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初国都

晋初国都晋初国都刘保民一、晋初国都晋国从公元前1040年左右周成王封其同母弟叔虞于唐,一直到公元前376年韩、赵、魏废晋静公为庶人,“晋绝不祀”,共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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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初国都

刘保民

一、晋初国都

晋国从公元前1040年左右周成王封其同母弟叔虞于唐,一直到公元前376年韩、赵、魏废晋静公为庶人,“晋绝不祀”,共历660年,37位晋公。期间有多少国都,学者意见不一;尤以晋献公九年(前668年至晋景公十五年(前585)迁都新田前晋都故绛争议最大。为了厘清其发展脉搏,有必要从晋初的国都讲起。

第一节 叔虞封唐在翼城

晋国开国时并不称晋而称唐。

周武王去世后,年幼的周成王即位,周公旦辅政。帝尧后裔建立的古唐国,发生了叛乱。周公带兵消灭了古唐国,把唐国的贵族迁徙到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南的杜地,称“唐杜氏。”

周成王桐叶封弟,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今翼城、曲沃、绛县以带,其都城设在今翼城故城村。

叔虞来到唐国,按照周公的治国方针“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就是用夏政教导夏民,以戎法治理戎人。”他的儿子燮父改唐为晋。

晋初国都

周初分封了大量的诸候国。绛州区域内韩国:姬姓,在今河津、万荣之间;冀国:为商代贤人傅说后裔分封之地,在今河津;耿国:姬姓,在今河津,董国,夏商时期就存在的一个诸候国,西周初年续封,在今闻喜,荀国:姬姓,在今新绛;贾国:在今襄汾县。新近考古发现的周代诸候国还有霸国,在今翼城;倗国,在今绛县。

第二节 晋穆侯徙绛“晋城”

绛,赤色,大红。绛之见诸于史端,最早为晋穆侯徙绛。东汉郑玄在《毛诗·唐诗记载》,在晋穆侯费生(费王、费壬)时,晋国迁都于绛。而且明确无误地指明是从“翼”迁到了“绛”。(19)(刘泽民等主编《山西通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版,卷一,159页)

由孔尚任主编的康熙《平阳府志》建置沿革:“绛州,唐虞畿内地,周绛地。晋穆侯费生迁此,界在太平之交。至昭侯徙翼后,武公并晋,又都翼。献公复迁绛;故令士蒍城之。至景公十五年徙新田,以新田为绛,而以绛为故绛。”

明《万历绛州志》建置:“周成王灭唐迁杜封弟叔虞侯于唐。在汾河之东,地方百里,子燮(xiè)父嗣封因晋水改国曰晋。一再传成侯服人徙曲沃,五世穆侯费生徙绛,再传至昭侯徙翼,至曲沃武公并晋又都翼。献公九年夏,土蒍城绛,深其宫。自献而下,而惠,而怀,而文,而襄,而灵,而成,传至景公十五年徙新田,以新田为绛,而以绛为故绛。”其后的州、县志均持此说。

界在太平之交的临汾故城,地处现襄汾县赵康镇,老百姓称之为“古晋城”,战国称汾城,汉起称临汾,一直到隋开皇十八年(598年)改称正平,唐武德元年(618年),移到现新绛县城前,一直为县治以上的政治中心所在地。

从平阳府志到新绛州县志,之所以言之凿(zao)凿,因为此时翼城有霸国,绛县有倗国,闻喜有董国,不俱备迁徙的条件。

童书业先生指出:“孝侯时始见‘翼’称,盖于此时迁翼,翼亦名绛,其地盖在新绛县附近。至春秋中年景公时,又由绛迁今曲沃县附近至‘新田’,是为‘新绛’。‘故绛’或‘翼’与‘京 ’非一地。”(20)(转引自《马保春历史地研究124页》)周健、侯毅两位先生也认为:“翼和绛是早期晋国的两处都城……两地绝非一地而异名。”(21)(转引自《马保春历史地理研究146页》)

晋穆侯(前811年—前785年),在位27年间,正史记载的有三次战争。《史记·晋世家》:“七年伐条,生太子仇。十年伐千亩有功。生次子,名曰成师。”《古本竹书纪年》:“周宣王38年(前790年,晋穆侯22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xí)。”在其迁都和对外战争中,其弟殇(shāng)叔很可能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拟或在穆侯率兵打仗时留守京城,从而得以在穆侯去世后,把握朝政,窃取君位。首次打破嫡长子继任制度而载入历史。

