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76年唐与新罗伎伐浦之战浅析

爆发于仪凤元年（公元676年）11月的伎伐浦之战，是有史记载的唐与新罗的最后一次较大规模的交战。关于此次交战，唐朝方面史料并无明确记载，新罗方面虽有记载，却也存在不少疑点。本文根据唐与新罗的相关史料，对这次交战简单梳理如下。

按照《三国史记》的记载，伎伐浦之战情况如下：

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冬十一月, 沙湌<施得>领船兵，与<薛仁贵>战于<所夫里州><伎伐浦>，败绩，又进大小二十二战，克之，斩首四千余级”。

下面我就从这段史料记载展开讨论。

第一，战役地点。

伎伐浦，是百济境内熊津江下游、入海口附近的一段江面。《三国史记》多次提到伎伐浦，现简单摘引如下：

新罗本纪：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六月，“<定方>与副总管<金仁问>等, 到<伎伐浦>, 遇<百济>兵, 逆击大败之”。

百济本纪：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成忠>瘐死{不食}。临终上书曰：“若异国兵来, 陆路不使过<沈岘(一云<炭岘>) >, 水军不使入<伎伐浦(一云<白江>)>之岸, 举其险隘以御之, 然后可也”

百济本纪：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兴首>曰: “<唐>兵既众, 师律严明, 况与<新罗>共谋犄（/掎）角。若对阵于平原广野, 胜败未可知也。<白江>[或云<伎伐浦>]、<炭岘>[或云<沈岘>], 我国之要路也。一夫单枪, 万人莫当, 宜简勇士, 往守之。使<唐>兵不得入<白江>, <罗>人未得过<炭岘>。大王重闭固守, 待其资粮尽, 士卒疲, 然后奋击之, 破之必矣”。

金庾信传：“将军<苏定方>、<金仁问>等, 沿海入<依伐浦{技伐浦/伎伐浦}>。海岸泥泞, 陷不可行。乃布柳席, 以出师”。

根据金庾信传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伎伐浦在熊津江下游比较靠近入海口的地方，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唐与新罗的联军正是从这里登陆，对百济发动进攻的，“海岸泥泞, 陷不可行。乃布柳席, 以出师”，可为明证。

另据百济本纪的记载，伎伐浦的地势比较险要，而且是唐军从水路进攻百济的必经之地，正因为如此，百济的两位重臣才强调百济要想抵抗唐军进攻，必须守住伎伐浦，“水军不使入<伎伐浦(一云<白江>)>之岸”，“使<唐>兵不得入<白江>”。

伎伐浦

第二，战役时间及背景。

按照《三国史记》的记载，伎伐浦之战发生于高宗仪凤元年（公元676年）11月。这一时间，比较特别，因为它正处于唐朝大规模从新罗前线抽身的过程中。

李治

百济灭亡后，新罗趁机侵占百济故地，唐朝虽然派出薛仁贵增援百济，但是，在公元672年至673年间，唐军已撤出百济故地，薛仁贵也回到洛阳，并于公元673年五月在洛阳捐造了佛像，而新罗也在673年开始了组建百济人军队、设立和授予百济人官职等善后工作。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刘仁轨出任鸡林道行军大总管后，唐军所属的靺鞨人可能曾回到百济故地，据《资治通鉴》记载，“（刘仁轨）又使靺鞨浮海略新罗之南境，斩获甚众”，这里所说的“新罗之南境”，很可能就是百济故地。但是，这次进攻，带有抄略的性质，唐军抄略以后，未必会在百济故地留下兵力。

海战图

此后，随着刘仁轨带兵回国，在公元675年至677年间，唐朝在新罗前线一直采取收缩政策，现将这段时间的大事简单列示如下：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二月七重城之战后，“仁轨引兵还”（《资治通鉴》）。

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买肖城之战后，唐朝接受新罗求和请求，“新罗乃遣使入贡，且谢罪；上赦之，复新罗王法敏官爵”（《资治通鉴》）。

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唐朝将安东都护府和熊津都督府治所向西迁移到辽东地区，并撤换汉官，“二月，甲戌，徙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先是有华人任安东官者，悉罢之。徙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其百济户口先徙於徐、兗等州者，皆置于建安”（《资治通鉴》）。

