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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的传统封建社会当中，等级秩序是封建统治者以及各层社会人物群体非常重视，同时这种长幼尊卑、君臣之礼的原则也是儒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中国封建时期的等级秩序早就在封建时代来临之前，以及草创之初就已经逐渐形成了，尽管那时并没有比较成熟的社会等级规定以及相应的一系列等级秩序体系。

比如在西周时期就已经通过周公的政治、经济以及礼制方面的改革，特别是对于西周礼制方面的建设，使得周礼得以名扬天下，在此之后形成了对于西周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影响颇为深远的礼仪制度。周礼的观念可以说通过孔子的一系列讲学内容以及日后形成的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思想体系，在经过一次极具变革性的社会巨变之后，得以再次重现在人们面前。

唐太宗

尽管周礼在秦汉以后的封建王朝中并没有占据绝对的礼仪统治地位，但是其却为了封建王朝在社会等级方面的制度规定以及相应的礼仪规范，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不过到了东汉时期，中国原来的那种周礼逐渐被抛弃，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军功爵制也已经逐渐没落，代之而起的则是标志着封建地主经济快速发展的封建社会等级礼仪规范，也由此出现了一大批豪强地主庄园势力。

在经过东汉、两晋以及南北朝时代的发展、演变之后，尽管这些已经成型的门阀士族在隋朝建立之后，势力有所削弱，地位有所降低，但是他们在封建社会中的影响力依然存在，并且能够干预到当时统治集团的封建统治。唐朝时期，这种士族力量已经有所恢复，并且在唐朝时期有着重要影响力，李唐皇室作为关陇集团崛起的政治军事力量，在获得对于天下的统治权之后，逐渐开始了和老牌士族力量展开了竞争，这在太宗时期表现最为明显。

《北史》载：”文襄帝少年高朗，所弊者疏；袁叔德沉密谨厚，所伤者细；杨愔风流辨给，取士失于浮华。唯术性尚贞明，取士以才器，循名责实，新旧参举，管库必擢，门阀不遗。”

周公

唐朝初期的社会士族并立局面

唐朝的建立是经过了一场全国性的激烈战争才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封建割据势力纷纷确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并且在长期的过程中相互征伐，虽然隋朝时期有所恢复的士族力量在此时的战乱中再次遭遇严重的军阀势力冲击，但是他们能够凭借自己强大的实力基础和政治背景，使得自己的家族利益损失降到最低。比如通过士族与士族之间的联合，组建起比较强大的自我保护力量，或者通过散发资财使那些农民起义军不要侵犯他们，由此士族能够幸免于难。

不过大多数士族还是受到了战争的严重影响，到了唐朝建立之后，整个社会所存在的士族力量，比较有名的，实力比较强大的，历史积淀比较深厚的也就那么几个。按照唐朝初期的地域社会关系进行分类的话，当时的士族大致分为四个，即山东、江左、关中、代北。这几大士族力量分别有着自己看中的传统，并且为之坚持不懈地奋斗。

大臣与山东士族联姻

山东士族自然不必多说，这是老牌的士族地域集团，其中以崔、卢、李、郑等几个庞大家族作为代表，他们最少的发展历史也有数百年。因此虽然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重灾区山东的他们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冲击之后，但是他们由于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声望，在唐朝时期的势力依然十分强大。江左士族集团是在东晋时期不断成长起来的，他们靠着门阀政治时期奠定的坚实基础，涌现出了大量有影响力的士族人物。

《新唐书》载：”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其信可与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与也；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其泰可与也。”

代北士族其实是在北魏时期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时期成长起来的，孝文帝为了能够相仿汉人的士族集团分化，也按照门户、功绩等条件将代北贵族划分了不同的级别。关中地区主要以关陇贵族作为代表，这是在北周时期宇文泰进行府兵制改革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而当时的李唐皇室正是出身于这个政治军事集团当中。

山东士族

关陇士族的困境以及李世民对于山东士族的打压

从前对于各地区士族集团势力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唐朝建立之初，关陇贵族由于于代北贵族之间有着比较紧密的婚姻关系，因此两大贵族集团其实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关陇集团的李氏能够取得对于当时天下的控制权其实也离不开代北贵族的帮助，因此两方之间的士族矛盾也是最轻的。

