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重要的学派之一，在当时和儒家一起并称为先秦时代的两大“显学”，有“非儒即墨”之说。墨家因创始人是墨翟，世称墨子，故而这一学派被称为墨家学派。墨学是战国时期秦国的显学，拥有相当重要的社会影响力。

墨家学者早在秦献公时期就来到秦国，得到重用并逐渐发展出秦墨学，在秦统一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在关于秦灭六国、一统天下的思想原因中，很多学者们多从法家、儒家等角度加以探讨，而相对忽视了秦墨学。但墨学对秦国统一天下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墨家概说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说：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而不知别亲疏。

因此说墨家出自清庙之守，即巫祝，巫祝是管理庙中事物，演习郊祀或其他祭祀礼仪的人，也有说墨家出于武士。其实，墨家主要来源于社会中、下层手工业者，墨家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代表了“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可见墨家是从儒家分出来的，但墨家的主张和儒家是针锋相对的。

墨家不仅是一个思想学派，还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民间团体。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为“巨（钜）子”。按墨家的规定，被派往各国做官的墨者，必须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行不通时宁可去职。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团体捐献俸禄，做到“有财相分”。

墨家讲究“任侠”，功成不受赏，施恩不图报，说明了墨家理想人格的侠肝义胆。墨家尤重艰苦实践，以自苦励志。“孔席不暖，墨突不黔”，“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以裘褐为衣，以跂（草鞋）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生活清苦是墨家的真实写照。

墨家纪律严明，相传墨家的法规中，墨家之人杀人会处以死刑，墨家伤人则处以刑罚。墨子教授弟子时，让学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因而形成了墨子弟子中“谈辩”“说书”“从事”三大派别。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支，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相里氏近于秦，是西方之墨，多为“从事”之徒；“五侯之徒”当在伍子胥之后，居齐，为东方之墨，多授徒讲学之人；邓陵子等无疑是南方之墨，重于谈辩。

二、墨学在秦国的发展及其影响

在战国时期，秦国的墨学并非只有“从事者”一派。关于墨学在战国中后期的发展，《庄子·天下》、《韩非子·显学》等文献早有提及。其实，在不同的时期阶段，墨学不可能正好就是三派，也不可能在某个地域只发展墨学某个方面。个人认为，战国中后期秦国的墨学不仅有“从事者”，还有“说书者”“谈辩者”。这些墨者对秦统一进程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活跃在秦国的墨者不仅学派众多，并且拥有相当重要的社会影响力。墨家自秦国朝廷公开宣扬并执行墨家私法，也未见任何反对之声，亦可见墨家与秦国统治阶层有关系之密切。因此秦国的西方之墨，也吸引了其它墨家流派西行入秦。秦国墨学中“从事者”对提升秦国军事能力有直接帮助。

关于他们的军事防御活动和贡献，在《墨子》城守诸篇中有详细记载。这些篇章被确认为战国中晚期的秦墨者所作，并在云梦秦简里得到了有力印证。“说书者”在秦国宣扬墨子思想，在秦国的军事防御、制度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墨子的思想被后人概括为“墨子十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

其中，兼爱、非攻思想学说转化为秦国积极防御、主张偃兵的外交策略；尚贤、尚同思想对秦献公、商鞅变法的军功爵制、什伍连坐制产生了深刻影响。即便是墨学中“谈辩之士”也来到秦国并产生影响。《吕氏春秋·去宥》记载，东方有一位墨家“辩者”的代表，被时人尊称为谢子，他也来到秦国，秦惠文王与之见面。

其一、尚贤思想对秦国的影响

墨家认为，国家要得到有效的治理，必须依赖贤士。有了贤士以后为了让他们为国效力，要“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自任用贤士的时候，不分地位，不论贫富、不论血缘，只论本人是否具备才能以及取得的成绩，有功则赏，有过则罚。只有这样，才能够提高贤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来帮助国君更好的治理国家。

秦国从秦穆公时期就开始注重招揽他国的贤士，例如百里奚、由余、邳豹、蹇叔等，就来自不同的地方，拥有不同的身份。他们在本国都属于失败者，才华也被埋没，只有在秦国，在秦穆公的信任、支持下，他们的能力才得到充分发挥。他们齐心协力辅助秦穆公开疆拓土，称霸西戎，在东方也取得一定的政治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