仪凤元年（公元676年）至迟闰三月，长期对高句丽和新罗作战的李谨行及其子李秀被调往吐蕃前线（参考《资治通鉴》、《旧唐书》、李谨行和李秀的碑铭）。

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唐朝将安东都护府和熊津都督府彻底羁縻化，“二月，丁巳，以工部尚书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遣归辽东，安辑高丽馀众；高丽先在诸州者，皆遣与藏俱归。又以司农卿扶馀隆为熊津都督，封带方王，亦遣归安辑百济馀众，仍移安东都护府于新城以统之”（《资治通鉴》）。

可见，在公元675年至677年这段时间，唐朝在东线，一直采取的是战略收缩政策，以便集中力量对抗吐蕃。如果说有例外，那就是高宗在派遣扶余隆安辑百济余众的时候，曾命他返回百济故地，“令归本蕃，安辑余众”（《旧唐书》东夷传），但是，高宗同时还对扶余隆下了另一道命令，那就是可以暂时寓居在辽东地区，“时百济荒残，命隆寓居高丽之境”，也就是说，命扶余隆返回百济故地，并不是严厉和急迫的命令，如果无法返回，可以暂时呆在高句丽故地。

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按照《三国史记》的记载，公元676年11月，发生了伎伐浦之战。从上面介绍的伎伐浦的地理位置来看，此次交战，应该是唐军，在伎伐浦这个百济故地边境、地势险要的地方，与新罗军队发生交战。按照上面引用的记载，当时唐朝正在从新罗前线抽身，为什么会在这时发生伎伐浦交战呢？

个人猜测，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唐朝此前在百济故地可能留有少量的兵力，例如，公元675年刘仁轨派出靺鞨人抄略新罗南境以后，可能留下了部分军队在百济故地坚持战斗，至公元676年11月，奉命撤出百济故地，结果在伎伐浦与追击的新罗军队发生交战。另一种可能是唐军安东都护府的留守部队，对新罗发动的一次局部进攻，据《三国史记》记载，就在公元676年7月，唐军曾对新罗北线发动了一次局部进攻，“唐兵来攻道临城拔之，县令居尸知死之”，则很可能在当年，也对新罗南线发动过局部进攻。

第三，参战将领。

关于参战将领，我主要想说一下薛仁贵。

薛仁贵

薛仁贵是否参加了公元676年11月的伎伐浦之战呢？唐朝方面的史料并无直接记载，但有以下两条记录：

据清末民初陆增祥编撰的《八琼室金石补正》卷31记载，咸亨四年（公元673年）5月，薛仁贵曾在洛阳捐造佛像，全文是：“薛仁贵奉为皇帝皇后敬造阿弥陀像一躯并二菩萨，普共法界仓生同得此福。咸亨四年五月造”。

据《旧唐书》薛仁贵传记载，“上元中，坐事徙象州，会赦归”。

有人据此否定薛仁贵参加过伎伐浦之战。下面我们逐条分析。

首先，薛仁贵造像记，这条史料说明薛仁贵在咸亨二年（公元671年）作为鸡林道总管到达百济故地后，至迟在咸亨四年（公元673年）五月，薛仁贵已经返回洛阳。但是，这条记载并不能说明薛仁贵在仪凤元年（公元676年）没有出现在新罗前线。因为，公元672年8月石门之战以后，直到公元673年9月以前，唐与新罗的关系暂时出现缓和，薛仁贵在这段时间返回洛阳是可以理解的，而公元673年9月瓠泸河之战以后，唐与新罗的关系再度紧张，公元675年，刘仁轨出任大总管以后，曾派出靺鞨人抄略新罗南境，这时，唐朝再次出现了向百济故地派出一名将领的需求，则薛仁贵公元675年以后返回新罗前线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也是与薛仁贵造像记的记载不矛盾的。

薛仁贵

其次，薛仁贵坐事徙象州，这条史料说明薛仁贵在上元年间受到了“徙象州”的处罚。有人认为上元年间仅指公元674年至675年两年，据此否定薛仁贵曾参与仪凤元年（公元676年）11月的伎伐浦之战。但是，查上元年号，自公元674年开始使用，一直到公元676年11月才停用，也就是说公元676年，可以说是仪凤元年（《新唐书》高宗本纪），也可以说是上元三年（《旧唐书》高宗本纪），因此，广义的上元年间，是指公元674年至676年，则薛仁贵上元年间徙象州，与仪凤元年，亦即上元三年（公元676年）11月，薛仁贵参与伎伐浦之战并不矛盾。

