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电破译奇才池步洲11 谁的智商高，猜得准，破译的命中率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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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越

从易到难，更进一步

日本外务省的外交密电，第一是经常更改编码，需要探索其改码的规律；第二是种类繁多，繁简不一，往往破了一种又出来一种，简直就像双方在斗法一般。

为了说明这种“斗法”是怎么“斗”的，有必要进一步说说日本外务省外交密电码的编制情况。

密电码是一门专门的学问，详细介绍起来，可以写一本专著。简单说说，也难免要讲到一些专门的术语。下面我尽量说得通俗些，让具有初中程度的读者都看得懂，希望读者能够耐心地看下去。至于提到的日文字母，认识固然更好，即便不认得，只要知道它代表一个音节，也就行了。

先说密电的变换。

任何一种密电，使用时间一长，都有失密的可能，因此每隔一定时期，就要更换。不过密电的更换，一般都不作系统性更改，而是技术性更改。因为从一种密码改为另一种密码，不但工程浩大，所有的密电码本都要更换，甚至连译电人员也要从头学习，难度相当大。如果原系统不变，仅仅做一些技术性变换，只要事先规定好，或在最后一次的电文后面用暗语附告新密码如何更改，就一切都省事得多了。

密电一改，对池步洲他们来说，当然是要费一番大周折的。好在一方是“改头换面”，一方是“驾轻就熟”，根据积累的经验，来一个你变我也变，问题就可以解决。即便一方是“脱胎换骨”，连系统都换了，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大框框总还是原来的。另一方就可以根据积累的经验和规律进行探索，不管他怎么变，就像孙悟空的那条尾巴一样，总有痕迹，破译起来，总比从头做起要容易得多。

——所谓容易，当然是比较而言之，每逢对方改换密码，池步洲等人就要打一场大仗，那可真像打仗一样，三五天之内废寝忘食，不分昼夜，群策群力，不取得胜利决不下火线，是经常有的事情。当时大家都年轻，身体顶得住。而一旦再次破译成功，那种胜利感、轻松感，就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了。

再说说密电的种类。

日本外务省的密电，一共有五种。第一种比较低级，编码也比较简单。其特点是以两个英文字母代表一个假名字母，有时候代表一个汉字，极少情况下，也用来表示两个汉字以上的词或词组。这种密电，通常都以LA开头，池步洲他们习惯上即称之为“LA码”。

这种“LA码密电”电文极短，但是数量却很大，几乎占每天收到的各种密电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内容大都是通知某大使馆或领事馆：已经派出某某为“传书使”（即传递书信的外交信使，一般是携带书面情报出国或回国），定于某月某日起程，大约某月某日可到，等等。

第二种密电，也就是池步洲一九三九年三月在重庆两路口破译的那一种，是用两个字母代替一个、两个、三个甚至四个汉字（例如行动、出击、师团长、木端微尘等等）为主的，这种密码结构复杂，破译的难度也大。要破译这一类密电，需要大量的电文，先把五十个日文字母一一破译出来，然后根据已经掌握的单词去一个个推测另外的单词。

平心而论，这种破译方法既不先进，也不科学。池先生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完全靠他的高智商。他的破译过程相当繁难，一九五○年我虽然在空军电台干过，但干的并不是报务，今天要加以解释日文密电码，也很不容易。下面尽量简单地举例说明。

读者应该还记得，池步洲是怎样从密电中找出“返电ヲ乞ウ”这一句词语的。“返电ヲ乞ウ”的日语发音，是ヘンチンヲコゥ。

据此，比如密电中有六组字母组合，转换成日文字母，是：コウギヲ○セリ其中○是暂时不明码；ギヲセリ则比较好推敲：ヲ是宾格助词，セリ用在动名词后面表示过去式，ギ用在コウ后面构成コウギ，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宾格助词ヲ，所以コウ一词必定是名词，而不可能再是“乞ゥ”。

