，還是遣詞煉字，“朗”都應該是正選。

關鍵詞：常建 題破山寺後禪院 異文 曲徑通幽處 初日照高林

清晨入古寺，初日朗高林。竹徑遇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餘鐘磬音。

這是常建（708—765）的五律《題破山寺後禪院》（下文簡稱《題破山寺》）。殷璠（唐人，生卒年不詳）輯編的《河嶽英靈集》把這首詩排在最前面，並盛讚“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歐陽修（1007—1072）則激賞“竹徑遇幽處，禪房花木深”二句，並“欲效其語，竟不可得，以為恨”。洪駒甫（宋人，生卒年不詳）更是認為“此詩全篇皆工，不獨此兩聯而已。”千百年來，稱讚不絕，甚至衍生出了“曲徑通幽”這個成語。雖然偶有疑義，比如施蟄存（1905—2003）認為此詩有秀句無思想，但這種聲音極少，幾乎被人忽略。由於入選中小學語文教科書，今人對此詩無不信口能誦。

然而，這首詩的異文非常之多。“朗”又作“照”“明”，“竹”又作“曲”“一”，“遇”又作“通”，“房”又作“坊”，“花”又作“草”，“俱”又作“都”“皆”，“惟聞”又作“但餘”“但聞”等。其中一些異文，對詩意影響很大，以訛傳訛，謬種流傳。

《題破山寺》異文雖多，卻很少有人考證。知網搜索，只有一篇做了較為詳細考證的論文，另有一些考辨的片段。而這些考證卻有很多事實性的訛誤，結論自然也難以成立。

為了辨誤糾訛，筆者探幽鉤沉，從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文獻庫、國家數字圖書館等十幾大數據庫中檢索到了48種古籍文獻的100多個版本，剔除內容無異的版本，也有57個，其中包括7個宋本。

一、“朗”與“照”“明”“耀”“曜”

57個版本中，“朗”有6個，“照”有46個，“明”有3個，“耀”1個，“曜”1個。雖然在數量上，“照”佔據了絕對優勢，但筆者確信“朗”才是正選。

（一）版本之源

常建個人詩集共有兩個宋本流傳至今，一是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南宋臨安陳宅書籍鋪刻本《常建詩集》，一是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四家詩集》中的《常建詩集》。經仔細比對，兩個宋本無異，此字均為“朗”（附表列為一項）。

殷璠（唐人，生卒年不詳）《河嶽英靈集》，也是最早收錄本詩的選集之一。該書的宋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此字均為“照”。

韋莊（約836—910）輯編的《又玄集》中，此字為“照”。但此集現存最早的版本為日本享和三年（1803）刊本，那個時候“照”字已經氾濫，隨俗而改的可能性很大。

李昉（925—996）《文苑英華》始編於北宋，刊行於南宋，是一部大型詩文總集。這部文獻的宋刻本中為“耀，一作朗”，四庫本則為“曜，一作朗。”

王安石（1021—1086）輯《唐百家詩選》亦收有此詩。此書的傳世古籍很多，筆者就檢索到了7種，包括兩個殘宋本，即宋本（9行本）和宋紹興本（10行本）。令人驚喜的是，兩個殘宋本中都有《題破山寺》，而且均為“初日朗高林”（兩本詩文完全一樣，表格也只列了一條）。清代的版本中，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刻本、清康熙戊子年（1708）刻本亦均為“朗”，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刻本、四庫本則為“照”。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四年（1935）版（即萬庫本）、東方書局民國二十四年（1935）版均為“朗”，大達圖書供應社民國二十五年（1936）版則為“照”。“朗”的版本既多且早，《唐百家詩選》的原本應該是“朗”。

謝維新（南宋末期人）《事類備要》宋刻本、明嘉靖夏相刻本均為“朗”，四庫本作“照”。

祝穆（？—1255）《事文類聚》元刊本、明刻本、四庫本亦均為“朗”。

古籍版本中，“初日明高林”最早出現在《唐文粹》中。該書的宋紹興九年（1139）臨安府刻本、明嘉靖三年（1524）徐焴刻本、明嘉靖八年（1529）晉府養德書院刻本、四庫本均為“明”。陸振嶽點校的《吳郡志》在校勘記中說“‘朗’，《文粹》為‘照’”。不知何據，應為訛誤。

