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苦难辉煌》一书的正误与批评——“辉煌”莫建沙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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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奎松

从没有想过会读金一南的书，因为我们的专业原本差别很大。他在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任职，从发表的文章看，主要做的是时政评论性质的工作；我则做的是实证的历史研究。两项工作性质和方法差距很大，原本有点风马牛不相干。经友人推荐，知道金出版有《苦难辉煌》一书[1]。

书店里简单翻过，因为发现是纪实文学体，文字、史实随性发挥，观点及资料引证又全无出处注释说明，因此也没有动过去读的念头。 所以会想到必须要读一下金书，是因为今年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许多报纸杂志和电视台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做纪念文字或片子，一些编辑记者把他们写好的稿本发来请我帮忙在史实上“把把关”，意外发现其中许多错误如出一辙，十分雷同。

细问之下，才知道原来他们这些出错的文字，大多是从金书中抄来的。

为此我不得不上网把金书相关章节找出来看了一遍，结果让我大吃一惊：

怎么会有人这样写历史！

我最初看到金书是在书店小说散文一类文学书里面，想来作者出版这本书时应该也没有想要当历史书来出。既然是文学书，自然也就像“××演义”一样，不应当被人们当成历史书来读。

奇怪的是，今年网上各种转载铺天盖地，几乎所有网站在转载和介绍时都把它当成了一部真实的历史著作来对待。从网上看，作者本人如今看来也忘了自己这本书的文学性，到处去讲“党史研究”，俨然变成一个中共党史的研究专家了。

这也难怪许多人，包括记者编辑们，大都把这本书当成了一部真实的历史书来读、来引用了。

更有甚者，一些来得快的写手，已经不加分辨地把金书讲的故事当成历史真实，抄到自己的书里面去做论据了。[2]

以前读过的写中共历史的纪实文学作品，基本上是两类：

一类是权延赤、叶永烈式的，借助大量访谈记录，结合个别档案史料，加以文学性描写；一类是黎汝清式的，主要着眼于文学描述，也大量利用访谈回忆史料，同时特别会就一些历史说法作出个人的解读。

两种方式，都是以讲述历史故事为主，但多少都还有自己的史料发掘，特别是会透过鲜为人知的当事人回忆史料呈现出一些历史细节。

金书的写法却与上述作品大不相同。

作者没有自己的访谈史料，基本上是按照史书的方式介绍叙述史料与史实，再加上文学性很强的议论评点性文字。

凡有过史学研究经历者都了解，一部有新意的煌煌之作，是要经过积沙成塔、集腋成裘的积累过程的。

查作者既非专业作家，也无长期从事历史研究的经历。

作者的文章过去基本上都是谈论时政和现实国际关系问题的，几乎没有发表过史实研究性的论文[3]，又如何能够在毫无研究积累的情况下，从无到有，一举成就一本几十万字的党史著作呢？

读过金书的部分篇章即可发现，作者对历史，无论是中共史、国民党史，还是近代史，并无具体史实的研究基础，书中历史叙述与分析说明，不过是借助于他人的各种著作，包括近现代史或中共党史学界同行的研究成果。

也就是说，金书其实是作者根据自己的观点和创作意图，把各种层级质量差异很大的著述，按其需求剪切拼接，加工“串烧”，再结合上自己随性发挥的文学性语言，而打造出来的一种速成品。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大量借助或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并非不可，只要你能严格按照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切实理解他人的研究，准确使用他人研究的史料、史实和观点，把转引的资料或引述的观点、说法的原始出处注释清楚，得出不同于前人的观点或历史分析。

即便是创作历史纪实作品，倘能准确了解宏观背景，基本史实不虚构，一般叙述不离谱，也算OK。

让人十分诧异的是，作者身为学术研究人员，照理不会不懂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然而金书从头到尾，大量借助、利用了他人发掘、引用的研究资料，包括直接借鉴利用了学界同仁的研究发现和观点、结论，却既不注转引出处，也不做资料说明，更不去鉴别考证，全书连个最偷懒的“参考文献”都不列，更不用说作者连想都没想过还应该要写上一两句感谢前人研究的礼貌话了。

