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伴歼击机——我与“沈飞”三十年

“沈飞”的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早期。

1930年9月，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命令东北军修筑北陵机场，同时着手创办东北航空工厂。1931年4月4日，张学良代表中国空军与荷兰弗克飞机公司议定在北陵机场合办“东北航空工厂”，并于当年5月完成工厂组织大纲的草签。日军侵占沈阳后，在北陵机场驻军并成立了“满洲航空株式会社”，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于1946年在北陵机场成立了北陵空军站。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接管了北陵空军站，成立了东北航校机务处第五厂，主要从事飞机修理，全厂600余人。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东北航校机务处第五厂由修理螺旋桨飞机转为修理喷气式飞机，并很快掌握了配件制造技术。第五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为志愿军空军组装并修理米格-15飞机，生产飞机副油箱，累计完成15个型号、686架飞机的修理任务，生产副油箱万余套。五厂修理及装配的飞机创造了击落敌机330余架、击伤95架的辉煌战绩，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朝鲜战争锤炼了第五厂，促使我国航空工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1951年4月17日，航空工业局诞生，空军将所属的第五厂移交给航空工业局，当年6月29日，被命名为“国营112厂”，是新中国第一个喷气式飞机修理厂。

1952年7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主持会议，决定112厂从修理飞机变成制造飞机，并把112厂列为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助的156个重点工程之一。1956年，112厂成为我国第一个喷气式飞机制造厂，并于当年试制成功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歼-5飞机。

为了早日走上自行设计飞机道路，航空工业局于1956年8月成立了“112厂飞机设计室”。该室成功设计出我国第一架歼教-1飞机之后，又设计了初教-6、强-5、东风-107等飞机。1961年，该室划给了601所。

1979年6月5日，为加快科研和生产结合，112厂和601所合为一体，成立了松陵机械公司。1986年1月1日，为适应对外开放，松陵机械公司更名为沈阳飞机制造公司。1994年6月29日，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隶属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飞机厂的新人

1970年末，我们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部分学生结束了在解放军农场的劳动锻炼，统一分配工作。我和其中两位同学一同被分配到了“三机部”沈阳112厂（即后来的“沈飞”集团公司）情报科。到了1973年，我们这些新来的毕业生中，英语、法语、俄语翻译已有二十多人，与112厂情报科原有的老俄语翻译共同开展工作。

报到之后，单位领导安排我们先到前机身装配车间参加劳动，熟悉飞机的制造过程。我们拿起铆枪，向工人师傅学习铆接装配。之后又到总装车间军械组，跟师傅学习装配军械。下车间劳动，使我们对飞机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半年后，厂设计科的工程师开始给我们讲解航空概论、空气动力学、飞机构造等课程，我们每天边听课边记录，同时阅读相关资料，有不懂的地方再向老师请教。

随后，我们便开始承担相应的翻译工作。比如，对于歼-6战机援外装箱单，要将工具和设备的中文名称翻译成英语；与老俄语翻译共同翻译歼-6战机技术说明书等。工作琐碎，要求严格。我的航空技术翻译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那时的生活很苦。吃的方面，每人每月仅一斤白面、二斤大米，其余全是粗粮，食用油每人每月只有三两。平时，我们都在食堂吃饭，主要是玉米面饼子、高粱米饭；住的方面尤为困难。当时分配来的大学生，只能住6—8人一个房间的集体宿舍。婚后，配偶来探亲时，只好在集体宿舍将自己的床铺用床单遮挡起来，变成夫妻“卧室”，凑合着住。即使有了小孩，也只能到所谓“母子室”去住。

