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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
语言学家、认知心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著有《语言本能》《思想本质》《心智探奇》《白板》。
所谓零和博弈,指的是在某一次互动中,一方的收益正好等于另一方的损失,即双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正好相抵,更准确地说,是在双方互动的过程中相加之和一直为零。体育竞赛是典型的零和博弈,胜者为王败者为寇。非零和博弈则是双方的行为互动之后产生净收益(正和)或损失(负和)。牧民用剩余的羊毛和牛奶交换农民剩余的谷物和水果,人们利用各自的空闲时间互惠地轮流照顾彼此的孩子,这些都是典型的正和博弈案例。
在零和博弈中,总在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必将导致对方的损失最大化。而在正和博弈中,一个理性自利的行动者的选择可能会惠及做出同样选择的其他人。简而言之,正和博弈就是双赢,也就是所谓的“人人都是大赢家”。
1944 年,约翰· 冯· 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与奥斯卡· 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提出了“博弈论”的数学理论,引入了零和博弈、非零和博弈、正和博弈、负和博弈、常和博弈和变和博弈等概念。谷歌的书籍词频统计器显示:以上这些关键词在20 世纪50 年代开始成为热门词,而“双赢”一词直到20 年后的70 年代才变得热门。
在多人互动的情境中,人们做出的选择无法决定他们将进行零和博弈还是非零和博弈,因为博弈就是人类世界的一部分。如果忽略了一些选项,人们可能会将一个非零和博弈当成零和博弈,而且最终真的会导致收益损失相加为零的结果。因此,如果人们知道了人际互动中的博弈理论结构(也就是正和、负和还是零和),他们无须假装圣人就能做出有价值的选择,让大家变得更安全、更和谐、更富足。
例如:争执不休的同事或亲人将能达成一致,他们会收敛傲慢,并承担各自的损失,实现共同的和谐友爱,而不是为了能让自己占据上风而争吵不休;谈判双方将改变刚开始的各执己见,转而求同存异达成一致;离婚的夫妻会意识到可以重新起草离婚协议,他们完全可以结束没完没了的诉讼,省下支付给律师和律所的高昂费用,为自己留下更多的财富;人们会意识到中间商(精通此道的通常是少数族裔)并不是社会的寄生虫,他们的财富并不是以消耗美国资源为代价获取的,他们是正和博弈的缔造者,而且使每个人都越来越好;各国也会意识到国际贸易并不是损己利人的,而是可以促进双方获益,由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转为开放经济,让每个人都如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富起来,并如最近一些政治经济学家所言那样有效防止战争与种族灭绝;处于战争中的国家将纷纷放下武器,放弃得不偿失的胜利,分享和平带来的红利。
当然,人类活动中也确实存在零和博弈,生理上的两性伴侣竞争就是如此。甚至在一个正和博弈中,某一方也可能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牺牲共同福利。深刻理解博弈理论框架下的风险和代价,特别是在反复活动中,某一轮欲望的满足可能遭致下一轮角色逆转后的惩罚,能抵御各种短视之举。
自20 世纪50 年代以来,人们对零和及非零和博弈的理解的增加真的带来了全球和平与发展吗?这并非天方夜谭。过去几十年来,国际贸易和国际组织蓬勃发展,博弈理论也日益盛行。无独有偶,发达国家也迎来了经济大发展,各种形式的暴力都空前减少,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种族屠杀和流血冲突都减少了。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这些影响延伸到发展中国家。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从崇尚阶级和民族斗争,转向了崇尚正和博弈式的市场合作。
早在当代博弈概念提出之前,人们就已经开始享受正和博弈带来的富足和安定了。生物学家约翰· 梅纳德· 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和奥瑞思· 桑斯马利(Eörs Szathmáry)认为正和博弈式的生物进化主宰了生命史上每一次的重大转折:基因、染色体、细菌、有核细胞、有机体、有性生殖和动物群的出现。在每一次重大转折中,生物因子都被放入了更大的整体中,在此整体中各种因子产生分化、互惠互利并互相制衡。著名记者罗伯特· 赖特(Robert Wright)在他的书《非零和时代》(Nonzero)里也描述了这一现象,并将此推及人类社会。有识之士对正和博弈及相关概念的准确理解,将会把几十亿年来自然世界的决策法则带入人类决策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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