常熟破山興福寺的禪堂現存一碑，刻有《題破山寺》，詩後附識曰：“余守襄郡，日得元章書。因勒石破山，或亦補斷寺之闕也。乾隆三十七年中秋日……言如泗附識。”言如泗（1716—1806）說，他做襄陽太守時得到了米芾（1051—1107）的這幅字，為補破山之闕，所以刻成石碑。此碑所刻之詩，亦為“初日明高林”。俞陛雲（1868—1950）在《詩境淺說》中說，“米襄陽所書詩碣，尚在禪室。” 接著還對“明”和“照”作了分析比較，顯然信以為真了。如果此字確為米芾所書，那就說明至少在北宋時期，“明”字就存在了。然而，此碑甫一入眼，筆者的腦海中就閃出一個“假”字。為什麼？因為此碑的書法水準太業餘了。筆力孱弱，俗不可耐，雖然有一點兒米字的影子，但完全沒有米襄陽“爽利雄健，欹縱變幻”的神采。再細看，章法佈局也很可疑：詩題和落款都另起一行，而且寫得跟詩文一樣大小，包括“襄陽米芾書”之說，都不符合常規，倒像是專門為刻碑而設計的。筆者把此碑拓發給了著名書法家周俊傑先生和孟會祥先生，二人均認為此碑不可能出自米芾的手筆。

《錦繡萬花谷》宋刻本錄有本詩的前四句：“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逕通幽處，禪房去木深。”此本可能是“照”字最早的出處。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一函魏慶之的《詩人玉屑》，著錄為“宋刻本”。另有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中華再造善本”之《詩人玉屑》和北京出版社影印古籍《詩人玉屑》，均注明“元刻本”。這3個版本中均為“初日照高林”。經過認真、仔細、反復比對，筆者發現這3個版本毫無二致，連污漬都一樣。再查“中華再造善本”的著錄資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詩人玉屑》為“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元刻本影印”——原來，就是同一個版本。那麼，到底是“宋刻本”還是“元刻本”？兩家出版社的鑒定應該更加可信。《詩人玉屑》的明刻本、四庫本也都是“初日照高林”。

綜上所述：本次考得的7個宋本中，“照”有1個，即《河嶽英靈集》；“耀”有1個，即《文苑英華》；“明”有1個，即《唐文粹》；“朗”有4個，即兩本《常建詩集》加兩本《唐百家詩選》，另有宋本《文苑英華》中的“耀，一作朗”。因此，從版本的源頭來看，“朗”應該是正選。

（二）字義之辨

即使是在現代漢語中，“朗”“明”“耀”“照”這四個字的涵義也很相近，而且常常搭配組合，比如“明朗”，比如“照耀”，而且，“明朗”就是“照耀”的結果。正是因為義近，所以可以替代。但在本詩的律法意境中，卻有雅俗高下之分。

“高林”二字，均為平聲。如果前面是“明”，就成了“三平尾”，此為律詩大忌。雖然本詩多拗，還是要講格律。“明”的版本很少，應該與此有關。俞陛雲說：“此詩悅字空字，其平仄不用諧律，則作明字為佳。”但他應該不知道還有“朗”等異文。《說文》：“朗，明也。”《釋言》：“朗，明朗也。”“朗”和“明”的涵義相近，卻也不完全相同。“明”只是外表的描述，“朗”還飽含內心的感受。

“耀”為仄聲，沒有“三平尾”之病，但此字“動”感十足，這破壞了本詩的意境，即“靜”或“幽”。“曜”和“耀”都是“燿”的後起字，《說文》中只有“燿”，釋為“照也”。“曜”和“耀”通用，均不適合本詩。

“照”無所謂“動”或“靜”，但這個字太俗，而且涵義簡單，只能表示光線投向物體，再也沒有其他的蘊義。相比之下，“朗”的涵義就豐富得多。此字不僅包含了“照”的意思，而且給人以快感。王羲之（303—361）《蘭亭集序》曰：“天朗氣清，惠風和暢。”陳後主（553—604）《與詹事江總書》曰：“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明朗、疏朗、開朗、爽朗、俊朗，都很讓人舒服。“朗”既符合本詩的基調，又與下文的“悅”字相呼應——“初日”帶來的“山光”，既讓“高林”明朗，也讓鳥兒愉悅。“潭影空人心”也含有“豁然開朗”之意。

因此，就遣詞煉字而言， “朗”也優於“照”“明”“耀”等字。

（三）避諱之證

從版本上說，此字應該是“朗”；就文本而言，“朗”也是最佳選擇。筆者確信，此字原本為“朗”，被改成了“照”“明”“耀”等字。那麼，後人為什麼要改呢？因為避諱。

封建時代，盛行避諱。不僅當朝帝王的名字不能直接寫出來或者說出來，就連前朝皇帝乃至遠祖的名字都要諱。更有甚者，連同音字也要避諱，謂之“避嫌字”。宋朝趙氏的始祖（又稱“宋僖祖”）名為玄朗，“玄”和“朗”當然都要諱。日本真福寺收藏的北宋《禮部韻略》卷末所附的“貢院條制名諱”明文規定，不僅“朗”字要諱，而且“盧黨切”的悢烺狼閬浪等18個嫌字都要諱。南宋《紹定禮部韻略》也有這樣的規定。在宋紹興九年臨安府刻本《唐文粹》中，高適《燕歌行》“單于獵火照狼山”中的“狼”字就缺了最後的一捺。