“母子室”是当时112厂住房紧张的一面镜子，其艰难程度是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母子室”分两类，即“二分之一母子室”和“四分之一母子室”。所谓“二分之一母子室”，就是把一个二十平方米的房间隔出五六平方米作为厨房，剩下的十四五平方米一分为二，用木板隔成两个屋，每个屋再用木板搭个铺当床，住两家。能住上“二分之一母子室”还算幸运，而“四分之一母子室”则空间更小。二十平方米的房间被一分为四，用木板隔成四个小屋，再用木板搭铺，住四家；每家房间太小，一次只能进一个人，如果另一个人想进屋，先进去的人得坐到板铺上，另一个人才能进去。用来当隔板用的木板没有封顶，如果站在自家的板铺上，其余三家屋里一览无余。没有厨房，在走廊里做饭。洗菜、洗衣服在公用水房，好在水房有七八平方米，能容纳的人多一些。“母子室”根本不隔音，住在其中无隐私可言；如果自家人说话不想让外人听见，只能悄悄地小声说，或者打手语。就是这样的“母子室”，对于已婚的大学生来说也不容易分到。1974年，我与爱人（“沈飞”的技术人员）在老家结婚，回到工厂没有房子住，依然住在各自的集体宿舍。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地震，沈阳也有强烈震感，当时已怀孕半年的我，为躲余震，多次从所住的三楼往楼下跑。爱人不在身边，我只好请假，孤身一人回老家生下了女儿。孩子满月后，我带回沈阳抚养，依然住在集体宿舍。为了方便照顾孩子，我把两张单人床并在一起。孩子九个月大时，这座女集体宿舍楼也改作“母子室”，我才分到一间“二分之一母子室”。直到1981年，孩子六周岁时，厂里终于分给我一间由三家共用厨房和厕所的16.4平方米的房子。

住房如此紧张，主要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在那个时期，112厂原领导干部几乎全被打倒。“造反派”掌权后，不关心职工生活，甚至把职工福利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职工住房问题长期没有人过问。

1975年，我们厂又分配来十几名学外语的工农兵大学生。那时的112厂，翻译队伍可谓“兵强马壮”。然而不久，很多人陆续调走，英语翻译只剩下12人，能够担任口译的仅9人。

生活的艰难造成翻译人才大量流失。在最困苦的阶段，我也曾有过调走的念头，但最终促使我留下来的原因，主要还是对航空技术翻译这个行业那份难以割舍的感情。

1980年代初期，因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沈飞”翻译工作量突增，大量的美国联邦技术规范、美国军用标准、英国标准、各种进口设备说明书等资料，都亟须由英文翻译成中文。我们这些翻译每天忙得一塌糊涂，甚至连上厕所都是一路小跑，生怕耽误时间。

除了笔译工作外，还要给厂里的工程技术人员讲授英语课，进行英语培训，包括语法、阅读、口语等。当时厂里大量的国外科技资料仅靠有限的几个专业翻译已显得捉襟见肘，亟须工程技术人员自己阅读原版资料。而厂里那些工程技术人员早年虽曾学过英语，但长久不用，已经生疏，现在需要通过培训，让他们把英语再捡起来。当时我给好几个班讲课，课前要充分准备，我把张道真和薄冰的语法书反复看过许多遍。因为我的课讲得深入浅出，很受欢迎，每次上课，座无虚席。

当年的技术员李方勇是英语培训班的优秀学员之一。他参加过我主考的英语口试，并顺利通过。后来，在“沈飞”集团公司民机转包生产的创业时期，李方勇是负责MD-90干线飞机项目的主管领导，由他主持的“MD-90-30飞机尾段制造技术”项目获1999年部级科技进步奖，他还获得波音公司授予的“特别领导奖”。李方勇同志后来担任“沈飞”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

歼击机的摇篮

50多年来，“沈飞”先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陆续仿制了米格-15、米格-17、米格-19、米格-21等机型，即后来的国产歼-5、歼-6、歼-7。

歼-5型飞机是中国第一种喷气式歼击机，于1956年7月19日首飞成功。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驾驶该机击落击伤入侵的美国F-86等敌机40多架。1958年2月13日，毛泽东主席来厂视察，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歼-5战斗机。

