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与王安石因新法出现的副作用产生分歧（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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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说宋朝十八帝 之 宋神宗：心比天高却抱憾而终的改革者

宋神宗

2.与王安石的爱恨合离

其二，分歧

熙宁五年三月二十六，宋神宗下诏：“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于京师置市易务。”市易务，即市场交易所。由此，熙宁新法中的“市易法”开始实施。

宋神宗下发这道诏书，是因为此前有一名“自称草泽”的人魏继宗者向宋神宗上言：“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富能夺、贫能与，乃可以为天下。”

诏书下发后，中书门下省按照诏书中的指示，回奏宋神宗，建议“在京市易务（设）监官二、提举官一、勾当公事官一”；“许召在京诸行铺牙人充本务行人、牙人，内行人令供通己所有，或借他人产业金银充抵当，五人以上充一保，遇有客人物货出卖不行愿卖入官者，许至务中投卖，勾行人、牙人与客人平其价，据行人所要物数，先支官钱买之，如愿折博入官物者亦听，以抵当物力多少，许令均分赊请相度，立一限或两限送纳价钱，若半年纳，即出息一分，一年纳，即出息二分，以上并不得抑勒，若非行人见要物，而实可以收蓄变转，亦委官司折博收买，随时估出卖，不得过取利息”；“其三司诸司库务，年计物若比在外科买省官私烦费，即亦一就收买”。

其后，“赞善大夫、户部判官吕嘉问提举在京市易务，仍赐内藏库钱一百万缗为市易本钱，其余合用交钞及折博物，令三司应副。”

三司则“起请市易十三条，其一云：‘兼并之家，较固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务觉察，申三司按置以法。’”宋神宗“御批减去此条，余悉可之”。

四月十七，御史刘孝孙上言：“于此见陛十宽仁优民之至。”王安石却说：“孝孙称颂此事以为圣政，臣愚窃谓此乃是圣政之阙。”宋神宗说：“若但设法倾之，即兼并，自不能为害。”王安石说：“若不敢明立法令，但设法相倾，即是纸铺孙家所为。”纸铺孙家，即卖纸张的孙家小店，王安石以此指类宋神宗不应不允市易务“觉察”“兼并之家，较固取利，有害新法”。

七月初四，宋神宗下诏，“以榷货务为市易西务下界，市易务为东务上界。”将国家专卖部门“榷货务”改为“市易西务”，在京市易务为“市易东务。”十三，再下诏，“在京商税务、杂买场、杂买务并隶提举市易务。”

期间，宋神宗“批付王安石：‘闻市易买卖极苛细，市人藉藉怨谤，以为官司浸淫，尽收天下之货，自作经营。可指挥，令只依魏继宗元擘画施行。’”

闰七月，王安石在朝堂议事后“留身白上曰”，留下禀告宋神宗：“陛下所闻，必有事实，乞宣示。”

宋神宗说：“闻榷货卖冰，致民卖雪，都不售。”听闻已经改为市易东务的专卖部门卖冰，导致卖雪的百姓都卖不出去。

王安石说：“卖冰乃西园苑，非市易务。”卖冰的是管理皇家园林“西园苑”的部门，不是市易务。

宋神宗说：“又闻卖梳朴即梳朴贵，卖脂麻即脂麻贵。”

王安石说：“若买即致物贵，即诸物当尽贵，何故脂麻独贵？”

宋神宗说：“或云吕嘉问少年不练事，所置勾当人尽奸猾，嘉问不检察。”

王安石说：“嘉问所置勾当人，如沈可道、孙用勤，若不收置务中，即必首为兼并害法。今置之务中，所谓御得其道，狙诈咸作使是也。”

宋神宗说：“又闻立赏钱捉人，不来市易司买卖？”

王安石说：“此事尤可知其妄。吕嘉问连日或数日辄一至臣处为事，初臣要见施行次第，若有榜如此，臣无容不知。果有此事，则是臣欲以聚敛误陛下。陛下当知臣素行，若臣不如此，即无缘有此事。”

宋神宗说：“卿固不如此，但恐所使令未体朝廷意，更须审察。”王安石说：“此事皆有迹，容臣根究勘会，以具闻奏。”

十一月十三，宋神宗对王安石说：“市易卖果实审有之，即大烦细，令罢之，如何？”