而像江左士族集团以及山东士族集团在唐朝初期的地位依然还是很高的，尽管他们在战争中受损严重，并且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实力有很大的削弱，但是他们却掌握着当时最先进的思想文化以及儒学学术。因此，在封建文化方面山东和江左士族还是掌握着绝对的垄断基础的，并且他们作为老牌的士族集团，对于这些新兴的代北和关陇贵族集团并没有展现出很大的关注力。

房玄龄

尽管，关陇集团的李氏已经成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但是他们在社会影响力以及威望上依然比不上山东士族。当时的出身于关陇贵族集团的人员经常主动要和山东士族通婚，以便彰显自己的社会影响力，有时甚至会遭到山东士族的拒绝。像李世民的心腹大臣魏徵、李勣、房玄龄等人都曾经向山东士族送过大量的金帛聘礼，与之成功联姻。

连自己的心腹大臣都要主动选择花费大量的金钱去和山东士族取得联姻关系，这种碎玉山东士族的攀附行为是让太宗李世民万万不能忍受的。对此太宗命令高士廉等仿照南朝修订谱牒的方式重新安排唐朝的士族。公元638年，《氏族志》修订完成，但是却把山东崔氏放在第一等，这显然不能让太宗满意。重修之后的《氏族志》将李唐皇室排在了第一等，而山东崔氏则备受打压，直接被降为了第三等。

《新唐书》载：”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

《氏族志》

唐太宗修订《氏族志》的实质

从唐太宗两次命令大臣修订《氏族志》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出，皇帝即便是当时唐朝的最高统治者，其也面对着在士族地位方面被这些老牌的士族力量垄断的现象，对此太宗又想最大程度伸张关陇集团李唐王室在士族领域当中的绝对领导地位。

《旧唐书》载：”昔汉高祖止是山东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卿等读书，见其行迹，至今以为美谈，心怀敬重。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

唐朝这种修订士族等级的作法，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唐朝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那种注重谱牒等级之风的继承，同时笔者认为这应当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并且这种士族等级的修订和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有着明显不同的用途。首先，太宗最终力求将李唐皇室排在第一等士族当中，无非就是要凸显关陇集团作为当时的统治集团，以及封建权力的最高掌控者的绝对地位。

魏徵

太宗想要的是那种士族等级要和自身当前的政治、经济等方面权力相适应的现象，而不是依靠传统的历史基础依然占据着社会中的最高地位，而实际上家族却已经衰落不堪。而李氏作为关陇集团的新贵，并且成为了最高封建统治者，因此在士族的等级安排上必然也应该属于天下第一等的。又比如后来的武则天将武氏家族排到了李氏之前，成为天下一等，同样也是出于这种政治、经济权利和地位的变动。

太宗时期修订的《士族志》只不过是单纯地想要对于当时的士族进行重新排列，并将李唐皇室排在上等，其并不蕴含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依靠谱牒当做选官的依据。唐朝有自己独立的一套选官程序，修订《氏族志》，重新划分士族等级秩序主要是为了能够打压旧的士族力量，不断扶持汉族势力。

李白

评价

中国古代的社会等级秩序的演变是非常复杂的，西周时期就已经确立了与西周王室的血缘关系的远近，从而设定了一种不成文的社会等级秩序，再加上周礼的修订，这种不成文的社会等级秩序也就成为官方认可的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礼制度被破坏，新兴的军功地主成为了社会的高等级阶层。

不过又经过秦汉时期的社会演变，特别是封建地主经济的快速发展，军功爵制发迹的军功贵族也逐渐没落，由此豪强地主庄园逐渐在东汉时期崛起。豪强地主庄园势力经过长期的演变，通过相继获得经济特权、政治特权，再到后来的文化特权，使得他们演变成为了门阀士族，并在东晋时期走向了顶峰。

历经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寒族力量的上升，以及社会大规模战乱的冲击，门阀士族力量虽然备受冲击，但是依旧保持着非常高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化基础的垄断力，这成为了他们在唐朝初期依旧能够个新兴的关陇贵族、代北贵族进行叫板的主要资本。

太宗就是由于看不惯已经渐趋没落的，甚至只能够靠新兴贵族势力向他们取得联姻关系才能够生存的旧士族依旧占据社会第一等级的现象，才进行《氏族志》的修订的。通过对于旧士族力量的打击，使得唐朝时期的汉族势力逐渐上升，对于皇权政治的加强也是有好处的。

参考文献：《旧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