歼-6型飞机是中国第一种超音速战斗机，1964年，首批歼-6战机交付中国空军使用，是20世纪60至70年代中国空军、海军航空兵部队主战飞机之一。歼-6也是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装备数量最多、服役时间最长、战果最辉煌的国产喷气式战斗机，被誉为“一代名机”，这不仅是由于产量多（共生产了5205架，其中“沈飞”生产了4295架。1970年底我刚进112厂的时候听说，歼-6机的年产量最高的时候竟达到600架），服役时间长（从1959年到2010年，长达51年），更主要的是，它在捍卫祖国领空领海战斗中发挥了“长空利剑”作用，共击落各型敌方飞机23架，而自己毫发未损，取得了23：0的战果，打出了军威和国威。

20世纪60年代初，美蒋高空侦察机不断袭扰我国领空。为了打击入侵敌机，112厂应空军的要求对歼-6进行改进，在苏联专家撤走的情况下，先后生产出歼-6I、歼-6II、歼-6III、新歼-6III、歼-6IV等7个型号战机，其中歼-6侦察机、教练机填补了我国空军飞机的空白。

1969年8月5日，第一架歼-6III型飞机首飞成功。它适合大机群作战，爬高转弯快，升限17500米。1969年10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北京接见了改型小组和空地勤全体人员。

歼-6也是我国最早的援外军用飞机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沈飞”先后向非洲的赞比亚、索马里，中东的埃及，欧洲的阿尔巴尼亚，邻国朝鲜，印巴次大陆的巴基斯坦等国家无偿援助了748架歼-6。其后，歼-6又开创了军贸先河，先后出口73架，歼教-6出口12架。歼-6飞出国外，为祖国争了光。

1973年5月至11月，按照“三机部”外事局的指示，112厂派出工作组赴巴基斯坦执行歼-6飞机技术援助任务，指导巴国萨尔格达空军基地地勤人员和机库维修工人对歼-6机进行维护和排除故障，我担任这个工作组的翻译。

在巴基斯坦执行援外任务期间，我亲眼看见了歼-6在异国他乡的雄姿。巴国飞行员驾驶歼-6起飞后，没有爬升过程，而是直接拉起来，直冲云霄。歼-6本来是一种白天型的飞机，不能夜间飞行，但是，巴基斯坦把雷达等机载设备换成了西方国家的，歼-6一下子变成了全天候战机。在与巴方人员的交谈中得知，他们的飞行员非常喜爱歼-6。据说，当时的巴基斯坦的飞行员几乎都飞过歼-6。三十年后，我重访巴基斯坦，当地报纸THE NEWS称赞中国歼-6飞机是巴基斯坦空军的功臣。2003年3月27日，在巴空军服役三十多年的歼-6退役了，巴基斯坦空军为此撰文，纪念这款为巴基斯坦空军立下汗马功劳的战机。

歼-7型飞机为国产双倍音速歼击机。从1961年开始，“沈飞”和601所通过研究米格-21飞机技术，攻克新结构、新材料、新工艺等重大技术关键，于1966年1月仿制成功，飞上了蓝天。它的试制成功为我国自行设计制造飞机奠定了基础。歼-7机装备部队后，立下了击落入侵我国领空的无人高空侦察机6架、战斗机7架、高空侦察气球300多个的战功。“沈飞”生产39架后，于1968年移交“成飞”和“贵航”生产。

歼-8型飞机为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架高空高速歼击机。该机于1964年开始研制，于1969年7月5日首飞成功，1980年装备部队。它的研制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自行设计和制造世界第二代歼击机的先进技术，曾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歼-8飞机创下了我国自主研制歼击机的里程碑，是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20世纪80年代至21初主战机种之一，2011年开始，逐步退役，被歼-10和歼-11取代。

“沈飞”自1951年6月29日创建以来，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奋斗，先后研制生产了40多个机型、8000余架飞机，创造了中国航空史上一个又一个“第一”，为中国航空武器装备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国歼击机的摇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都曾亲临“沈飞”视察，对“沈飞”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关怀。