避諱通常有四種方法：一是缺筆，即缺省諱字的筆劃，表示避諱，比如把“玄”字最後一點去掉。二是空字，即空出那個字的位置，或者畫一個方框，抑或用“某”代替。《史記·孝文本紀》“子某最長，請建以為太子”中的“某”是指漢景帝“啟”。《史記》《漢書》中，漢諸帝紀都不寫名字。許氏《說文》於禾部光武諱、艸部明帝諱、火部章帝諱、戈部和帝諱、示部安帝諱，皆注曰“上諱”，空其字而不注。三是用“從某從某”代替，比如“從良從月”指的是“朗”，這是說文解字的常用之法。四是借代，也就是換字，比如《又玄集》又稱《又元集》，就是把“玄”換成了“元”。朱斌《登鸛鵲樓》“黃河徹海流”中的“徹”被換成“入”，是為了避漢武帝劉徹的諱（詳見本書第 頁《<登鸛鵲樓>的作者並非王之渙》）。把“朗”換成“照”“明”“耀”等字，也是如此。這是最極端、最徹底的一種方法。這四種方法，在“朗”字上都有實例。

范成大（1126—1193）《吳郡志》：“陸胤，字敬宗，凱之弟，天姿聰朗……”此句中的“朗”，在宋本和明毛晉汲古閣刻本中就被寫成了“從良從月”，“胤”字也是這樣處理的。在清嘉慶戊寅年（1818）刻本《吳郡志》中，寫的就是“天姿聰朗”，但“胤”字換成了“允”。岳珂（1183—1243）《愧郯錄》：“後列趙氏族人，有名從良從月者，指以為聖祖，其妄若此。”此文所指之人，顯然名為趙朗。

范攄（唐末人，生卒年不詳）《雲溪友議》之“雲中命”中，陸龜蒙在湘中採訪使筵上唱了王維的兩首詩歌，一是《相思》，二是《伊州歌》。“清風朗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餘。征人去日殷勤囑，歸雁來時數附書。”四部叢刊明刻本中，本頁《伊州歌》上面寫有一個“朗”字，但右偏旁“月”的中間沒有“二”，該字下面還有兩個小字“缺二”。這個眉批的意思是，文中的“朗”字應該這樣避諱。四庫本《雲溪友議》中，寫的也是“清風朗月苦相思”，但後來的版本大都把“朗”換成了“明”，比如清抄本。現代出版物中，“清風朗月”也都變成了“清風明月”。此外，宋刻本《李太白文集》和《唐文粹》中，李白《襄陽歌》“清風朗月不用一錢買”中的“朗”也都是“缺二”的，但後來很多文獻及版本中變成了“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這些都是“朗”訛為“明”的實例。

國家圖書館藏宋本《常建詩集》“朗”字缺“二”，台北故宮藏宋本《常建詩集》中的“朗”字無缺。筆者在把台北故宮藏《常建詩集》高清圖片放大到最大（500%）後發現，“朗”中之“二”為後人用筆添加。

《唐百家詩選》宋本（9行本）中的“朗”也是缺“二”的，但宋紹興本（十行本）中的“朗”字完整無缺。

或問：既有避諱，為什麼有的不諱呢？這可能與編書或刻板者的避諱意識有關。意識不強，就會忽略。可以肯定的是，應諱未諱的情況在古籍中非常常見。比如“眺”字，因為趙匡胤的祖父叫趙眺，所以要諱，南朝詩人謝眺也因此常常被改為謝朓，但在古籍版本中，“眺”字仍然很多，包括宋本。比如宋刻本《南齊書》謝眺列傳中，“朓”和“眺”均多次出現。《謝眺集》明正德六年（1511）劉紹明刻本為“朓”，明嘉靖十六年（1537）黎晨刻本為“眺”。很多古籍文獻版本，都是時而“朓”時而“眺”。

避諱的四種方法中，“從某從某”和缺筆都還能讓人準確地知道本字，但換字卻沒有標準，最容易產生訛變。一個“朗”字，有人換作“明”，有人換作“照”，有人換作“耀”或“曜”，訛亂因此而生。