给人印象，书中利用的大量新近发掘的史料和观点，都是作者自己研究发现和创造出来。

但是，以这样的态度和这样的研究基础来借用他人成果，不仅“借”得不明不白，“用”也注定会用得极不准确。

今日中国，社会浮躁，人人都想抄近路、走捷径，做学问的人也一样急功近利，这确是事实。

但是，在学术界有一些最基本的规范，大家至少都还是在谨慎地遵守着的。

金书作者自认“学者”[4]，就必须要谨守学者的行为规矩和道德良知。

为了让金书作者，也包括那些读过金书的读者知道该书一些史实问题所在，以下特就已读过的金书第一章中比较典型的问题稍加正误与批评。

不可理解的错“抄” 自从政府教育、科研管理机构开始拿量化指标来管理学术研究以来，“天下文章一大抄”就成为国人见怪不怪的现象了。

八九十年代高校中曾经兴起过所谓“剪刀加糨糊”的专业创作队伍，我们今天还经常能发现许多人做科研是靠“抄”的。

但是，这种人“抄”也大都还是“抄”自己专业范围内的东西，跨行跨专业“抄”，以致错“抄”百出的情况似乎还鲜有见到。

而金书却恰恰开了这一先例。

以下仅举几例：

例一，金书第6页引述北京政府驻俄公使刘镜人两则电报，原文可见于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中俄关系史料·俄政变与一般交涉》卷[5]，大陆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第九册的一篇课文中即录有这两则电报。

相信作者应该是从网上或其他渠道读到的那篇被收为课文的文章并抄来这两则电报的，拿来用也就算了，作者明明不熟悉这段历史，却偏要画蛇添足地去调侃刘镜人的翻译能力。

书中写道：

“刘镜人的俄译汉有些问题，布尔什维克本应译为‘多数派’，却被他翻译为‘广义派’，让人看了有些摸不着头脑。”

其实，和20世纪初以来诸如“社会主义”、“共产党”之类的众多名词一样，“广义派”三个字其实也是从日文汉字用法中借用过来的。

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人在中国办的《顺天时报》上就有“广义派”的用法了，在刘镜人发出金书所引的这两封电报之前，北京政府以及国内京津报刊也都在使用这一名词了。

故刘镜人不是“俄译汉”创造出这一名词，而是借用国内的这一译法以求容易明了罢了。

这自然也就根本不可能出现作者以为的那种“让人看了有些摸不着头脑”的情况。

关于这一概念当年的使用情况，台湾学者王聿均在1978年出版的学界最早研究这段时间中苏关系史的著作——《中苏外交的序幕》一书时，就专门作过解释。

他写道：

“当时北京政府称布尔塞维克为广义派、多数党、过激派或激党。”[6]

例二，第7页，金书谈及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中的一段话，总共90多个字，和台湾、大陆通用的文本相比，竟然一多半不一样。

孙越宣言最早发表在上海英文《大陆报》上，当时即有《东方杂志》、《时报》、《民信日刊》等多家报刊刊出译文。

译文内容差别不大，最准确的译文属《民信日刊》使用的世界通讯社的译文，1933年《外交月报》校订再刊，以后先后被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和大陆出版的《孙中山全集》用为宣言的中译文定本，故以后的中文研究者亦均以此译文为准。

该译文是：

“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7]

金书转抄的文字是：

“孙中山博士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埃）制度的条件。越飞先生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并且进一步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充分的民族独立。”

金书引文和通行的宣言汉译本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后者是1920年代人的汉译文字，金书引文则是1949年以后大陆普通话流行后的汉译文字。

奇怪的是，金书引文中竟然还有一个1920年代有时还会出现的译名“苏菲埃”。

作者还特地在“菲”字后面加上一个括号，里面注明应是“维”字，给人印象这是1920年代当时的文件。

殊不知，当时人的行文习惯，是不会使用“实际上”、“并且”、“进一步”等这一类词汇的。

而且，像“孙中山博士”这样的用法也很少能见到，何况原文明明写的是“孙逸仙博士”。[8]

因此，金书引文由何而来就让人倍感疑惑了。

是不是作者自己另译了英文了呢？

当然不是。

作者刻意保留那个“菲”字并做订正，就说明作者是想保持抄来的文字的历史旧貌的。

只是通常情况下，如果作者知道此一引文实系英文汉译，他理应注意的是译文是否准确，而不是去刻意保留汉译发表时的样子。

坦率地说，如果作者真是想保持原貎，理应直接引用原文，同时自行翻译并与其他译文互校。

此段宣言文字的英文原文刊于英文《大陆报》（The China Press）。

原文如下：

Dr.Sun Yat-sen holds that the Communistic order or even the Soviet system cannot actually be introduced into China，because there do not exist here the conditions for the successful establishment of either Communism or Sovietism.This view is entirely shared by Mr.Joffe，who is further of the opinion that Chinas paramount and most pressing problem is to achieve national unification and attain full national independence.[9]

