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过量的历史看起来是某一时代生活的敌人，并在五个方面产生危害。第一，强调了内部与外部的对照，削弱了个性。第二，这个时代开始幻想它比其他任何时代都拥有更多最珍贵的美德——公正。第三，民族的本能遭到挫败，个体的成熟和整体的成熟都同样受到阻碍。第四，我们开始信仰人类的古老时代，这种信仰认为我们是后来的幸存者，只是后学晚辈，这在任何时代都是有害的。最后，当狡猾的自我主义行动理论成熟起来，伤害并最终摧毁生命力的时候，某个时代会达到一个对自身反讽的危险状态，甚至更加危险的、犬儒主义的状态。

先回到第一点：现代人正苦于个性的弱化。当一个帝国时代的罗马人开始注视他脚下的世界时，他就不再是一个罗马人了。他在涌入罗马的大批外国人中迷失了他自己，并在艺术、崇拜和道德的世界狂欢节中堕落。现代人的情况也一样。现代历史艺术家不断在他眼前展开一幅世界全景图，他变成了一个浮躁的、一知半解的参观者，并达到一种即便是伟大的战争和革命对他几乎也无法有片刻影响的状态。战争还远没有结束，就已经变成了千万份印刷品，并很快就会被用作最新的菜肴，来刺激那些历史美食家已经疲惫的胃口。不管如何有力地拨动琴弦，一个饱满有力的和弦似乎还是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转瞬之间，它就再次消逝于历史柔软无力的回声之中。用伦理学的话来讲，一个人永远不能成功地停留于某一高度。你的行为是突发的巨响，而不是一长串隆隆的雷声。一个人也许能将一件最伟大和最了不起的事做得十分完美，可它必然也会奔赴黄泉，没有尊崇也没有歌颂。因为当你用历史的帐篷遮盖你的行为时，艺术就离你而去了。一个人，他本应该通过长期奋斗去领悟那些难以理解的东西和崇高的东西，但他却希望在一瞬间能理解所有的东西，这样的人，只有在席勒关于“理智之人的理智”这一警句的意义之上，才能被称为是有理解力的。有些东西，孩童能看见，他却看不见；孩童能听见，他却听不见。这些东西才是所有事情中最为重要的。因为他不能理解这些东西，所以说他的理解力比孩童的还要幼稚，比简单本身还要简单，尽管他羊皮纸似的面容之上有着许多机灵的皱纹，他的手指在解开绳结时灵巧伶俐。他已经失去或者破坏了他的本能。当他的理解力让他失望、他的道路穿过沙漠时，他不再信任那“神兽”，信马由缰。他的个性动摇了，对它自己不再有坚定的信念。它沉入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中，这个内心世界在这里只意味着一堆杂乱无章的它所学过的东西，这些东西只是无法变成生活的教条，因此也不可能有外在的自我表达。再看远些，我们就会看到，历史对本能的遗弃如何将人变成了一些阴影和抽象概念，没有人敢于表现个性，而是戴上面具，将自己装扮成一个有教养的人、一个博学之士、诗人或是政治家。