歼-8Ⅱ型飞机的故事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美国政府结束了对中国的禁运，并且对中国与西欧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采取了默许甚至鼓励的态度。1973年英国政府批准英国48家集团在北京举办英国工业展览会。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国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之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军事技术合作迅速展开。

1980年春，英国航空设备展览会在上海工业展览馆举行，除了1973年4月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英国工业展览会以外，还从未有过这样丰富、尖端的航空产品来中国展出。这对中国航空工业界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我参加了那次展览会，并给参展的中、英航空专家技术交流当翻译。那次展览会不仅使我大开眼界，而且对我从事科技英语翻译是一次很大的锻炼和提升。

1984年6月12日，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歼-8Ⅱ型飞机首飞成功。它是我国第一架全天候、高空高速、具有良好机动性能的飞机，该机从方案论证到1988年3月设计定型仅用了7年时间，被空军领导誉为“创造了一个奇迹”；之后，又加以改进，产生了多种型号。在英国第27届范堡罗国际航展上，歼-8Ⅱ飞机模型参展，外国人不相信中国竟然能造出这么先进的飞机，当看了歼-8Ⅱ表演录像后，不得不相信，并大为惊叹。外电评论道：“歼-8Ⅱ飞机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歼击机摆脱了米格系列，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89年6月，歼-8Ⅱ型飞机首次亮相于第38届巴黎航展，震动了国际社会，有评论说：“东方睡狮终于醒来了！”

在中美关系蜜月时期，为将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歼-8Ⅱ飞机的性能进一步升级，中国希望能引进美国先进技术以提升歼-8Ⅱ飞机的雷达、火控系统及惯性导航等机载电子设备。1987年，中美两国政府达成协议，签订了美国向中国出口改进55架次歼-8Ⅱ飞机相关设备的合同，总金额高达5.5亿美元。美国政府委托美国格鲁门公司承担歼-8Ⅱ机载电子设备的升级工作，这就是内部代号“八二工程”、对外名为“和平珍珠”计划的合作项目。该项目的主要目的是改进歼-8Ⅱ飞机的雷达和机载电子设备。美方声称，经过美国先进技术整合后的歼-8Ⅱ飞机，其基本性能与F-16/79相当。因此，从当时的合作方案来看，无论美国哪一样先进技术应用到歼-8Ⅱ飞机上，都将是如虎添翼。项目敲定后，中国决定向美国交付两架崭新的歼-8Ⅱ飞机。两架歼-8Ⅱ飞机在1989年初运到美国，由美方人员试飞评估，并进行改进。中方派出约20名技术人员前往纽约长岛格鲁门公司工厂、代顿空军基地进行培训学习。在“八二工程”即“和平珍珠”计划运作期间，美国空军人员多次来“沈飞”洽谈相关技术事宜。我也多次参与该项目的翻译工作。

歼-8Ⅱ飞机1989年运赴美国实施改进时，刚刚完成设计定型，尚未装备部队。美方对这两架飞机进行了研究，发现该机制造工艺存在缺陷，结构也欠合理。据说，用美制机载电子设备对飞机进行的改进工作并不顺利，尤其是飞机部件的相容性较低，使许多工作无法顺利进行。1990年3月，美方提出增加2亿美元的发展经费，用于补充不断增加的成本，这使“和平珍珠”计划的费用由原来的5.5亿美元上涨至7.5亿美元，中方无法接受。而此时，中国已经转向同俄罗斯谈判进口苏-27战斗机，对该项目已无兴趣。1990年6月，中国决定从俄罗斯引进刚装备不久的苏-27SK，并在同年7月正式通知美方中止“和平珍珠”计划。

1990年9月，两架歼-8Ⅱ飞机在美国完成全部地面调试工作后，“和平珍珠”计划终止，飞机和4套机载设备于1993年1月交还中国。至此，歼-8Ⅱ飞机升级为三代机的梦想宣告结束。