此外，学者黄约瑟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魏元忠仪凤年间上封事发生在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八月，而并不是《资治通鉴》记载的仪凤三年（公元678年）九月青海之战以后。黄约瑟先生将魏元忠上封事判断为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八月左右，是依据《旧唐书》高宗本纪的一条记载：公元676年八月，“（高宗）令文武官各上封事言得失”。由于魏元忠上封事时，薛仁贵已经被再次治罪，如果魏元忠上封事发生在公元676年8月，则那时已经被治罪的薛仁贵就不可能参加当年11月的伎伐浦之战。

但是，黄约瑟先生的上述观点也仅仅是推测，黄约瑟先生自己也强调说，“我们可以猜测，魏元忠的封事上于上元三年（676年）八月”。

我关于薛仁贵是否参与伎伐浦之战，也有我自己的看法，但是史料依据也不十分充分，当另附文详述，此处不再赘述。

第四，参战兵力。

先看新罗方面。

按照《三国史记》的记载，新罗方面参战的主将是沙湌施得，沙湌是新罗17等官位中的第8等。沙湌的领兵人数是多少呢？查《三国史记》记载，沙湌领兵人数的史料如下：

新罗本纪：显庆五年（公元660年），“王子<仁泰>与沙湌<日原>、级湌<吉那>, 以兵七千副之”。

新罗本纪：咸亨元年（公元670年），“三月，沙湌<薛乌儒>与<高句丽>太□□{大兄}<□延武{高延武}>, 正各率精兵一{二}万 ,度<鸭绿江{鸭绿江}> ,至<屋骨>”。

新罗本纪：开耀元年（公元681年），“沙湌<武仙>率精兵三千, 以戍<比列忽>”。

其中，咸亨元年（公元670年）的那条记载，“正各率精兵一{二}万”，是有两种记载的，但是，我认为，其中的“二万”，应该是“正率精兵二万”，亦即二位将领共率兵二万，则每位将领率兵一万。

综合以上几条记载，新罗的沙湌率领的军队，其兵数在三千至一万之间。

则在仪凤元年（公元676年）11月伎伐浦之战中，沙湌施得率领的军队大致也应在上述范围内，也就是几千兵力，至多不超过1万人。

再看唐朝方面。

唐与新罗双方史料均未记载唐朝方面的出兵人数。但是，查《三国史记》记载，咸亨二年（公元671年），新罗得知唐军要来增援百济的时候，曾派兵警戒，其阵容是，“闻<唐>兵欲来{捄/救}<百济>，遣大阿湌<真功>、阿湌，□□□□兵守<瓮浦>”。也就是说，新罗派出了一个大阿湌率兵警戒，大阿湌是新罗17等官位中的第5等，比沙湌高了3等。而当时唐朝方面出动了多少军队呢？据金法敏回薛仁贵书记载，是“数万之众”，另据当时北线高侃和李谨行一共率军4万来推测，咸亨二年（公元671年）薛仁贵所部增援百济的唐军的兵力大致为2万人。

咸亨四年（公元673年）唐与新罗关系再次紧张以后，为防止唐军再次进攻百济故地，新罗又派出了军队进行警戒，据《三国史记》记载，其阵容是，“王遣大阿湌<彻川>等，领兵船一百艘，镇西海”。新罗带队主将仍然是大阿湌。

但是到了仪凤元年（公元676年）11月伎伐浦之战的时候，新罗主将变成了小小的沙湌，而沙湌带兵的军队也就是几千人的样子。据此看，参与伎伐浦之战的唐军兵力也不会很多，可能也就是几千人的规模。

至于唐军主将可能是薛仁贵（注意，仅仅是可能），也并不影响我们对唐军人数的判断。按照两唐书的记载，薛仁贵自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大非川战败除名以后，直到开耀元年（公元681年）以前，虽然曾得到起用，但是史书并未明确记载这段时间薛仁贵曾被授予什么官位，也就是说，这段时间，薛仁贵可能是白衣领军，或者即便被授予官位，也比较低，则其带兵的人数也就不会很多。而且，即便薛仁贵参与伎伐浦之战，那也是在咸亨二年（公元671年）至咸亨四年（公元673年）出任鸡林道总管又被解除职务以后，再次得到任用，由于薛仁贵咸亨年间担任鸡林道总管时的表现并不出色，因此，此次即便再次得到任用，薛仁贵的地位也不会比咸亨年间高。何况，太宗、高宗年间，带兵数千人的行军总管大有人在，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郭孝恪担任西州道行军总管，兵力就只有三千人，龙朔二年（公元662年）苏海政担任风海道行军总管，兵力也只有数千人（《资治通鉴》）。