日语中，コウ的同音词，有“巧技、广义、交谊、抗议”等等——这时候，如果有一台电子计算机，就可以用极快的速度将每一个同音词都作一次试验，正确的结论很容易地就能得出，但是那时候电子计算机还没有在世界上出现，即便已经研制成功，本身也是一种军事机密，第一不可能发布消息，第二不可能引进设备，何况当时即便有了电子计算机，也是“极个别建设”，不可能“批量生产”。

于是，池步洲就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根据上下文和日语语法来主观地选择，实际上也就是“猜”了。破译密码的难处，也正在这里。谁的智商高，猜得准，破译的命中率就高。——根据上下文和语法要求，这里以选“抗议”为比较合适。如果“抗议”的选择是正确的，那么暂时不明码的含义，就可以选择为“提出”。这样，整句话“コウギヲ○セリ”的意思，就是“抗议已提出”。再用“提出”一词反推，别的暂时不明码，也就不难一一变成“明码”了。

日本外务省的第三种密电，是一种层次较高的密电，编码方法和前面讲的两种密码是一样的，但是电文中的关键语句采用“颠倒词序”的手法来故意制造混乱，以达到“即便密电码被破译，所译出的电文也无法理解”这样的目的。

但是世上万物，无不相生相克：你有加密的办法，我就有解密的办法，这就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因为“颠倒词序”绝不能无规律地乱来，不然，收电一方岂不是也无法解读了？只要它是有规律的，就有可能找到这种规律。

再说：词序颠倒规律的使用也是有限制、有规则的，不能每一句话都颠倒，不然，发一份电报、译一份电报都非常麻烦。只要电文中有大部分字句可读，就不难用“株连九族”的办法把它的六亲九眷全“揪”出来。

前面讲过：日本外务省的密电码，是用英文字母每两个一组构成的。为了给密电码增加“密度”，第四种外务省密电，就是每隔若干个字母增加一个或几个没有任何意义的英文字母，目的也是故意制造混乱：本来是奇偶数相配的一组组字母组合，由于插进一个字母，就满篇皆变，如果仍用“老规矩”去划分，等于把所有的组合全都拆开，根本无法解读。

碰到这种密电，解读的办法也还是有的。前面讲过，由于日文语法中有“格助词”，使用频率又特别高，密电看得多了，用眼睛一扫，就可以发现哪些是格助词。例如以ガ、ヲ这两个格助词为目标，ガ表示主语，一定在前面，ヲ表示宾语，往往在后面。找到这两个格助词以后，数一数这两个格助词之间的英文字母，如果是单数，其中必定有一个“混帐东西”；如果是双数，大致可以肯定没有“捣乱分子”。

但是要从两个格助词之间找出那个捣乱的“浑蛋‘来，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首先要把两个格助词之间的字母按次序抽掉一个，进行多种可能的划分，然后找来多份同一类型的密电，进行认真细致的比较，从多份密电中找出相同的字母组合（还是那句话：如果有一台最原始的电子计算机，这样的工作并不难），最后肯定哪个字母是“奸细”，确定其位置，再找出规律，用来破译其他同类密电，自然迎刃而解。

日本外务省的第五种密电，是用打乱行序的办法来增加其“密度”的。发报的时候，先发一、三、五、七行，后发二、四、六、八行，或先发一、四、七行，再发二、五、八行，最后发三、六、九行，等等。发报的时候多少字一行，非己方收报人并不知道，只能按发报的字序重新排行。这就造成了混乱，无法理解电文的内容了。

要解读这一类密电，只有一两份电文，也许是很难甚至无法破译的；但当时这一类电文很多，有时候一天就能收到十几份、几十份。把许多同类的电文互相比较，往往会发现某一成串的电文在某一份电文中被变位了，而在另一份电文中却没有变位。只要细心观察，就可能发现这份电文上的某段加上某段，正好等于另一份电文上的某一段。这样，如何分段、如何打乱行序的规律，也就逐渐掌握了。