也正是因為避諱，常建當不會使用“照”字。武則天（624—705）名“曌”，與“照”同音同義。《古代漢語詞典》：“曌，照。唐代武則天所造的字，自名武曌。取明月當空之意。”因此，自武周始，“照”也要諱。周密（1232—1298）《齊東野語》載：“武后諱曌（音照），以詔書為制，書鮑照為鮑昭，改懿德太子重照為重潤，劉思照為思昭。”武則天駕崩3年後出生的常建，對“照”字肯定諱莫如深。但到了宋代，“朗”必須諱了，“照”又不諱了。

隋唐著名經學家、訓詁學家陸德明（550—630），本名“玄朗”，與宋始祖的名諱完全相同，“德明”是他的字，後人即以字行，或諱為“元明”，即以“元”代“玄”，以“明”代“朗”。《諱略》釋“玄”曰：“凡經典遇此字缺點，‘朗’皆以‘明’代之，未盡然。”所謂“缺點”是指“玄”以缺省最後一點的方式避諱，而“朗”大都以“明”代替。《史諱舉例》：“（宋）始祖玄朗，玄改為元，或為真……朗改為明，朗山縣改確江。”“明”與“照”的草書非常相似，極易導致“魯魚”之訛，這可能也是“明”又變為“照”的原因。

總之，“朗”被換成“明”“照”“耀”等字有充分的理由，“明”“照”“耀”被換成為“朗”字卻沒有理由。看版本源流，論遣詞煉字，參避諱演變，“朗”為正本，確定無疑。

二、“竹”與“曲”“一”

錄有《題破山寺》全詩的57個版本中，“竹”有39個，“曲”為17個，“一”為1個。元代以前的所有版本均為“竹”。

“一”僅見于胡震亨（1569—1645）的《唐音統簽》，且有小注“一，一作曲，一作竹。”。吳可（1109年進士）《藏海詩話》云：“蘇州常熟縣破頭山有唐常建詩刻，乃是‘一徑遇幽處’。”此碑早已不存，也無處查考了。另，胡應麟（1551—1602）《詩藪》曰：“‘一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五言律之入禪者。”也不知所據何本。“一”字太孤，也太平了。此處異文，主要是“竹”與“曲”之爭。

姚寬（1105—1162）《西溪叢語》云：“常建有《題破山寺後院》詩云：‘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余觀《又元集》《唐詩類選》《唐文粹》，皆作‘通’。熙甯元年，歐陽永叔守青，題廨宇後山齋云‘竹徑遇幽處’。有以樗杜石本往河內以示邢和叔，始未見時，亦頗疑其誤，及見碑，反復味之，亦以為佳。竟不知別有本邪？抑永叔自改之邪？古人用一字，亦不苟也。”這段話主要是說“通”和“遇”之異，但對句中的“竹”字卻未提出疑議。

四庫本《常建集》在提要中說：“其詩自殷璠所稱外，歐陽修題青州山齋又極賞其‘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稱欲效其語，久不可得。”這段話的後面有小字案語：“修集本作‘竹徑遇幽處’，蓋一時誤記。姚寬《西溪叢語》已辨之。今據建集改正，附識於此。”這段話中，歐陽修題寫的“竹徑遇幽處”變成了“曲徑通幽處”，還說《西溪叢語》“已辨之”。實際上，姚寬並沒有提及“曲”字。

針對四庫本《常建集》提要中的那段話，余嘉錫（1884—1955）在《四庫提要辨證》中說：“……姚寬之所辨，但謂‘遇幽處’本作‘通幽處’耳，未嘗言‘竹逕’亦當作‘曲徑’也。……《提要》乃據建集，改作‘曲徑’，抑何過信汲古閣本之甚耶？丁國鈞《荷香館瑣言》（《丙子叢編》排印本）卷上云：‘宋刻本《常建集》，竹徑通幽處不作曲徑。明刻《破山興福寺志》四卷，系程孟陽輯，所列建詩，亦作竹徑，與宋本合。’然則自宋及明，凡引此詩，無作‘曲徑’者。且考《歐陽文忠公集》（四部叢刊影元刊本）卷七十三《題青州山齋》仍作‘竹逕通幽處’，與姚寬所引歐陽語不同。《提要》謂修集作‘遇’，豈其所據乃別本歟？吳可《藏海詩話》謂破山寺常建詩刻，乃是‘一徑遇幽處’，與姚寬所見者又異，但亦不作‘曲徑’，‘曲’字為毛刻之誤 ，審矣。”

按照余嘉錫的說法，四庫提要改“竹”為“曲”是因為採信了汲古閣本，還認為改“竹”為“曲”始于毛氏。但筆者查核，毛氏汲古閣本《常建集》中為“竹”，非“曲”也。《常建集》的明活字本、四庫本也都是“竹”。