秦孝公时期，为了能让国家富强，更是向各国广泛发布招贤令，吸引魏国的卫鞅西行。卫鞅在秦国开始了变法，制定了变法条令，增强了秦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并且收复了河西地，最终使得秦国，在与魏国的战争中赢得了主动权。之后又将尚贤的思想，通过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了一种制度。

由于秦国有不拘一格用人才的传统，所以墨家的“尚贤”思想，也易于得到秦国统治阶层的认同和支持，并在政治上得到贯彻实施。在受到墨家影响最大的秦惠文王时期，秦国面临着“诸侯之地五倍于秦，料诸侯之卒，十倍于秦”的艰难时局。为了打破这一僵局，秦惠文王任命异母弟樗里子领兵攻赵、攻楚，取得汉中，樗里子因军功被封为严君。

并积极招纳六国贤人，魏人张仪在秦惠文王的信任和支持下，破除了六国合纵且让各国分别与秦国结盟，仰秦之鼻息。同时任命军事家司马错攻占巴蜀，自此秦国富甲天下，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秦国开疆拓土、统一天下的过程，也是墨家尚贤主张被应用到政治实践并取得成效的过程。

其二、尚同思想对秦国的影响。

墨家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因为没有行政长官管理，没有上下统一的思想认识。要治理好天下，就要设立天子、三公、诸侯、乡长、里长等不同等级的官员管理百姓。同时，各级官员要将自己的思想意志，与天子的思想意志相统一。要做到“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

只有举国上下达成统一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才能确保国家政策得到高效深入和实施，才能实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在百家争鸣、学术自由的战国时期，秦国对思想的控制在各国之中最严格。在商鞅变法时期，他认为百姓不应该随便议论法令。只要法令已经制定，无论是说法令好坏都是不被允许的，这种强硬的态度有助于统一舆论。

墨家的尚同理论强调通过统一思想认识，形成统一的社会意识和观念。确保国家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集中统一，从而实现和平。秦国统治者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以“商君之法”作为天子的思想意志，设置官吏积极宣传，使其深入民间，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意志和行为规范。

其三、非攻思想对秦国的影响

墨家反对战争，但是他们反对的是“强凌弱，众暴寡”的不义战争，对于讨伐桀、纣之类祸国殃民的暴君，他们非常赞成，并将这一类战争命名为“诛”。秦国对于战争的目的，也有以上的观点，秦国在战国时期频频发动战争，但在开战前，也会找一些冠冕堂皇的开战理由，占据大义名分，做到师出有名。

但总的来说，战国晚期的战争大多数是由秦国主动发起的。即便可以说出各种缘由，但其实质并不总是如此。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史料上没有记载任何墨家弟子阻止战争的记录呢？其原因，也可能一则是战国晚期的局面，墨家后学对于墨子“非攻”观点的理解有所变化。秦国的墨者在秦国社会长期磨合中，到了此时，对“非攻”的理解可能更侧重于“义战”注重战争效果。从战争的结果看，秦国对被占领地区的管理应该是卓有成效、深得人心的。

第二个原因可能是作为一个坚定的实用主义学派，墨家或许希望通过与秦国的合作，实现自己的思想主张。而墨家尚贤、尚同等主张在秦国由理论变为实践，也让墨家学者看到“非攻”成为现实的曙光。

三、总结

总之，墨家“尚贤”学说与秦国招贤传统一拍即合，从理论上、实践上彻底打破了等级观念和亲亲观念。秦国由弱变强的发展史，为“尚贤”学说提交了一份不容反驳的论据。“尚同”学说从理论上阐述了思想统一的途径，秦国凭借“商君之法”统一了国内思想。人民各司其业，社会安宁，国家稳定。非攻学说中对于“诛暴”的赞同，让秦国惯于在开战前寻找战争缘由，占据大义高地。

战后对于被占领地区卓有成效的管理，也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客观上达到了墨家“非战”学说的目的。当下，墨学研究重新启动与深化，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墨家思想在当下仍具有极大的影响与意义，墨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成分之一，未来必定将以其自身独有的价值和普世价值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