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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十二时辰》在这个春季依然高居各大视频网站热播前列。长安城的光彩与富丽在影像中重生,紧张激烈的剧情使观众目不暇接,演员火了,台词红了,连“水盆羊肉”“火晶柿子”也成了全网搜索的美食。
这个盛唐版本的“反恐二十四小时”原著小说出自作家马伯庸之手,他原名马力,目前共出版长篇小说九部,历史纪实一部,短篇集四部,十余部著作授权改编成影视游戏作品,长篇系列小说《古董局中局》的电影版也已开机。
马伯庸素有“文学鬼才”之名,他的作品既有天马行空的脑洞大开,也不乏严谨厚重的史料佐证。
他将自己的写作风格形容为“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在历史边缘的空隙间,马伯庸细致镶嵌了超逸的想象,笔如游龙,旁征博引,沟通雅俗。
壹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去年底,在望京的一家咖啡馆里找到马伯庸的时候,他正眼盯笔记本电脑的屏幕,在键盘上奋力打字,指速飞快。挑个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写作,是他多年的习惯。
《长安十二时辰》的灵感发源于知乎的一个问题“如果你来给《刺客信条》写剧情,你会把背景设定在哪里?”马伯庸的回答收获应者云集的点赞数,他用洋洋洒洒的几千字勾画了大唐长安的光华、望楼林立的威严、突厥狼卫的潜行……
“盛唐长安是中国人遥想的永恒之城,历代文人墨客接力描摹,上千年来,我们为什么不断传颂它?因为这座都城的开放与包容突破了时代的局限。”马伯庸说。他将故事时间定在了天宝三年,这一年看似无大事发生,但帝国的权力中枢,裂纹蔓延:当了29年太平天子的唐玄宗李隆基纳了前寿王妃杨太真,沉迷后宫。宰相李林甫操控朝政,罗织罪名构陷太子李亨。同年,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兼任范阳节度使,恩宠日隆。
风平浪静又危机四伏,适合排演惊心动魄的大戏。马伯庸想请李白担纲,但一翻史料,诗仙此时正在山东地区游历。
“我写小说的原则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让李白回到长安,与事实相悖。况且李白一生行迹,相当完整,穿插进虚构的情节,生硬勉强。我希望找一个人物,此人在历史上需有根基,但留下的记录不必太多,阶层不必太高,这样发挥的空间大。”马伯庸说。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独眼死囚张小敬扛起粉碎阴谋的重任。关于张小敬其人,仅在唐朝小吏姚汝能所著笔记《开元天宝遗事安禄山事迹》中,有草草一行记述:“骑士张小敬先射国忠落马”,至于出身、相貌、生卒一概不详。《长安十二时辰》中,天宝三年元月十四日,长安百姓正在渴盼着上元节的璀璨灯火,毁灭与破坏的计划在坊间吐着毒信,前“不良帅”张小敬与天才少年李泌通力合作,开启了大唐版“反恐二十四小时”。
最关键的部分在于设计人物动机,张小敬即将性命不保,为何还要为调查奔波?马伯庸说,他不是为了炫耀能力,更不是为了官爵恩赏,而是为了守护这些营营役役的平民,守护这座繁荣安详的城市。书中的张小敬告诉姚汝能,“对达官贵人来说,这些人根本微不足道,这些事更是习以为常,但对我来说,这才是鲜活的、没有被怪物所吞噬的长安城。在他们身边,我才会感觉自己活着。”
马伯庸认为,这种众生平等的理念和对个体生命的珍惜,能引发现代人的共情。大家爱看过去的人与事,归根结底就是希望投过辽远的一瞥,在同高度的芸芸众生里,搜索到自己的影子。
故事的内核发人深省,器物的还原细致入微,为了重现唐朝的日常生活和市井百态,马伯庸广泛涉猎了大量专题论文与考古报告,将典章礼仪、食货物价烂熟于心。《长安十二时辰》有一处描写,可见功力:野心勃勃的元载看到被绑架的王家姑娘头上戴着金丝楠木簪,凭借对材质的熟稔,判断她定是个官宦千金,曲意奉迎,收获好感,攀上高门。这个细节,透露出马伯庸对于唐代女性饰品的扎实考证。