以上五种密电，当然不是同时使用的。其中只有第一种使用的时间最早也最长。温毓庆他们破译的，就是这一种。而第二种则是池步洲最早破译的。其余三种，陆续出现于一九四一年以后。第五种使用的时候，已经是抗日战争的后期了。

我在前面几次提到：如果有电子计算机，破译密电码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这不是我的猜测和估计，而是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先例。还可以这样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破译密电码的需要而发明出来的。

这本身也是一桩秘密。

一般人都以为：世界上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名叫“埃尼亚克”（ENIAC），是美国人摩彻利和埃卡特基在一九四六年发明的。事实却并非如此！

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发明者不是美国人，而是英国人，时间也不是战后的一九四六年，而是大战中的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年，战争狂人希特勒命令他的空军元帅戈林实施“海狮”行动，限期于九月十七日以前，务必摧毁英国的空军。

从此，历史上最为激烈的不列颠空战开始了。

英国空军在道丁元帅的指挥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极少的代价，战胜了三倍于自己的敌人，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粉碎了希特勒妄图侵略全世界的狼子野心。

道丁元帅凭什么能够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呢？几十年来，这一直是个无法解释的怪谜。

不仅如此，就在道丁元帅为不列颠空战创造了空前胜利的几天之后，这位头号功臣竟不明不白地被撤去了空军元帅的职务；一年之后，又被强令退休。这是第二个令人无法解释的怪谜。

一直到了一九七五年，英国当局方才向全世界公布了真情：

原来，英国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已经发明了电子计算机（当然是最原始的），道丁就是依靠这宗“法宝”，方才成功地破译了希特勒引以为骄傲的由最先进的“密码机”发出的绝密密码，掌握了德军司令部的重要军事部署，方才有了“能掐会算”、“料事如神”的本领，把主动权掌握在手里，从而取得了不列颠空战的伟大胜利。为了不让希特勒知道英国拥有了电子计算机，道丁元帅发扬了自我牺牲精神，“功成引退”了。

那么，英国为什么要到一九七五年方才向全世界披露这一秘密呢？

原来，保守的英国情报机关有一条极为严格的规定：凡是国家机密，任何人在三十年之内都不许泄露。正是由于这条规定，使得发明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尽管这台计算机的效率还比不上今天孩子们玩儿的电子游戏机）的荣誉，落到了美国人的头上，而真正的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人，却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也许是集体智慧的产物）！

这就不由人又要感慨系之了：英国有这样的人力物力，造出一台计算机来专门用于破译德军的密电码，因此取得了不列颠空战的伟大胜利；中国当时贫穷落后，即便有人发明了计算机，也没那财力造出来（美国人一九四六发明的ENIAC，全机共用电子管一万八千个，继电器一千五百个，耗电量150千瓦，占地167平方米，像一座三层楼房那样高大，而其功效，还比不上今天一台最最低档的原始电脑）。但是穷国家有穷造化，我们国家出了池步洲这样一个奇才，愣是用人脑代替电脑，把人家要用电脑才能破译的密电码破译了出来，同样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可惜呀可惜，像池步洲这样的旷古奇才，没有让他在应该去的地方继续发挥效用，却把他送进了不应该去的监狱，在简单的劳动中了却余生。这，实在是普天之下最大最大的浪费！也是最大最大的悲剧！

一份电码，三家争夺

军委会密电研究组从汉口迁到重庆以后，因工作没有进展，连日军的密电也没有侦收到一份，所以池步洲才辞去研究组的工作，到中央广播电台去从事对日宣传。

池步洲走了以后，大约也就是他在两路口帮军政部研译日本外务省密电的同时或前后，密电研究组在台长郎世杰的领导下，终于侦收到了日本陆军的密电。由霍实子和李直峰两人领导研究破译。