第五，唐军损失情况。

按照《三国史记》的记载，伎伐浦之战，唐军被“斩首四千余级”。这一记载是否可信呢？上面已经分析过，此次参战的唐军和新罗军队也就是各有几千人的规模。

如果当时唐军的主将是薛仁贵，则“斩首四千余级”的记载是不可信的，因为上面已经分析过，当时参战的唐军兵力也不过几千人，如果被斩首四千余级，则这支唐军就基本全军覆没了。

但是，查《旧唐书》列传42魏元忠传，魏元忠在仪凤年间上封事，他对薛仁贵可以说毫无好感，他在评价薛仁贵在大非川之战中的表现时，用了“弃甲丧师、脱身而走”等严厉词语，但是，他评价薛仁贵在对新罗作战的表现时，只说“仁贵自宣力海东，功无尺寸”，试想，如果薛仁贵在伎伐浦又被打成了全军覆没，魏元忠怎么会使用如此轻描淡写的词汇？

此外，查魏元忠的上书原文，“仁贵自宣力海东，功无尺寸，坐玩金帛，渎货无厌，今又不诛，纵恶更甚”，这说明，当时唐朝处罚薛仁贵并将其徙象州，其罪名很可能主要是“坐玩金帛，渎货无厌”，至于“功无尺寸”，只是次要罪名。试想，如果薛仁贵在伎伐浦全军覆没，朝廷为何还要另找罪名处罚薛仁贵？只一个败军之罪，就足够了。

如果当时唐军的主将不是薛仁贵，则“斩首四千余级”的记载倒是有可能是真的。当时安东地区已经没有汉官了，因此，参战的唐军很可能是安东都护府的留守部队靺鞨人、高句丽人和百济人等。

第六，战役影响。

公元676年11月的伎伐浦之战，是史料记载的唐与新罗的最后一次交战，有人据此认为，因为此战唐军失利，导致此后唐朝不敢再对新罗发动进攻。

我认为此说法欠妥。伎伐浦之战后，唐朝确实没有再进攻新罗，究其原因，唐朝正规部队不再进攻新罗，原因很简单，因为唐朝要集中力量对付吐蕃，这是早在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就已经确定的国策，上面已经分析得很详细了，这里不再多说。

至于唐朝在安东地区的附属部队，诸如高句丽人、靺鞨人、契丹人和百济人等，为什么在仪凤元年（公元676年）还很活跃的对新罗发动局部进攻，此后就不再进攻了呢？

我认为，伎伐浦之战的失利，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是并非唯一原因。

先说高句丽人，据《资治通鉴》记载，仪凤二年（公元677年）二月，唐朝将高藏遣归高句丽故地，命其安辑高句丽余众后，“藏至辽东，谋叛，潜与靺鞨通；召还，徙邛州而死，散徙其人于河南、陇右诸州，贫者留安东城傍”。也就是说，高藏返回高句丽故地以后，与靺鞨人相通，谋划叛乱，被唐朝发现，唐朝遂将高句丽余众分散，只留下了贫弱者留守安东，这无疑削弱了安东地区唐朝附属部队的实力。

再说靺鞨人，高藏谋叛时，是与靺鞨人相勾结的，唐朝在处罚高藏的同时，对于靺鞨人，应该也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措施，据《旧唐书》列传149记载，靺鞨诸部中，“其白山部，素附于高丽，因收平壤之后，部众多入中国。汨咄、安居、骨室等部，亦因高丽破后奔散微弱，后无闻焉”，靺鞨诸部的这种下场，恐怕与它们亲附高句丽，参与高藏谋叛是有关系的。靺鞨诸部中，只有黑水靺鞨力量比较强大，但是它的位置太过靠北，很难指望它去攻打新罗。

至于百济人，经过十多年的战火，且故土已经丢失，其实力已经很弱了，而契丹人，对攻打新罗本来就兴趣不大。

因此，我认为，高藏谋叛事件，导致唐朝削弱安东地区的高句丽和靺鞨诸部的力量，是伎伐浦之战后，唐朝安东地区附属部队不再对新罗发动进攻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我认为，发生于仪凤元年（公元676年）11月的伎伐浦之战，是唐军在安东地区的留守部队与新罗军队在伎伐浦发生的一次局部交战，此次交战，唐军失利，但是对整个安东地区的态势并无重大影响。

如对唐朝历史感兴趣，请关注我，继续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