傅增湘（1872—1949）也對四庫提要改“竹”為“曲”提出了批評。他在《藏園群書校勘跋識錄》中說：“姚氏所辨，只及遇字，於竹徑固無異詞，且此本正作竹徑，何所據而改，可謂鹵莽滅裂之甚。”

令人費解的是，四庫本《常建集》提要說“竹”應為“曲”，引用的詩句亦為“曲徑通幽處”，但集中收錄的《題破山寺》卻為“竹逕通幽處”，並沒有把“竹”改成“曲”。而詩集附錄引用的歐陽修句中亦仍然是“竹徑遇幽處”，也沒有把“竹”改成“曲”。

余嘉錫還說：“自宋及明，凡引此詩，無作‘曲徑’者。”此說大錯特錯。事實上，作“曲徑”的明刊本很多，比如《唐詩品彙》的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汪宗尼刻本和明嘉靖己亥年（1539）刻本、《三體唐詩》的日本明應甲寅年（1494）刻本、《唐詩正聲》的明嘉靖三年（1524）刻本、《唐雅》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刻本、《漁隱叢話》的明抄本、《唐詩選》的明刻本、《唐詩廣選》的淩濛初朱墨套印本，等等。毛晉（1599—1659）是明末清初人，國家數字圖書館的著錄顯示，包括《常建集》在內的《唐人六集》汲古閣本刻于清初（1644—1722），也就是說，上述幾種明刊本均早于汲古閣本《常建集》，況且汲本並非為“曲”。毛氏被認定為改“竹”為“曲”的源頭，實在太冤枉了。

徐憶農也對《題破山寺》及余嘉錫的考論作了再次考訂，他也認為余嘉錫“自宋及明，凡引此詩，無作‘曲徑’者”之說有誤。其文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的元刻本《詩人玉屑》中為“曲徑”，“另據沈乃文先生相告，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宋刻本《詩人玉屑》中常建詩句作‘曲徑’而非‘竹徑’。”前文已經說過，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元刻本《詩人玉屑》就是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宋刻本”《詩人玉屑》，徐憶農誤作兩個版本。筆者專門到北京大學圖書館作了查證，著錄為“宋刻本”的《詩人玉屑》中為“竹徑”，而非“曲徑”。沈乃文先生是北京大學圖書館研究館員，不知是他說錯了，還是徐憶農聽錯了。當然，同出一源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影印元刻本《詩人玉屑》也都作“竹徑”，而非“曲徑”。

徐嘉錫之誤，把“曲”的出現定得太晚；徐憶農之誤，把“曲”的出現說得太早。考訂如此不慎，實在令人吃驚。

梅、蘭、竹、菊合稱“四君子”。東坡曰：“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醫。”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竹”是一個清幽雅致的意象，這與《題破山寺》的意境非常吻合。據程嘉燧（1565—1643）《破山興福寺志》載：“破山興福寺……溪澗縈紆岩巘，環合多茂林修竹。”現在的興福寺裡仍然有竹林。而且，“竹徑”與“高林”“花木”相呼應，共同成為清幽禪境的組成部分。王維《登辨覺寺》曰“竹徑從初地，蓮峰出化城”。裴迪《夏日過青龍寺》曰“安禪一室內，左右竹亭幽”。雖然“曲徑”也有別趣，但它與詩境的契合度顯然不及“竹徑”。

北京燕山版《唐詩鑒賞辭典》中的《題破山寺》採信的是“曲”，但白文在賞析的時候卻一再提到“竹”：“沿著竹林中曲折的小徑走進古寺的後院，這是一個幽靜的所在……有竹，有樹，有花，蔥蘢茂密……”“幽深之處的竹、樹、花又與首聯的‘高林’相聯繫……”在賞析者看來，“竹”似乎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比樹和花更重要。既然如此，不如選擇“竹徑”。

李白《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中有“綠竹入幽徑”之句。常建“竹徑通幽處”可能與此句有關。

因此，無論是講版本源流，還是從詩意遣詞的角度，都應取“竹徑”。現行的版本中，“曲徑”居多，但也有不少“竹徑”，比如上海辭書版《唐詩鑒賞詞典》、邱燮友《新譯唐詩三百首》、施蟄存《唐詩百話》等。

三、“遇”與“通”之迷

56個載有《題破山寺》全詩的版本中，“遇”字一次也沒有成為正選，唯《常建集》和《全唐詩》的四庫本中有“通，一作遇”，另歐陽修《題青州山齋》寫作“竹逕遇幽處，禪房花木深”，吳可《藏海詩話》和嚴羽《滄浪嚴先生吟卷》中有“一徑遇幽處”之句。