如果一个人相信自己必须做一件严肃的事，而不只是演一出木偶剧，他就去拿起这些面具——因为这些面具看起来都十分严肃——他就会发现他手中只是一些破布和彩色饰带。他不能再欺骗自己了，而应该大声喊道：“脱去你们的外套，还你们本来面目吧！”一个具有高贵血统的严肃之人不能再是一位堂·吉诃德，因为除了攻击这些虚假的现实之外，他还有更好的事情要做。但他必须始终敏锐地注视四周，向所有蒙面人大喊：“站住！谁在那儿？”然后撕下他们脸上的面具。那么，看看结果吧！一个人也许会认为，历史最重要的是鼓励人们要诚实，哪怕只是做一些诚实的傻瓜——这曾经是它的影响，但现在再也不是这样了。历史教育和统一的市民礼服同时占据了优势。人们还从没有如此大声地谈论起“自由个性”，可我们却已经看不到个性了（就更别提自由个性了），我们只能看到一些穿着制服的人，他们焦躁地把衣领拉过耳朵。个性撤回到它的藏身之处去了，从外面再也看不见它，这使人怀疑，无果之因是否可能。或者，是否需要一群宦官来守卫世界的历史后宫呢？我们完全可以了解他们冷漠的原因。看起来他们的任务难道不是要监视历史，以确定除了其他历史之外，不会产生任何东西，但也绝不能有可能会与历史有关的行动吗？难道不是要阻止个性变得“自由”，也就是说，在言行上都真诚地对待他们自己和他人吗？只有通过这种真诚，现代人的内在需要和不幸才会被揭示出来，艺术和宗教才会取代惯俗和伪装的可悲伪善，成为真正的援助者，培植出一种符合真正需要的普遍文化，这种文化不会像现存的“自由教育”那样，教会人们如何就这些需要撒谎，从而把自己也变成一个会行走的谎话。

在这样一个受“自由教育”之苦的时代，哲学，这门所有科学中的最诚挚者，这位神圣的赤裸女神，必须生存于多么不自然、多么虚伪而毫无价值的环境之中啊！在这样一个强制的、表面上整齐划一的世界之中，她只能是孤独的漫游者深刻独白的主题，或是任何一个猎人无意中的捕获物，是房间中黑暗的秘密，或是大学里老人和孩童的日常话题。没有人敢于彻底践行哲学法则，没有人怀着那种一心一意的强健信仰过一种哲学的生活。这种信仰曾迫使一个古代人——不管他在哪里，做过什么，一旦他宣誓忠于斯多葛（Stoa），就要表现得像一个斯多葛主义者。一切现代的哲学思维都是政治的或官方的，被我们现代的政府、教堂、大学、道德和怯懦约束得仅剩一个知识的幻影，它靠着“但愿……”的叹息和“从前曾经……”的知识来过活。如果哲学不想停留在一种没有用行动表达出来的私人知识的话，它在历史教育中是没有一席之地的。假如现代人能够有勇气、有决心，不是即使满腔仇恨也足不出户，那他就会抛弃哲学。现在，他满足于谨慎地遮盖哲学的裸体。当然，人们哲学地思考、写作、出版、说话和教学——他们被允许做这么多事。但如果只是在行动中、在“生活”中，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那里，只有一件事情是被允许的，其他事情则都不可能，历史教育的秩序就是这样。有人也许要问：“这些到底是人类呢，还是只是一些思考、写作和说话的机器呢？”