王安石说：“市易司但以细民上为官私利买所困，下为兼并取息所苦，自投状乞借官钱，出息行仓法，供纳官果实。自立法以来，贩者比旧皆即得见钱，行人比旧官司兼并所费，十减八九，宫中又得好果实供应，此皆逐人所供状，及案验，事实如此。

陛下谓其繁细，有伤国体，臣愚窃谓不然。今设官监酒，一升亦卖；设官监商税，一钱亦税，岂非细碎？又不以为非者，习见故也。臣以为酒税法如此，不为非义。何则？且三代之法固已如此，周官固已征商，然不云须几钱以上乃征之。泉府之法，物货之不善，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价买之，以待买者，亦不言几钱以上乃买。又珍异有滞者，敛而入于膳府，供王膳，乃取市物之滞者。周公制法如此，不以烦碎为耻者，细大并举，乃为正体。但尊者任其大，卑者务其细，此先王之法，乃天地自然之理。如人一身，视听食息，皆在元首。至欲搔痒，则须爪甲，小大所在不同，然亦不可阙。天地生万物，一草之细，亦皆有理。今为政，但当论所立法有害于人物与否，不当以其细而废也。”

宋神宗“笑，且曰”：“买得果实，诚比旧极佳，行人亦极便，但行人皆贫弊，宜与除放息钱。”

王安石说：“行人比旧，已各苏息，可以存活，何须除放息钱？若行人已苏息，比旧侵刻之苦已十去八九，更须除放息钱，即见今商税所取，不择贫富，固有至贫之人，尚为税务所困，亦合为之蠲除，彼何独蠲除此？今诸司吏禄极有不足，乃令乞觅为生，不乞觅不能自存，乞觅又犯刑法。若除放息钱，何如以所收息钱增此辈禄？”

第二天，有关部门“进呈内东门及诸殿吏人名数”，禀告宋神宗说：“从来诸司，皆取赂于果子行人。今行人岁入市易务息钱几至万缗，欲与此辈增禄。”

宋神宗说：“诸殿无事，惟内东门司事繁，当与增禄。”

王安石说：“如入内内侍省吏人，亦当与增禄，盖自修宗室条制，所减货赂甚多故也云云。”

有关部门又登记“泉府事”禀告宋神宗：“此周公所为也。”

宋神宗说：“周公事未能行者岂少？”

王安石说：“固有未能行者，若行之，则便于公私，不知有何不可？而乃变易，以从流俗。所见十二月乙亥朔诏，罢诸路上供科买，以提举在京市易务言上供荐席、黄芦之类六十色，凡非余州，不胜科扰，乞计钱数，从本务召入承揽，以便民也。”

但六年正月初七，枢密使文彦博向宋神宗上言：“近臣言市易司遣官监卖果实，有损国体，敛民怨，乞寝罢。至今涉旬，未闻施行。凡衣冠之家罔利于市，搢绅清议尚所不容，岂有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而不为物议所非者乎？”

王安石听后禀告宋神宗说：“陛下近岁放百姓贷粮至二百万，支十斗全粮大军，一岁增费，亦计数十万缗，以至添选人俸、增吏禄、给押纲使臣所费，又亦百万缗。天下愚智，孰不以此知陛下不殖货利？岂有所费如此，而乃于果实收数千缗息，以规利者？直以细民久困于宫中须索，又为兼并所苦，故为立法耳。”

宋神宗听了王安石的话，将文彦博的奏章“寝不报”，压了下来，不予回复。

七年正月十九，朝廷派“三司勾当公事”李杞“相度成都府置市易务利害”，此前先已派蒲宗闵、沈逵前往，“今复遣杞”。

其后，宋神宗“与辅臣论及市易”，参知政事冯京说：“曩时西川因榷买物，致王小波之乱，故颇以市易为言。臣检《实录》，实有此说。”

王安石说：“王小波自以饥民众，不为官司所恤，遂相聚为盗，而使臣乃归咎般取蜀物上供多而致然。不知般取孟氏府库物以上供，于饥民有何利害？”

宋神宗说：“李杞行未？”

王安石说：“未也。然愿陛下勿疑，臣保市易必不能致蜀人为变也。”