對歐陽修的題碑，《西溪叢語》專門作過辨析，前文已引。從記述來看，姚寬親自到山齋看了詩碑，確認歐陽寫的確實是“遇”。他既驚訝，又疑惑：是我不知道有這個版本，還是永叔自己改的呢？筆者以為，歐陽改字的可能性不大，因為他極為欣賞這句詩，這樣的好詩當然是“一字不能易”的——如果可以改動，說明此句還不夠好，也說明歐陽的水準更高，怎麼會讓歐陽自愧弗如呢？姚寬也說“古人用一字，亦不苟也”。而姚不知道這個版本的可能性完全存在。每個人都會有知識盲區，即便學富五車的名家，也不例外。比如司馬光《溫公詩話》和洪邁《容齋隨筆》在論及《登鸛鵲樓》時稱該詩作者為“王之奐”， 潘德輿（1785—1839）認為“‘奐’字必系‘渙’字之訛”，還說，“曆考他本，皆無作王之奐。”——他不知道《文苑英華》《唐才子傳》等著名文獻中均有“王之奐”；他也不知道，“奐”是“渙”的本字，“渙”“煥”“換”等字都可以寫作“奐”（詳見本書第 頁《<登鸛鵲樓>的暢諸暢當之爭》）。

余嘉錫在《四庫提要辨證》中說：“考《歐陽文忠公集》（四部叢刊影元刊本）卷七十三《題青州山齋》，仍作‘竹逕通幽處’，與姚寬所引歐陽語不同。”筆者查驗，四部叢刊影印元刊本《歐陽文忠公集》中確為“竹逕通幽處”。另查，《歐陽文忠公集》的宋刻本（中華再造善本）、元刻本（北京出版社2010年影印）、明天順六年（1462）程宗刻本、明正德七年（1512）劉喬刻本、明隆慶五年（1571）邵廉刻本等均為“竹逕通幽處”。南宋慶元二年（1196）周必大刻本《歐陽文忠公集》刊行之時，距歐陽去世也已124年，其間被人“改正”，也是可能的。可惜那個詩碑已經不存了。

釋惠洪（1071—1128）《冷齋夜話》云：“唐詩有‘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歐陽文忠公愛之，每以語客曰：‘古人工為發端，心雖曉之，而才莫逮。欲仿此為一聯，終莫之能。以文忠公之才而謂不能，詩蓋未易識也。”此文獻的元刊本、明活字本、四庫本亦均作“通”。

《常建集》四庫提要把“遇”改成了“通”，並歸因於歐陽修“一時誤記”，這委實難以令人信服。“極賞”而“常誦”的詩句，僅兩句十字而已，怎麼可能“誤記”呢？《歐陽文忠公集》的宋本、元本、明本均作“通”，四庫提要完全可以說依據這些文獻而改正，但他們卻拿出“一時誤記”這樣一個牽強的理由。為什麼？比較合理的解釋是：雖然文集中印的是“通”，但歐陽寫的確實是“遇”。乾隆時期，詩碑可能尚存，也可能有更早的版本為“遇”。專門在提要中提及“竹徑遇幽處”，也說明編纂者非常重視此句及異文。要知道，提要是總纂官和總校官聯名寫給乾隆皇帝看的，相當於奏摺，他們絕不敢信口開河。四庫《常建集》的總纂官就是大名鼎鼎的紀曉嵐（1724—1805）領銜。

與姑蘇的寒山寺一樣，常熟的破山寺也是因詩而名。在程嘉燧（1565—1643）的《破山興福寺志》中，常建和他的詩句隨處可見，但“遇”和“通”交叉出現——在引用歐陽修句的時候作“竹徑遇幽處”，其他情況下則都作“竹徑通幽處”。既然要寫寺志，程嘉燧對“遇”和“通”肯定是做過考證的，那時候的宋本《歐陽文忠公集》當然很多，而他所看到的歐陽修文一定就是“竹徑遇幽處”，不然，他不會在引用歐陽之句時堅持使用“遇”字。這說明，“通”在明代已經很流行，但歐陽修寫的確實是“遇”。

“蘇州常熟縣破頭山有唐常建詩刻，乃是‘一徑遇幽處’。蓋唐人作拗句，上句既拗，下句亦拗，所以對‘禪房花木深’。‘遇’與‘花’皆拗，故也。其詩近刻，時人常見之。”四庫本《藏海詩話》在這條筆記的後面加有案語：“歐陽修《詩話》亦作‘遇幽處’。”歐陽寫的是“竹徑”，吳可寫的卻是“一徑”，說明北宋的這位詩論家不是引自歐陽的《詩話》，而是還有別的出處。而且，吳可還專門從格律的角度分析了“遇”與“花”，這也說明“遇”字無訛。“遇”是仄聲，“通”是平聲。如果他知道“遇”又作“通”，應該作些比較分析，然而他對“通”隻字未提。這也說明，吳可沒有看到過“通幽處”。也意味著，北宋時期的《題破山寺》確實為“遇”，至少是主流。