霍实子是早期的留日学生，来到密电研究组以前，在交通部电政司协助温毓庆研究破译日文密电。据说他对日本外交密电有研究，而且已经取得一些成就，但他到了密电研究组以后，第一是自己从来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儿，第二是半年多中连他带来的那几个报务员，谁都没有侦截到任何日本密电，研究人员根本就没有东西可资研究。不然，池步洲也不会因为闲得无聊、觉得无用武之地而要求离去。

李直峰是中文密电专家，对日文并不精通。在他和霍实子两人领导下，对侦收到的日本陆军密电花了半年左右的时间进行研究，只得出这样一个初步印象：日本陆军密电编码，属于“双重密码”。但他们既找不到这种双重密码电报的报头报尾密钥，又不懂得如何用统计方法分析电码的结构，连双重密码电报的外皮都脱不开，更不用说探索其内核了。

他们一帮人倾其全力，终不能有所突破，结果仍是束手无策，一事无成，徒费人力物力而已。

为了打开僵局，李直峰向霍实子建议：派人到各战区、各总部去搜集缴获的日军密电本、密电纸，也许有助于破译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国有那么多的战区，一场胜仗下来，照想总有一处两处在打扫战场的时候缴到日军的密电码本子或者抄有译有密电文的电报纸。如果真有这样的东西，即便密电码已经过期很久，至少也有参考价值。

霍实子把李直峰的这个意见跟毛庆祥说了，得到了毛的同意，并立即付诸实施：任命李直峰为军委会少将参议，另一个同行的李裕为军委会上校参议，拿着蒋介石的命令，到各战区去直接找司令长官要缴获的日军密电码。

他们两人同路出发，一起到了西安，然后按照李直峰的意见，兵分两路：李裕留在西安，李直峰直奔延安。李裕正怕到延安这个红色中心去会给自己招徕说不清楚的嫌疑，见李直峰愿意一个人去八路军总部，求之不得，俩人照计而行。

李直峰到达延安后，中共中央周恩来副主席接见了他。据说八路军一共缴获了三种日本陆军密电码本子，经李直峰再三游说，周恩来表示可以把密电码交给中央军委会。但是一者为了李直峰的安全，二者为了名正言顺地向蒋介石请奖，周恩来并不把密电码交给李直峰带回，而是派曾希圣[1]专程送重庆国民党中央军委会，并公开请奖。

李直峰和李裕两人又到各战区转了一个圈子，空着手刚回到重庆，曾希圣护送的三种日本陆军密电码也到了。重庆侦译密电界异口同声地说：“中共交给国民党这三种非常重要的日帝陆军日文双重密码电报本，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具体表现，是中共第一次交给国民党不可多得的无价之宝。”为此，霍实子奖励了李直峰，还公开吁请蒋介石以打下日本空军轰炸机一架的功劳给八路军颁奖。

曾希圣交到国民党中央军委会的三种日本陆军日文双重密电码本子是：

（一）以5678为指标的四位数字密码加减四位乱数本，计一百十一页；

（二）四位数字密码加减四位乱数本；

（三）以111为指标的三位数字密码加减四位乱数本， 计十三页。

曾希圣交给国民党中央军委会的这三种密电码本子，军委会当然是交给密电研究组去研究的。既然有了这样现成的资料，难免人人垂涎，谁都想横插一杠子，拣点儿便宜，争点儿功劳。于是军统局的魏大铭第一个下手，客客气气地以“恳请”的口气、“合作”的借口、“批准”的方式，正大光明地抄走了一份。交通部电政司密电检译所的温毓庆一看也眼红了，但他没有军统局这样大的来头、这样硬的后台，就使用鬼蜮伎俩，用重金收买，秘密地也抄走了一份。

这一来，军委会密电研究组、军统局密电组、交通部电政司密电检译所三家各显神通，背靠背地展开了一场“破译竞赛”。

但是研究来研究去，三路人马都只不过肯定这是日本陆军曾经使用过的日文双重密电码——完全是废话，跟没说一样——至于对密码电报报头报尾的“密钥”，即所加减的乱数是从第几页第几个数字开始、到第几页第几个数字结束、一共需要加减几组乱数这些关键，依旧一无所知。