“沈飞”后来引进了苏-27和苏-30。在苏-27的引进过程中，我单位新分配来的一批俄语翻译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陪厂里的工程技术人员分批去俄罗斯学习和消化苏-27，并在工厂组装苏-27过程中给俄罗斯专家当翻译。

在仿制并组装苏-27战斗机过程中，随着不断消化吸收苏-27，中国基本上形成了以歼-11为主的生产模式。无论是歼-11改进型号，还是歼-16重型战斗机型号、歼-15舰载机型号等等，都是在歼-11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不断有外国专家来“沈飞”给工程技术人员介绍机载雷达等电子设备。外国专家讲课需要翻译，而经常由我担任口译任务。

我虽然翻译过许多英文资料，但对于雷达、惯性导航设备、火控系统、大气数据计算机等等这么深奥的技术，以前从未接触过，连中文都不懂。因此，担任这类高科技专业的口译工作，难免出洋相。有一次，厂里临时通知我为工程技术人员与外国专家技术交流担任翻译。因为事前没有准备，心里特别紧张。到达现场后，外国专家讲完了，我翻译不出来。主持那次交流的总设计师李明（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急得催我：“你翻哪！”我老老实实地承认：“我没有听懂，翻不出来！”一时僵在那里；我对外国专家说：“Excuse me, I beg your pardon?”请专家再重复一遍。事后，李明同志问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临时接受任务，没有任何准备。他当即指示：“今后如果有外事活动，必须提前通知翻译，给翻译留出充足的准备时间。”

我从这次失败的翻译中吸取教训，抓紧时间阅读相关的中英文资料，恶补有关技术方面的知识。在以后的口语翻译中，再也没出现中途“卡壳”的洋相！

有一次，我在国庆节前接到了翻译任务，说是节后英国费伦蒂公司专家要来介绍雷达和惯性导航等设备。节前，我借了这方面的中英文资料。在假日期间，我边阅读资料，边中英对照记录和默记专业术语和词汇，甚至在陪家人去北陵公园玩的时候还在背术语。什么“range azimuth signal—范围方位信号”，“allowable steering error（ASE）—允许驾驶误差”，“weapon launch cues—武器发射信号”，“impose M upon N—把M加到N上”，“incremental drag—增量阻力”，“dual-redundant data bus,双余度数据总线”，“threshold immunity—阈值抗扰度”，“TACAN—战术空军导航系统”，等等，类似这样的词汇和术语我记了好几本，有的现在还留着。英国专家正式讲课时，我一看，整个会议室都坐满了人，大概有几十人，都是601所和厂里的工程技术专家。尽管不是第一次给这么专业性很强的讲课当翻译，但还是有点儿紧张。我的提前准备工作确实起了作用。看到现场听课的技术人员听完我翻译后，边点头边纪录，我心里踏实多了，紧张情绪得到舒缓，翻译得越来越流畅。当然，即使准备得再充分，也免不了遇到不懂的专业术语。没有关系！请教在场的专家就是了。当时，歼-8系列飞机总设计师顾诵芬先生也在场听课。当我在翻译讲课内容时，英国专家提到一个专业术语“dutyratio”，我不知该如何翻译，只好把该术语重复了一遍，没有想到顾总刚听我说完，马上告诉我“dutyratio”是“占空比”的意思。我心里暗暗佩服：“真不愧是专家！”课间休息的时候，我问顾总：“我这样翻译，行不？”顾总说：“翻译得挺好，就这么翻译，我们都能听懂。”顾总的鼓励进一步增强了我的信心。

作为参与者，我也在整个歼-8Ⅱ飞机升级过程中，为祖国航空工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一分力量。

航空报国的沈飞人

2012年11月25日夜，我和先生一起到沈阳242医院给小外孙女输液。夜里11点多，输完液，我们走出医院想打出租车回家，左等右等，就是没有车，最后，总算来了一辆。我们上车之后问司机：“为什么今晚出租车这么少？”司机说：“你们不知道吗？沈飞的总经理罗阳去世了！今晚，全沈阳的出租车都在拉沈飞人去迎接罗阳遗体回家，他是在大连执行任务时去世的。”