本次考得的7個宋本中，宋書棚本《常建詩集》、宋紹興本《唐百家詩選》、宋紹興本《唐文粹》、宋本《文苑英華》均為南宋刊本，其他3本刊於北宋的可能性也不大。儘管如此，亦可確信，至少在南宋的時候，此字已經為“通”了。

姚寬雖然疑惑，卻對“遇”字大加讚賞：“反復味之，亦以為佳。”對於這個品評，筆者深有同感。“遇幽處”飽含著偶然和驚喜，這是“通幽處”所沒有的。而且“遇”字蘊含著隨意和閒適，這也契合本詩的意境。試想一下：早上起來，旭日初升，山光清朗，林木染金，信步竹徑，無意之中，卻發現了一處幽靜的所在，這是多麼令人心澄意淨！但“通”字就沒有這樣的感覺。“幽”者，隱也，僻也，鮮為人知，亦少人至，這樣的地方當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果事先知道，或有專門的道路“通”向那裡，就不能謂之“幽”了。韋應物筆下的“西澗”及“幽草”，就是在“野渡無人”的“澗邊”。因此，“通幽”在邏輯上給人以“悖”的感覺。

“遇”與“通”形近，二字的草書尤其相像（如上圖）。孰正孰誤，此迷待解。

四、“都”與“俱”， “但餘”與“惟聞”

57個版本中，“都”有25個，“俱”有32個；“但餘”有34個，“惟聞”有20個（包括一處“唯聞”），“但聞”有3個。這兩處異文的意思都差不多，難分優劣。“都”和“但餘”在早期的版本中居多，“但餘”的音節也比“惟聞”更響亮，應為正本。

在石渠山房清刻本《唐詩三百首》中，本詩第七句為“萬籟此俱寂”，但陳婉俊補注《唐詩三百首》、金性堯《唐詩三百首新注》、湖北辭書版《唐詩鑒賞辭典》等版本中為“萬籟此皆寂”，此中“皆”字不知何來，古籍版本中沒有見到。

值得一提的是：“萬籟此□寂”中的“都”或“俱”均為平聲。在現在的普通話中，“俱”是個雙音字。作“全”“都”等義的時候讀作jù，作姓氏的時候讀作jū。按照字義，“萬籟此俱寂”中的“俱”應該是去聲，即為仄聲，但在平水韻中只作平聲。

施蟄存在《唐詩百話》中提到：“鍾伯敬卻強調這個‘餘’字，解作‘多餘’。他說：這裡一切都是非常寂靜，只有寺裡的鐘磬音是多餘的。”這種解釋，大煞風景。王籍《入若耶溪》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題破山寺》中的“鐘磬音”就相當於《入若耶溪》中的“蟬噪”和“鳥鳴”，怎麼會“多餘”呢？但鍾惺（1574—1624）《唐詩歸》中注曰：“鍾云，餘字好。”並未說“多餘”。施文未注出處，不知來自何本。

五、“空”的異讀

“潭影空人心”中“空”字的讀音，一直有爭議。有人認為應該是平聲，有人認為應該是仄聲。

唐汝詢（1624年前後在世）《唐詩解》在“空”字下小注：“蔣注作去聲”，此所謂“蔣”可能是指蔣一葵（1574年舉人），但不知語出何處。吳昌祺（？—1941）對《唐詩解》作了刪訂修改後，有了《刪訂唐詩解》，吳在“潭影空人心”上眉批“散句接成一片，空字只作平音”。

沈德潛（1673—1769）《唐詩別裁》注曰：“空字平聲，此入古句法。”李鍈（清人，生卒年不詳）《詩法易簡錄》稱“潭影空人心”為“三平古句”。畢志颺（？—1961）《唐詩韻釋》也把“空”注為平聲。

施蟄存認為：“‘悅’與‘空’都是動詞。‘山光悅鳥性’這一句的平仄是‘平平仄仄仄’。雖然說一、三、五不拘，但連用三個仄聲字，畢竟音節太硬。因此，下句就不能連用三個平聲字。作者用‘潭影空人心’，這個‘空’字不能作平聲讀，才可以挽救上句‘悅’字的拗口。”邱燮友《新譯唐詩三百首》之釋韻曰：“首聯對起，首句‘清晨入古寺’及頸聯出句‘山光悅鳥性’，均作‘平平仄仄仄’，下三仄，本可不救，然頸聯對句‘潭影空人心’，則為‘平仄平平平’以救之，便與古詩的三平調相同，不合律了。”邱認為“空”為平聲，又認為不合律。既然如此，不如仄聲。

