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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难题”是中国科技史上非常热门的一个课题。他的提出者是一位叫李约瑟的英国学者,他在其著作《文明的滴定》一书中,提出了有关中国科技发展的两个方面的难题:
第一,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率先发展出来?
第二,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
在《文明的滴定》这本书里,“滴定”这个词是一个比喻,取的是化学实验里的“精确性”这层含义。文明的滴定,指的是精确地测定某种科技成就出现的时间。
李约瑟和他的研究团队梳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他们发现,大致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总体上是领先于西方的。这在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人看来,是个很有颠覆性的结论。那么,李约瑟这么说,有什么依据呢?中国古代有哪些领先于西方的科技成就呢?
提到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我们最熟悉的就是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印刷术这四大发明了。其实最早提出“四大发明”这个概念的人,就是李约瑟。不过,除了四大发明,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还有很多。李约瑟的研究团队发现,中国人早在唐朝就造出了机械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机械钟,比欧洲早了600年。除了机械钟,中国古代还有一项不常被注意到的重要发明,现在通常叫作“卡丹环”。中国人发明卡丹环的时间,最晚也要追溯到公元2世纪,比吉罗拉莫·卡丹的时代早了一千多年。除了机械钟和卡丹环,李约瑟的研究团队还找到了许多古代中国的先进科技成果,有的领先于西方,有的和西方基本同步。比如,儒家的十三经里有一部叫《尔雅》。《尔雅》是一部词典。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李约瑟发现《尔雅》里和植物有关的词条分类极其精密,甚至显示出植物学的严谨性,这也体现了中国古人对自然知识的了解。而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古希腊的学者也对植物和矿物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再比如,我们通常认为,望远镜是荷兰的一位眼镜制造商在1608年发明的。但是李约瑟发现,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中国苏州有一位名叫薄钰的工匠也独立地制成了望远镜。薄钰是个专门制造武器装备的工匠,他用水晶磨制镜片,组装成望远镜,当时叫“千里镜”,可以观察到远处敌军的动向。在数学上,中国和西方各有所长。古希腊的数学家欧几里得为西方奠定了几何学的基础。相比之下,中国在代数方面更有优势。在宋朝和元朝,中国人解方程的技术是世界领先的。除此之外,李约瑟还列举了许多率先出现在中国的重要发明,比如,铸铁技术、定量制图技术、弓形拱桥、运河水闸、船的尾舵。李约瑟相信,他所掌握的大量证据足以证明,古代中国在长达十六个世纪的时间里,在科学技术方面总体上领先于西方。
可是,大致从15世纪开始,中国在科技上的成就逐渐被西方追平,并且反超了。近代以来,西方经过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洗礼,在军事、航运、医疗各方面技术上全面领先于中国。鉴于这样的事实,李约瑟提出了他那个著名的问题: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中国科技在前期的领先和后期的落后呢?
李约瑟是个生物化学家,但他的学术视野并不局限于自然科学领域。在有关人类文明发展的问题上,李约瑟受到马克思主义很深的影响。在他看来,一个国家在科学技术上的进步与落后,主要取决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所以,李约瑟回答“李约瑟难题”的方法,就是对中国和西方这两个文明进行通盘的比较分析,看看它们在生产方式、经济形态、社会组织、官僚系统、语言和思想这些方面存在哪些差异,这些差异又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当时有不少西方人相信,现代科学之所以没有首先诞生在中国,是因为中国的文言文不适合进行科学的表达。但是李约瑟认为,古书上的记载不详,只能说明一件事,这就是士大夫阶层对器物的了解和兴趣都比较有限,但这并不妨碍发明家和工匠进行有效的沟通。李约瑟这么说有几点证据,首先,在长期的研究中,李约瑟的团队从中国的古书里找到了大量用来描述科学技术的术语,这说明中国古代的发明家和工匠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并且通用的语言系统。另外,李约瑟也找到了细节足够丰富的古书,通过书里的文字,他们成功地复原出了中国古代的复杂机械。基于这些理由,李约瑟认为,文言文并没有阻碍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
当时在西方,还有另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中国的科技发展走向迟缓,是人口过剩导致的。因为人口过剩,劳动力变得很便宜,人们就没有动力去发展科技来降低劳动力的成本。李约瑟考察了中国和西方的历史,他发现,无论在人口多么过剩的时代,中国都始终有替人省力的发明涌现出来。
李约瑟对比了中国和西方这两个文明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差异。他认为,古代中国强大的官僚系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助力,这是中国科技一度领先的原因。但很遗憾,强大的官僚系统锁定了“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流动模式,导致商人阶层无法形成自己的精神目标,无法团结成有自尊心的资产阶级,最终,商业力量没能成为科技发展的助推器。这是现代科学没能率先在中国生长出来的最主要的原因。
在作出这样的一番解释后,李约瑟并没有认定西方的道路就是绝对正确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远不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未来的世界一定要有某种程度的社会约束力,这才能促进包括科技在内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发展。他认为,在这方面,中国深厚的历史经验值得关注,值得借鉴。在他看来,现代科学虽然率先诞生在西方,但绝不会因此被西方垄断。科学不受种族、肤色、信仰、地域的限制,而是属于全人类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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