后来才得知，罗阳是当天12时48分在工作岗位上殉职的。

2012年，“沈飞”研制生产的舰载机歼-15随我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出海，其中一项重要科目是在航母上进行起降试验训练。“沈飞”董事长兼总经理罗阳同志在歼-15舰载机研制工作中，一直坚守在第一线，他带领研制团队攻坚克难，夜以继日地奋战，取得了型号研制的全面成功。歼-15在“辽宁舰”上终于成功起降，开创了中国航空工业的新篇章，实现了我国国防建设一次历史性跨越。正当沈飞人为舰载机歼-15欢呼骄傲的时候，作为歼-15研制现场总指挥的罗阳同志却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脏病倒下了，年仅51岁。罗阳同志在祖国的航空工业战线上奋斗了整整三十年；前二十年在601所设计飞机，后十年在“沈飞”生产飞机。他生前常说：“我们生产的战机，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的生命。所以，飞机质量是沈飞人的生命。”他倡导“恪尽职守，不负重托，严谨细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在“沈飞”工作的十年，从来也没休过周末。妻子对他说：“你这么辛苦怎么行呢？”可罗阳却说：“你去厂里看一看，一线工人比我还辛苦。”他对航空事业充满热爱，对自己的员工充满了感情。在“辽宁舰”上，他多次受到病痛的折磨，尽管舰上有医生，但他一直瞒着大家，怕麻烦别人，更怕耽误工作。在病情发作的时候，他还忍着疼痛，拿出笔记本详细记录歼-15的工作数据。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带病工作。

罗阳同志牺牲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做出重要指示，号召全国广大党员学习罗阳的优秀品质和可贵精神。国务院追授他“航空工业英模”荣誉称号。

罗阳是“沈飞”的骄子，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智慧奉献给了祖国的航空事业，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航空报国的伟大理想，为沈飞人树立了永恒的丰碑。

“沈飞”不仅有英雄罗阳，也还有许多元老级的英雄，如我熟悉的顾诵芬院士、管德院士、李明院士，还有我不认识的徐舜寿、叶正大、程不时、高方启，以及屠基达院士、陈一坚院士、陆孝彭院士等。

顾诵芬先生是中国空气动力学专家，著名飞机设计师。曾任“沈飞”公司总设计师，被誉为“歼-8飞机之父”。

沈飞人至今忘不了顾诵芬在1978年任601所总设计师时，曾乘坐鹿鸣东（功勋试飞员，后为“沈飞”副总经理）驾驶的歼教-6三次升空，跟踪观察歼-8飞机飞行，以解决歼-8飞机超音速飞行振动问题。要知道，乘坐歼教-6不同于坐民航机，对于不是飞行员且没有经过飞行训练的普通人来说是相当困难的。为了研制飞机，顾总真是到了玩命程度。顾诵芬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是我国航空工业领域内唯一的一名两院院士。

徐舜寿曾任112厂第一飞机设计室主任设计师，是歼教-1飞机的总设计师，他呕心沥血，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了我国航空工业。他曾亲自设计和研发的飞机有：歼教-1、初教-6、强-5、歼-8、运-7飞机等，为我国教练机、歼击机、强击机、轰炸机和运输机的设计倾注了满腔心血，立下了卓越功勋！这样一位航空功臣，不幸于1968年1月英年早逝，年仅51岁。

还有老工人陈阿玉、金连佐等，这些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一家几代都在“沈飞”辛勤工作的普通职工们。

“沈飞”就是这样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奉献中不断地发展壮大。从歼-5、歼-6到歼-15，一架架战机从“沈飞”冲上蓝天。一代代沈飞人为了祖国的航空事业，在这片沃土上奉献青春和汗水，甚至生命。

国有重器，以命铸之。

（厂史部分内容参考沈飞航空博览园相关资料。）■

（来源：炎黄春秋2018年第9期，作者王玉田，中航工业“沈飞”情报科外事翻译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