第三节 文侯徙都车箱城

《史记·晋世家》“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殇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殇叔三年,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袭殇叔而立,是为文侯。”

“太子仇出奔。”“出”,可理解为离开绛都,离开晋国;“奔”又可解释为跑,逃跑。从“四年,率其徒袭殇叔而立”看,他逃跑的地方不会距晋国、晋都很远,按照李尚师的说法:“今中条山上,芮城与解州公路有一小盆地,名曰‘太子坪’,据传说,为晋穆侯太子姬仇出逃所居四年之地。”(24)(李尚师著《晋国通史》下册1471页《山西出版传 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第一版》)

即使晋文侯逃到此地,也绝不会待四年之久。因为他出奔之时,并没有后来晋文公的贤人若干跟随。他需要夺取君位,他要聚集人才实现自己的抱负,他会出奔到哪里呢?

地处当时晋国边境绛山内的车箱城地就成为他藏身、招贤纳士最理想的地方。晋文侯三年多的卧薪尝胆成就了一个专用历史地理名聚,成就了35年之久的晋都国君雄风。

聚的本意指会集,特指人的聚集。做名词时指人聚居的村居。地名,在今山西省东南。《方舆纪要》还明确记载:“聚,今山西绛县东南十里之车箱城。”

地势险要,便于藏身;与晋国边境接壤,又才能寻找志同道合者;但是仅靠聚集的人马,恐远难以做到袭杀殇叔的能力。而与晋国隔山为邻,又同为绛县领土的倗(péng)国君主有可能给予了晋文侯的帮助。

西周时,晋倗两国隔山为邻,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一件西周铜鼎,其上镌铭文为:“晋侯令追于倗,休,又禽。”其释文是:“晋国军队追杀故人,到倗国边境停止了。”由此推断,极有可能是晋国出兵征战倗国,倗国国君慑于晋国的强势,为保全身家性命,避免生灵涂炭,主动依附晋国,因属和平过渡,未被史书记载。(25)(《黄河晨报》2013年8月刘玉栋《古倗国揭秘》)

刘玉栋先生在该文中“初步推断古倗国是被晋国于公元前705年前后所兼并。按照这个逻辑看,派追兵于倗的晋侯应该是晋穆侯所为。”正因为晋穆侯留下了倗国君主的相对独立,才有感恩投报派兵参与支持其子晋文侯奔袭殇叔之举;而正因为感谢倗国的此举,文武兼备的晋文侯才没有兼并和灭亡迫在咫尺的倗国。公元前705年前后已处于晋国内乱时期,倗国为晋武公所灭。

晋文侯,姓姬名仇,尚书又称之为义和,前780—746年在位。年仅21岁,就靠袭杀殇叔而自立的晋文侯,未恐殇叔之死党作乱,很快就把晋都迁到聚地。宋裴骃集解贾奎批注《史记·晋世家》曰“聚,晋邑”。据此可见,“聚乃城邑之名。”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中曾批注:“倗聚,乃疑解为都邑之专名。”车箱城即今南城村,其所在方位以及与县城的距离正和文献吻合。考其车箱城之来历,因其址南依中条山脉,北、西、东三面临沟,因形似车箱,便依此命名。车箱城改为南城村,大约是在北魏时期,并一直为县治所在,唐武德元年县城北移今址,故其村更名为南城。

晋文侯在位35年,其文武兼备,声名显赫,国力强大,国土拓展,是一位杰出的君主。文侯在位时,天子周幽王荒淫无道,宠爱褒姒。褒姒生下伯服后,幽王废申后和太子宜臼。不久,申后之父联合缯侯和西方犬戎,杀死了幽王和伯服,拥立原太子宜臼,是为周平王。周平王决定把都城迁到河南洛阳,却无法完成迁都之事。公元前770年,晋文侯、郑武公、秦襄公合力勤王,共同护卫平王完成东迁,开启了东周历史。十年后,晋文侯为维护周平王,杀死了非正统的携王余臣。结束了周王室长达十年之久的二王并立的局面,成为再造周王朝的特大功臣。