此段文字今天直译应为：

“孙逸仙博士坚信，共产秩序，甚至苏维埃制度，实际上不能被引入中国，因为这里不存在成功建立共产主义或苏维埃主义的条件。此项见解，越飞先生完全同感。他进一步指出，中国最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是成就国家的统一和获得充分的民族独立。”

比较英文原文以及我的翻译，通行的旧译文更符合当时人的行文习惯，除个别词（即“共产组织”）外，翻译基本准确。

因此，研究者以此译文作为中文文献使用，并无不妥之处。

金书所抄引文一来多不合当年国人的行文习惯；二来文法上毛病较明显；三来还有误译（如“孙中山博士”）的情况，故无论就准确性，还是就中文行文的通顺看，此译文都十分蹩脚。

既然如此，金书作者为什么不直接利用大家至今都在利用的旧译文，而非要别出心裁地去辗转抄来这样一段引文来用呢？

由此可以看得很明白的是，金书作者或者完全不知道在大陆有《孙中山全集》之类的资料书；或者写书太过偷懒，对所抄引文明显存在的文字问题毫无警觉，连去查一下相关资料或去比较一下其他学者引文的工夫都没有下。

例三，第9页，作者写道：

“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出现大号标题：‘美克齐美（Maximalist音译，过激党之意）占据都城’。这是中国最早报道十月革命的报纸。”[10]

因系转抄，作者连同“美克齐美”四字后面原作所加的括号中文字也一并抄了下来。

查，整个这段话最早出自向青1980年代初的一篇论文。[11]

按照金书大量出错的资料来源情况分析，作者应该不会去查找30年前向青教授的文章，想必是从二手甚至三手的文章或书中辗转抄来的。

但无论如何，金书所抄的这段文字和向青文章中的文字基本无差，这也说明作者一般情况下不会自己抄错，凡错者多为来源中即错了。

向青文章中的这段文字如下：

十月革命以后，中国最早报导这一革命的是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日，《民国日报》大号标题是：“美克齐美（Maximalist音译，过激党之意）占据都城”。

对比两段文字，可知两者相同度极高。

重要的是，作者抄录时完全没有注意这则资料的说法中有什么问题。

实际上，向青在括号中做的这个注解并不十分恰当。

“Maximalist”的原形是“Maximal”，是极大、极多的意思，加上后缀ism，意为“极多”或“多数主义”。故所谓“Maximalist”，也就是“多数派”或“布尔什维克派”。

金书作者既然任职于战略教研部，专门研究国际战略问题，英文理当不差，应该很容易发现转引的这个注解有问题。

作者批评刘镜人译文水平不高，把“多数派”译成了“广义派”，自己却不加辨析，照抄了事，以讹传讹。

不仅如此，只要查一下当时的报纸，就会知道向青当年的说法并不确切，因为上海《民国日报》并不是最早报道十月革命消息的。

1917年11月10日当天发表俄国革命消息的就有多家中国报纸，包括《申报》、《时报》、《中华新报》等，不能说《民国日报》报得最早。

更为荒唐的是，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这一消息的“大号标题”也不是什么“美克齐美占据都城”，而是“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

在此标题下分别转报了俄京电、伦敦电几则消息。

因此小标题分别是：

“临时政府已推翻”，“新政府即将提出公正之和议”等，“美克齐美党（注意：向青原文漏抄了一个“党”字，金书自然也就没有了这个“党”字）

占据都城”一句，不过是该版三个子标题中的一个而已。

这里还特别需要说明一点，上述报道及其内容，其实都可见于目前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世界历史九年级教材。

那里面对“美克齐美党”直接解释为“布尔什维克党”，由此亦可知作者这段文字肯定不是从中学教材里抄来的。

连中学历史课文的内容，作者都会抄错至如此地步，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例四，还是第9页，紧接着上面的说法，作者写道：

“孙中山看完报后，立即通过中间媒介给列宁一信，代表国民党向布尔什维克党人表示高度敬意，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斗争。”

还说：

“列宁称这封信是‘东方的曙光’。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指契切林——引者注）代表列宁回信：‘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我们的失败就是你们的失败，为了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在这伟大的斗争中团结起来。’”

查，这段多处失实的文字似乎是原封不动地抄自何新若干年前所著《毛泽东生平重大事件编年纪事》。

何著原文如下：

1917年11月10日，孙中山给列宁一信，代表国民党向布尔什维克党人表示高度敬意，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斗争。

列宁称这封信是：

“东方的曙光。”

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代表列宁回信：

“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我们的失败就是你们的失败，为了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在这伟大的斗争中团结起来。”[12]

不管这段文字是否来自何新，金书作者原文照录，并且公开发表出来，都难辞其咎了，必须要自己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