歌德在谈到莎士比亚时说：“没有人比他更轻视服装的对错了。他十分了解，所有人的内在服装都是一模一样的。你听说他把罗马人刻画得很精彩，我却不这么认为。那些都是有血有肉的英国人。但不管怎样，他们是人，从头到脚都是，罗马人的长袍也挺合他们的身。”我很怀疑，将我们今天在文学作品和国家中的英雄、官员和政治家描绘成罗马人，这可能吗？我肯定这不可能。因为他们都不是人，而只是具有人形的纲要，是被具体了的抽象。如果他们有自己的性格，那这性格也下沉得如此之深，以致再也不能升起来重见天日了。如果他们是人，那他们也只是对生理学家来说是人。对于所有其他人来说，他们是别的东西，不是人，不是“兽或神”，而是文明演进的历史图片，而且只是一些图片和文明，是没有什么确定物质的形式——很不幸，是糟糕的形式，而且是千篇一律的。这样，我的论点就可以理解和值得考虑了：“只有强壮的个性才能承受历史，弱者会被它消灭。”当感情没有强大到用自己来衡量过去时，历史就会让它们感到不安。一个不再敢于相信自己的人，违背自己的意愿向历史讨教“现在他应当如何感觉”，他就会不知不觉因自己的怯懦变成一个演员，扮演着一个角色，或者通常是很多角色——因此他演得十分糟糕、十分肤浅。渐渐地，这个人和他的各种历史对象之间的联系全都停止了。我们看到渺小喧闹的人物用罗马人来衡量自己，就好像他们很像罗马人似的。他们在希腊诗人的残骸中挖掘，似乎这些是供他们解剖的躯体（corpora）——而且与他们自己受过良好教育的躯体一样廉价（vilia）。试想一个人正在研究德谟克里特（Democritus）(1)，有一个问题总在我的嘴边，为什么偏偏是德谟克里特呢？为什么不是赫拉克利特、或者斐洛（Philo）(2)、或者培根、或者笛卡尔呢？而且，为什么是一个哲学家呢？为什么不是一个诗人或演说家呢？尤其，为什么是一个希腊人呢？为什么不是一个英国人或土耳其人呢？难道历史不够宏大，可以让你找到一个地方嬉戏而不会变得可笑吗？但是，如同我说过的，他们是一群宦官，而对宦官而言，一个女子与另一个女子是完全一样的，只是一个女子而已，是“女子本身”，是永远无法接近的东西。如果历史本身对那些实际上永远不能自己创造历史的人而言，总是保持着优美的“客观”，那他们研究些什么就无所谓了。既然永恒的女性（eternal feminine）总也无法“把你们拉上来”，那你们就把它拉下来到你们这里，既然你们自己是中性的，那你们就把历史也看作中性的吧。但是，为了不会让人过于严肃地看待我将历史比喻成永恒女性的做法，我会立刻说，相反，我是将它比喻成永恒的男性（eternal masculine）。只是对于那些接受了彻底“历史训练”的人而言，不管是哪一个比喻，肯定都无所谓。因为他们自己就非男非女，甚至也不是阴阳人，而只是中性，或者用更哲学的话来说，是永恒的客观（eternal objective）。

一旦个性的主观性被掏空了，而达到了一种人们称为“客观”的状态，那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再对它产生什么影响了。一些既真且善的东西也许会在行动、诗歌或是音乐之中得以成就，但当时的空洞文化却会越过这一作品而询问作者的历史。如果作者曾经创作出某些东西，我们的历史学家就会清晰地描述出他的过去和可能会有的将来；他会把这个作者与其他人放到一起并加以比较，然后通过分析区别出他所选择的材料和处理方法；他会高明地对作者作出总结，并对他未来的道路提出一些泛泛的建议。人们也许会创作出最惊人的作品，而那群历史中性人就会随时在他们的位置上，准备用他们长长的望远镜对其作者作一番考察。人们立刻会听到对作品的反响，但它总是以“批评”的形式出现，虽然就在片刻之前，批评者还从未梦想到出现这一作品的可能性。这一作品永远都不会有什么影响，只是得到批评。而这批评本身也没有什么影响，只是孕育出另一个批评而已。因此我们开始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批评者的众多就是影响力的标志，如果只有极少的批评者或没有批评者，则是失败的标志。事实上，一切都还是老样子，哪怕是在产生这样一种“影响”时也是如此。人们一会儿谈谈一个新事物，一会儿又谈谈另一个新事物，与此同时他们仍做着一贯所做的事。我们的批评家所受的历史训练使他们不能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影响——一种对生活和行动产生的影响。他们把他们的吸墨纸放在最黑的字迹上，把他们的浓墨重彩留在最优美的图案上。他们把这叫作“改正”——如此而已。他们批评的笔从不停止飞舞，因为他们已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他们不是驱使笔，而是被笔驱使。在泛滥不尽的批评之中，在对自制能力的需求之中，在罗马人所说的无能（impotentia）之中，现代人个性的弱点展露无遗。

(1)德谟克里特（约公元前460—前370），古希腊哲学家。——译者注

(2)斐洛·尤迪厄斯（Philo Judeaus，约公元前25—公元40年），犹太哲学家和政治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