军统局神通广大，去把美国前海军情报署破译密码专家奥斯本·雅德莱请来进行研究。奥斯本虽然不懂日文，却确实曾经破译过日本外务省早期的比LA码还简单的密电码。但是面对着已经相当完善的陆军密电码，而且有电码本子放在他面前，这个号称世界级的密电码专家，也是一筹莫展，连双重密码的“皮”都没能脱下。

结果，三个单位背靠背的破译竞赛，谁也没有取得成果，谁也没有取得胜利。

退一步说，即便有人把曾希圣送到重庆的三种日本陆军密电码都破译出来，充其量也不过有些参考价值而已。因为日本人也不是傻瓜，既然是在战场上失落了的密电码本子，难道还会继续使用吗？既然要重新更换密码本子，编密码的专家们也绝不会傻到仅仅把老密码改头换面，来一个旧瓶装新酒就算完事，而是一定要脱胎换骨，另起炉灶的。

还是那句话：如果有一台电子计算机，各种“乱数”不妨都试验一次，其中总有一个数字是对的。但是，那时候还没有电子计算机，而用电子计算机算起来的一道题，用手工计算，恐怕就得十几天甚至几十天，每一种可能都试算一遍，这可就是天文数字，谁也无法承受了。

另一种设想：如果把这三种日本陆军密电码交给以池步洲为首的五人核心小组去研究，其结果又会如何呢？

中国人的劣根性之一，就是妒贤嫉能，开的都是武大郎的炊饼店：比自己高的伙计绝对不要。

军委会密电研究组合并到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以后，由于派系的关系，池步洲等五个能人都受到了排挤，被安排在第一组做外交密电的研译工作。当时日本外交密电的翻译工作已经总结出一套操作规程来，一般懂得日文的人大都可以操作，根本没有必要再把池步洲等人拴在这里打发日常事务，而应该发挥他们的最佳效用，让他们去破译更加有用的陆军密电码。

按照分工，陆军密电的破译研究工作由第三组负责，组长是杨肆。但是他们那班人直到抗战结束，也没能把日本陆军密电码破译出来。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着，一大损失！

破译日语密电码，一般说来可以分为三个程序：一曰研究，二曰研译，三曰翻译。

所谓“研究”，指的是把密电码中的特征找出来。例如前面讲过的如何找出十个数字编码，如何找出十个格助词编码，以及把词序混乱不成文字的密电码恢复成可读的文字状态等等。一句话，就是要从密电中找出某种密电码的破译规则来。这是破译密电的关键，也是最难的一个环节。

所谓研译，指的是根据破译规则把电文转译成日文。这是译电员的工作，只要手里有一本密码本子，粗识日文，不会把假名字母抄错，就干得了。

所谓翻译，就是把已经破译出来的日文电文翻译成中文。这要求有比较高的日语水平，才不会把意思给搞拧了。

研究工作，不懂得日文的人也可以做。例如美国前海军情报署密码专家奥斯本·雅德莱，就不懂日文，但他却成功地破译了日本外务省早期使用的比LA码还简单的密电码。

破译日语密电码，如果懂得日语，就可以把三个程序熔为一炉，工作起来左右逢源，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池步洲先生在军政部研译室与贾、吴、朱、张四位精通日语的留日学生联手攻关，成绩斐然，就是明证。

一九四○年四月一日，军政部研译室合并到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人员多达四、五百，分工很细，攻中文的不攻日文，攻陆军密电的不管海军密电码；研究的不管研译，研译的不管翻译，分工而不合作，各管一摊儿，各自为政，不能发挥人员的最佳结合点和最大能动性，结果一直到抗战结束，都没能把日军陆军密电码破译出来，不能不说是错误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