去年八月，“详定行户利害所”曾向宋神宗上言：“乞纳诸行利人厚薄，纳免行钱，以禄吏与免行户祇应。自今禁中买卖，并下杂买务，仍置市司，估市物之低昂。凡内外官司欲占物价，则取办焉。”宋神宗“皆从之”，但说：“此固便于民，然须严立防禁觉察，毋使堕废。如天下百姓纳麴钱，异时盐、酒既榷，其钱不能免也。”到今年三月，宋神宗问王安石：“纳免行钱如何？或云提汤瓶人亦令出钱，有之乎？” 提汤瓶人，即提着热水瓶卖热水的人。

王安石说：“若有之，必经中书指挥。中书实无此文字。”

冯京说：“闻后来如此细碎事都罢矣。”

王安石说：“冯京同签书，中书文字，皆所亲见，如何去言闻不知先来如何细碎收钱，后来如何都罢？若据臣所见，即从初措置如此，非后来方不收细碎事。不知冯京何所凭据，有此奏对。

且言提汤瓶亦令出钱，必有人，陛下何故不宣示，付所司考实？陛下治身以尧舜实然，所愧臣诚无复可以论谏，至于难任人，疾谗说，即与尧舜实异。如市易司，非吕嘉问，孰敢守法，不避左右近习？非臣，孰敢为嘉问辨明，以忤近习？且市易事，臣一一亲经理其事，亦颇为劳费精神，正以不欲背负所学，为天下立法故也。

若每每忤圣意，而又召致近习谗毁，乃作扰害百姓之事，不知臣欲以此何为？以为名则不善，以为利则无获。陛下试察臣所以区区为此者何意？”

宋神宗说：“何故士大夫言不便者甚众？”

王安石说：“士大夫或不快朝廷政事，或与近习相为表里。今大小之臣，与近习相表里者极多，陛下不察耳。自古未有令近习如此，而能与治功者。”

“初，吕嘉问以户部判官提举市易务，挟王安石势，陵慢三司使薛向，且数言向沮害市易事。及曾布代向为三司使，素知嘉问骄恣，怀不能平。又闻上数以市易苛细诘责中书，意欲有所更张，未得间也。”十三日夜，宋神宗“降手札赐布”，给曾布写了手书说：“闻市易务日近收买货物，有违朝廷元初立法本意。可详具奏。”

曾布“先受命察访河北，辟魏继宗同监市易务。嘉问自初建议，以至其后增损措置，莫不与闻。”见到宋神宗的手书，“遂携继宗见安石，具言曲折”，说：“布翌日当对，欲悉以此白上。”“安石诺之”。

十七，曾布在崇政殿进见宋神宗，“具奏所闻”，将所知情况写成奏章，详细奏报告给宋神宗。宋神宗“览之矍然，喜见于色”，问曾布说：“王安石知否？”又问：“安石以为如何？”

曾布“皆对以实，且言”：“事未经覆案，未见虚实。”

宋神宗说：“朕久已闻之，虽未经覆案，思过半矣。”

曾布

曾布在进见宋神宗之前，正在等待的时候，“安石先奏事”。宋神宗对王安石说：“曾布言市易不便，知否？”

王安石说：“知之。”

宋神宗说：“布言如何？”

王安石说：“布今上殿必自言。”

曾布奏报结束，王安石“遂留身白上”：“市易事，臣每日考察，恐不致如言者。陛下但勿仓卒，容臣推究，陛下覆验，更加曲直。”

曾布与吕嘉问“不相足”，有矛盾，曾布“所言既送中书”，当天夜间，宋神宗又“批问安石”：“恐嘉问实欺罔，非布私忿移怒。”

王安石“具奏明其不然”，“于是有诏，令布与吕惠卿同根究市易务不便事”。之所以让吕惠卿参加“根究”，是王安石“意主嘉问，而不以布言为是，故使惠卿居其间也。”

二十五，“曾布既受诏同吕惠卿根究市易务事，或为布言：中书每以不便事诘嘉问，嘉问未尝不巧为蔽欺，至于案牍，往往藏匿改易。”“布又闻嘉问已呼胥吏将案牍还私家隐藏更改，遂奏乞出膀，以厚赏募告者。”

二十六，宋神宗“批”：“依奏付三司施行。”“布即榜嘉问所居。”