筆者以為，“空（kòng）”在這裡是使動用法，即“使……空（kōng）”，應該是仄聲。

六、其他

本詩之題，亦有多種。除現在通行的《題破山寺後禪院》之外，還有《破山寺後禪院》《題破山寺後院》《題破山寺》《題禪院》等。7個宋本，均為《題破山寺後禪院》，此題應為正本。

《事文類聚》明內府刻本中，本詩的第一句為“清晨入寺門”，此中的“入寺門”為僅見。本詩為侵韻，“門”字為元韻。依現在的普通話，“門”與“林”等字讀音相近，似乎可以算是鄰韻，有點兒“孤雁入群”的味道。《事文類聚》元刊本和四庫本為通行的“入古寺”。

蔡松年（1107—1159）《蕭閑老人明秀集注》中，本詩第四句為“禪坊花木深”，此中“坊”字為僅見。可能是覺得花木不會長在“房”裡，而是應該長在“坊”中。但，“禪房花木深”的意思應該是禪房“周圍”的花木長得很深。

《錦繡萬花谷》宋刻本中，第四句為“禪房去木深”（前文已引），四庫本則為“禪房草木深”。此“去”和“草”，均為僅見。“去”和“草”均為仄聲，而“花”為平聲。“禪房花木深”為“平平平仄平”，“禪房草木深”為“平平仄仄平”，前者三個平聲相連，音節不諧，反倒是後者更為合律。如果前句為“竹徑通幽處”（仄仄平平仄），“草”（仄）與“通”（平）相對，也比“花”（平）更合轍。

《湖廣通志》和《黃州府志》均載有本詩。在《湖廣通志》上題為《玉泉寺》，“玉泉寺，在州東五十里。”怎麼跑到郴州去了？因為“郴州刺史倪德光舍宅為寺。”倪德光（南朝人，生卒年不詳）是常熟人，但當過郴州刺史，也算有些淵源，所以郴州人就把這首詩“移植”到了當地的玉泉寺。在明弘治本《黃州府志》上題為《題破額山寺後禪院》，詩文第三句為“曲徑煙霞重”、尾句為“惟聞鐘磬聲”。黃州有山名為“破額山”，所以被竄改並附會。清光緒本《黃州府志》不見此詩，應該是刪去了。

古籍版本中，“竹徑遇幽處”中的“徑”多寫作“逕”，此為異體字。“但餘鐘磬音”中的“鐘”，有時寫作“鍾”，兩種寫法幾乎一樣多。現代漢語詞典中，“鐘”專指計時工具或響器，比如鐘錶；“鍾”的意思是集中或作姓氏，比如鍾愛、鍾惺。依照此訓，“但餘鐘磬音”為正，“但餘鍾磬音”為誤。但實際上，寫作“鍾”的非常多，宋本《文苑英華》《唐文粹》《唐百家詩選》（兩本）等均為“鍾”。李白《將進酒》“鐘鼓饌玉不足貴”和張繼《夜泊松江》“夜半鐘聲到客船”中的“鐘”字也是兩種寫法都很多。也就是說，古漢語中，“鐘”和“鍾”是混用的。

七、結語

避諱是封建專制的極端表現。最高統治者對語言文字的壟斷，給文字的使用及文化的傳承造成了很大的混亂。無論是從維護優秀傳統文化的角度，還是著眼於清除封建殘餘，都應該對此進行清理，努力恢復諱字的本來面目。雖然這很不容易，但應該逐步去做。國家語言文字委員會應該組織專家，對避諱字進行系統的考證，確認一個，改正一個。比如謝眺的“眺”字，本詩的“朗”字，完全應該予以改正。

成語“曲徑通幽”就是源於“曲徑通幽處”之句。此句若為“竹徑通幽處”甚至“竹徑遇幽處”，“曲徑通幽”豈不是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由於先入為主，可能有人不願接受，但事實就是事實，古籍俱在，班班可考。筆者以為，成語既已約定俗成，不妨繼續使用，但詩句應該還原。這既是對作者的尊重，也讓經典恢復原有的光芒。

校讎考據，重在扎實。觀點可以不同，事實不能搞錯。本詩的訛誤原本就多，考證卻又錯上加錯，這豈不是越訂越訛？願與同道共勉。

附：常建《題破山寺後禪院》異文一覽表（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