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深企出走，不只是华为，而是一大批智能制造型、物流型企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深圳第二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近期同比持续下降，而东莞、惠州等地的二产投资则持续增长。
连日来，记者走访深圳、东莞等地发现，高房价以及有限的发展空间，令深圳企业不得不异地置业。东莞、惠州等临深城市成为深企的首选。而与此前企业彻底搬到其他城市不同，深企更乐意选择“（深）店莞（惠）厂”的模式，几乎成为目前深企外迁的标配。
华为出走引爆深企外迁热
深企外迁、出走不是个新鲜话题。早在2003年，深圳网友的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网贴中提出平安、招商银行等企业要搬至上海，就引发了一场自下而上的深企外迁大讨论。时任深圳市长于幼军还专门与这名网友进行了对话，就这个话题进行了回应。
而在今年3月，华为要搬离深圳的消息再度引爆了深企外迁的这个话题。《别让华为跑了》的微信公众号文章详细阐述了华为离开深圳后对龙岗产生的巨大的经济影响，并引发了民间重新审视深企外迁这个现象。深圳市市长许勤还专门回应称，深圳要淘汰1.5万家低端企业，暗指深企外迁为官方所推崇。
而记者近日走访东莞华为制造基地以及深圳的华为内部人士获悉，自微信文章引发了华为搬迁的大讨论之后，华为以及东莞官方对搬迁至松山湖一事显得讳莫如深。有东莞公务员私下对记者表示，“华为是个企业，我们当然欢迎他来东莞发展。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为东莞的纳税大户。但是那次外迁讨论后，我们不好对外表态，因为本身他是企业，我们是政府，另外也考虑到深圳市政府这边。”
在华为内部，搬迁的计划成为一个谜。“现在就是都知道要搬，但是什么时候搬，哪些部门留，哪些部门走，真的都不知道。”华为员工袁园（化名）是一名就职5年的员工，目前属于中层级别。她说，她曾几次问过她的分管领导，在华为内部属于比较高级别的人员，但对方也表示不清楚什么时候搬。不过袁园表示，搬到东莞公司肯定会有班车回深圳，估计比目前的上班时间顶多多1个小时，不算特别远。
华为家属小优则早在搬迁话题顶峰时去东莞松山湖考察了一圈，主要是看当地的房价。看了一圈下来，发现并不比深圳的便宜，于是决定暂时不买。“松山湖那片的房子都要2万多了，想想觉得不划算。”小优说，她在深圳有2套百平米的房子，早计划在异地置业，自从听说华为的大部分部门要搬到东莞，就去东莞看，结果一年间看着松山湖片区的房价从不到1万到2万多，大有赶上深圳的势头，“都是被华为带起来的。”她计算了下，即便买了房子也主要会在深圳居住，这意味着东莞的房子多半会空着，不如每天坐班车。
异地设厂成深企标配
事实上，不只是华为，近几年向外扩张几乎成为深圳企业的标配。2014年，中兴通讯（000063）斥资百亿在河源建生产基地，除了自身千亿级的产出外，还将带动2000亿的关联产业。
另一知名深圳企业比亚迪（002594）则选择了汕尾。2015年，比亚迪在汕尾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等6个项目，并在半年后即迎来了首台纯电动客车的正式下线。无人机制造企业大疆科技早在2013年就在东莞买地。知名代工厂商富士康，更是早早地将生产线移到了郑州，今年又在贵州设厂。2015年12月，光启研发的智慧城市空间信息平台“云端”号，在东莞完成全球商用首飞，光启计划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航空航天产业研发基地。
记者走访东莞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园，发现几乎所有深圳的明星企业，都能在东莞找到他们的足迹。富士康、华为、中集这些深圳人耳熟能详的名字，早已高高竖立在几十公里之外的松山湖畔。如果不是拨打固定电话发现要将区号加上0769，恍然会以为来到了深圳南山的某块高新区。
“实际上对于我们而言，无论是在深圳或是东莞、惠州，我们考虑的是产业环境，比如是不是产业链够配套，周围同类型或者上下游企业够不够集中。至于在哪个城市只是行政区域的概念。”有企业负责人黄先生对记者表示。作为手机配套生产企业，他更多的是考虑大客户的需求，如果大客户搬走了，那他有可能也会搬走。
深圳的高房价高地价、人工成本的高涨是引发深圳企业出走的第一大原因。相对应的，丰厚的土地资源、相对便宜的人工，成为东莞、惠州较之于深圳最大的吸引力所在。而随着现代化交通设施的不断改善，“珠三角半小时生活圈”的形成，以广州、深圳为圆心形成的城市群落的半径大幅扩张，大大提升了人们的出行效率，也令深企出走异地而栖变得更加方便。
有观点认为，外迁潮分为三波：第一波是2002-2006年，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外迁；第二波是2007-2012年，装备制造等资本密集型企业走出去；第三波特征在2012、2013年间开始显现，技术密集型、高端产业正在向外走，港口、物流、仓储等生产性服务业起步远行。
空心化隐忧待解
数据显示，深圳的第二产业投资在持续降低。今年上半年，二产投资207.59亿元，同比仅增长2.1%。到了7月开始出现了负增长。1-7月深圳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下降6.1%，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9.1%。到了8月，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更是大幅下降了12.3%。在近日深圳市统计局披露的前三季度统计数据中，虽然没有更加详细的数据，但是由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减去第三产业投资可知，前三季度的二产投资仍为负增长。这意味着，深圳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正在减弱。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深圳企业对东莞的投资持续增加。据东莞官方此前透露,2015年东莞引进的内资项目中，34%来源于深圳。目前已有超过150个来自深圳的重大投资项目落户东莞。有东莞经信局的相关人士透露，“来自深圳的企业占据内资投资的较大份额，深圳产业往东莞转移势头旺盛。”在东莞亿元以上项目中，来自深圳投资的项目协议投资额为398.3亿元，占比达39%。另一个临深城市惠州则在今年的市委十届九次全会中明确提出：全面对标深圳，主动接受深圳的辐射带动。
在深圳市政府层面，这种现象被认为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正常结果。据深圳市统计局分析认为，2016年前三季度，二三产业结构由上年同期的40.8:59.2调整为38.6:61.4是一种“优化”。第三产业中金融业和以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主的营利性服务业和以八项支出为主的非营利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突出。
但有专业人士则认为，深圳应该警惕产业空心化。深圳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陈少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的某些环节，特别是生产环节，向周边城市扩展，形成了新型的“前店后厂”模式，实现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是一个很好的发展趋势。但久而久之容易导致分离。例如台湾新竹园，2000年以前，全球除了硅谷，新竹科技园是科技产业发展最好的地方，但在产业空心化之后，大量核心生产环节外迁，看似占领了市场，扩大了规模，但自身却弱化了，最终也没有维持持续创新的过程。
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员刘国宏认为，当前对于深圳的产业空间有一个误导，认为深圳的供给不足，实际上深圳仍然有着足够大的产业空间。利用好这些空间为城市提供供给是非常有必要的。近些年深圳的地价、房价迅猛上涨，但这不应该是一种常态。对于企业而言，虽然结果证明，华为、招商、平安等不会真正的搬走，企业的出走是一种市场的自然选择。
在刘国宏看来，华为等企业虽然去了东莞成了当地的纳税大户，但是从总部经济的角度来说，还是会通过股权关系体现到深圳的经济总量当中。而且华为不可能全部离开深圳，深圳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但是对于城市而言，需要正视很多问题，如实际深圳留住了很多企业，应把握住核心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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