二十七，“惠卿至三司，召魏继宗及行人问状，无复有异辞者。惠卿退，以继宗还官舍，诘布所以辟继宗为指使缘由，再三诱胁继宗，令诬布以增加所言。继宗不从，反具以告布。”

“惠卿又遣温卿密造王安石，言张榜事，且曰：‘行人辞如一，不可不急治继宗。若继宗对语小差，则事必可变。’而嘉问诉于安石尤切。安石欲夜收张榜，左右白以有御宝批，乃止。”

二十八，“惠卿以急速公事求独对，布亦具继宗所告曲折以闻，并言惠卿所见不同，不可共事，乞别选官根究。未报，而中书建白：‘三司承内降，当申中书覆奏取旨，擅出榜欲按治。’”

宋神宗下诏，“官吏特释罪，其元批依奏指挥更不施行，榜仍缴纳中书。”曾布上言，“论”说：“三司奏请御批例不覆奏，且三司尝申知中书，虑无罪可放。”不久，“有诏如布请，惠卿等侧目矣。”

四月初二，翰林学士吕惠卿向宋神宗上言：“奉诏与曾布同根究市易事。勾集行人照证，而有臣未到已前布所取状，臣恐当再行审覆。乞下开封府，暂追付臣处供析，即更不系禁。”

中书门下省“欲依惠所乞施行”，宋神宗“批”：“可令布、惠卿一处取问，所贵不致互有辞说。”

“三司既收榜放罪”，宋神宗“复以手札赐布，令求对”。曾布“即具陈行人所诉，并疏惠卿奸欺以闻”。“及是布对”，至此曾布进见宋神宗，宋神宗“慰谕久之”，“因曰”，接着话题说：“惠卿诚不可更共事。”

曾布“又陈薛向编管无罪牙人事”，宋神宗“惕然咨嗟”，警觉醒悟地叹气说：“此事朕与有罪，当时失于不详究，便令依奏，今已无及，维当速释之耳。”

曾布说：“编管人情轻，一期即放逐便，其人皆已放还矣。”

其时宋神宗“意犹必欲按治”，“而王安石卒不肯舍惠卿用他官”。“惠卿奏请审复，尽谋独变此事也”。宋神宗“疑焉，故仍以付两人。”

十二，“详定行户利害所”上言：“自今凡有体问行户所状，乞降本所，以凭具析申奏。”宋神宗“从之”。

宋神宗“初以布言为是，已而中变，从惠卿请，送魏继宗于开封府”。曾布“又言”：“臣自立朝以来，每闻德音，未尝不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为虐，固已凛凛乎间架阡陌之事矣。近日嘉问奏称：熙宁六年，收息八十余万。贴黄云：近差官往河南贩茶，陕西贩盐，两浙贩纱，皆未敢计息。臣以谓如此政事书之简牍，不独唐虞三代所无，历观秦、汉以来衰乱之世，恐未之有也。”

宋神宗“笑而颔之”，笑着点点头，对曾布说：“惠卿不免共事，不可与之喧争，于朝廷观听为失体。”

曾布“退，与惠卿召行人于东府，再诘，其所陈如前不变。”“而王安石恳求去位，引惠卿执政。”

宋神宗“既许之”，十八，曾布“复与惠卿会，惠卿颇有得色，诟骂行人及胥吏，以语侵布，布不敢校也。”

十九，礼部侍郎、平章事王安石罢知江宁府；观文殿大学士、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韩绛依前官平章事、监修国史；吕惠卿为参知政事。

“安石为执政凡六年，会久旱，百姓流离，上忧见颜色。每辅臣进对，嗟叹恳恻，益疑新法不便，欲罢之。安石不悦，屡求去，上不许，而吕惠卿又使其党日诣匦函，假名投书，乞留安石，坚守新法，坚求去”。

二十五，“中书奏事已”，宋神宗“论及免行利害”，说：“今日之法，但当使百姓出钱轻如往日，便是良法。至如减定公使钱人犹以为言者，此实除去衙前陪费深弊。且天下贡奉之物所以奉一人者，朕悉已罢去，人臣亦当体朕此意，以爱惜百姓为心。”

冯京说：“朝廷立法，本意出于爱民，然措置之间，或有未尽。陛下但当辟广聪明，尽天下之议，便者行之，不便者不吝改作，天下受赐矣。”

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