晋文侯把国都由汾河之西迁到其逃难的聚地,尽管有其历史背景与客观原因,但孤城耸立,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理位置,除便于守城外,交通运输不便成为致命的弱点,也难以使都城发展壮大。他忘了殇叔的教训,故而在其55岁尚未来得及安排后事的情况下,使早有觊觎之心的其弟成师得以步殇叔之后尘,掀起了晋国达67年之久的内乱。

第四节 晋孝侯迁都回翼

公元前746年前,《左传》:“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昭侯改绛为翼。“曲沃邑大于翼。翼,晋君都邑也。”《史记·晋世家》七年,晋大臣潘父弑其君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晋,晋人发兵攻桓叔。桓叔败,还归曲沃。晋人共立昭侯子平为君,是为孝侯。诛潘父。这就是昭侯之都绛翼称上国,而曲沃桓叔称下国的由来。

看来,昭侯封桓叔于曲沃是无奈之举;绛改翼是与桓叔公开决裂的信号和以示正统的标明。潘父弑昭侯之举是翼与曲沃正式分裂的导火索。清代尹继美《诗地理考略》其唐条下称:“盖昭侯为潘父所杀,孝侯既诛潘父,心畏桓叔之强,东徙于翼。(34)”(转引自马保春《晋国历史地理研究》第140页)此后至武公据此以兴晋。

原翼城县人大主任程发聩在其著《古翼城百论》:“《竹书纪年》也有这方面记载:‘庄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万救翼,命荀叔轸追之,至于家谷’。家谷是地名,位于绛县东北。可见庄伯、武公伐翼是从绛县这边过来的。”(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第54页、63页)《山西通史》认为在故城。不论那地,自晋孝侯时“翼”改称翼城。

“八年后,曲沃桓叔去世,儿子庄伯即位。又过了七年,庄伯杀害了晋孝侯,想夺取君位,但晋国人又把曲沃庄伯赶走,立了晋鄂侯。

野心勃勃的曲沃庄伯及儿子曲沃武公曾两次伐晋,杀了晋侯,但因周王朝派兵干涉,又退回曲沃。直到晋侯缗二十八年,也就是齐桓公称霸的那一年,曲沃武公发动了最后一次伐晋之战,消灭了晋国缗。”

《史记.晋世家》:“曲沃武公己即位三十七矣,更号曰‘晋武公。晋武公始都都晋国。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代晋二岁,卒。与曲沃通年,即位三十九年而卒,子献公诡诸立。也就是说,晋武公打败翼城正式统一晋国,把晋国首都迁到翼城之故城,而把曲沃作为宗庙所在地。

“献公初年,北扩其城方二里,命之曰绛。”(清康基田《晋乘搜略》这是对晋孝侯“改绛为翼”的回归,也是以晋穆侯继承人身份用以打击翼都旧贵族胜利者发出的强音。献公五年(前672)“伐骊戎,得骊姬,骊姬弟(妹)俱幸之。”而此时秦国在秦德公元年(前677)将首都再迁之雍(今陕西风翔县),同年韩城梁伯大荔境内的芮伯前去朝秦,秦晋争夺黄河以西地盘的矛盾就不可避免了。

国内殇叔自立的阴影尚未散去,做为庶支取代宗支献公本身就心虚,再加桓庄之族逼,士为出计先杀带头的富子,再杀能力强游氏二子,第三年再杀游氏之族。修缮晋文侯留下的聚城,做出都城回迁的假象。“冬,晋候围聚,尽杀群公子。”处理完国内矛盾后迁徙国都,开始扩疆强国。

请看《左传》:“庄公二十五年(献公八年)秋,晋士为使群公子尽杀游氏之族,乃城聚而处之。冬,晋侯围聚,尽杀群公子。

《左传》:“庄公二十六年)献公九年。

二十六年春,晋士为大司空。夏,士为城绛,以深其宫。”这里的“城聚"与后边的“城绛”显然这两地都有都城而称作城。

本来《左传》讲得非常清楚,城聚,城绛两回事;但司马迁《史记》:“献公八年,士为说公日:‘故晋群公子多,不诛乱且起。’乃使尽杀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绛,始都绛。”把两年时间内发生两件事整合到一起,极易引起误会。

车箱城做为晋都历经晋文侯、晋昭侯,历42年。也是清乾隆时绛县知县白山拉昌认为其为“古绛无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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