《长安十二时辰》的电视剧效果远超预期,提供了文字不能企及的视觉效应。除了关心剧情外,观众里有研究盔甲造型的,有醉心建筑样式的,有爱上胡舞的,还有考据音乐的。
他说,作品能充当索引,激发多维度的讨论,是写作者最期待的反响。
贰
在喧闹中匀速行进
2015年对于马伯庸而言是个特殊的年份,他从工作十年的施耐德电气公司离开,转型成专职作家。
做出这一决定,马伯庸很理性,“稿费收入超过了主业,当时当上了小主管,感觉发展到天花板了,从性价比来说,还是专心创作更划算。”
自由职业最常见的危险就是失序,摆脱打卡的约束,很容易放纵拖沓。为了保证效率,马伯庸清晰切割了日程:每天七点起床,把儿子送到学校后,找地方写上一天,下午五点半准时收工,回家关上房门,放空大脑,陪伴家人。
挑拣具体的写作环境,他有个异于同行的怪癖:必要嘈杂。
马伯庸说,这是个后遗症。小时候,因为父母频繁调动,他转学13次,在哪里都呆不长,自然难交朋友,缺少小伙伴,只能用读书排遣寂寞,看得多了,便也技痒,上初中的时候,常开小差,在本子上划拉着武侠、科幻,耳朵还要竖起来,聆听周围的动静,如果四下喧哗,放心极了,老师在讲题,同学在讨论,没人注意。就怕空气突然安静——老师正站在身后或者对面,脸色阴沉。整治马伯庸,老师不罚不骂不请家长,“你写的什么,站起来给大家读读。”多次示众,落下阴影,当马伯庸成为知名通俗作家后,周边无声,便会莫名紧张,心弦紧绷。
羞涩敏感的男生马力会时不时地造访39岁的马伯庸,采访前,笔者在心中描绘了一个开朗健谈的形象,却没有想到,见到陌生人——那个微博机灵、文字飘逸的“马亲王”,既拘谨,又温文,直到聊至酣处,急智诙谐的特质才渐渐释放。
辞职后,马伯庸的创作进入井喷期:《古董局中局3》《古董局中局4》《马伯庸笑翻中国简史》《文化不苦旅》《长安十二时辰》《草原动物园》《显微镜下的大明》在这五年相继出版。不久后,又会有本40万字的新书问世。
谈及出书的迅捷与读者的赞誉,马伯庸自谦:“没天赋,只是坚持。”每天,他会写出大约4000字,如果状态好,能到8000字,思路枯竭的时候,关上电脑,开始跑步。运动将马伯庸的体重削掉了13公斤,较之网络流传的旧照片,他的脸庞添了份清俊,天蓝衬衫,白皙肤色,配上趣味盎然的语言,恍惚间,这个6岁孩子的父亲,依稀还有少年模样。现在回望1999年左右的作品,他恨不能“踢自己”,觉得“特幼稚”“没文采”,比照同在网络论坛上开启文学尝试的同辈人,他常有惊艳之感,自愧不如。
那些名噪一时的ID头像灰暗,笔墨飞扬过的年轻人碌碌生计,隐没人海。
“毕业工作,结婚生子,他们先后放弃了写作,而我一直不间断产出,如果说我有什么长项,那就是勤劳,任何行业,只要持续练习,水平就能稳步上涨。”马伯庸说。相比早期作品的随性,以杂糅、恶搞的形式颠覆正典,他2005年的第一部长篇《风起陇西》被视为风格转换界碑,“历史可能性小说”成为主攻方向。
现在再看,《风起陇西》文字磕绊,翻译腔浓重,把冷战间谍类型小说写法融进三国框架中,属于拉郎配式的嫁接。但马伯庸说,这本书是探索的起点,集合了他成熟期主要的创作特征,一是注重古代生活细节的精确,二是植根现有史实,注入现代思维,渲染涂色,寻隙补白,做出全新的解读。
马伯庸算是网络的尝鲜人,如今,资本强势介入,网络文学大IP增值成了钱袋叮当的生意,他却退回到书籍和杂志的传统载体。对于这个名利高悬的江湖,马伯庸的评价兼具了两面性,一方面,他感到庆幸,“纵览整个中国史,这是文人的黄金年代,不必行卷干谒,不用阿附权贵,也无需得到主流文学界的认可,只要能写,在网站上聚拢起几十万上百万的读者,便能卖文为生,丰衣足食。”但他同时忧虑,“网文需要以‘爽点’来留住老读者,吸引新读者,俯就与讨好会让质量下滑,‘玛丽苏’‘杰克苏’不够,又一窝蜂写起‘甜宠’,未来还将降级到什么地步?”
马伯庸说,自己写不了时下流行的网络文学,因为创作模式与平台不合拍,没法保持每天更新的高强度输出,还是更喜欢写完一本再出版的方式。
他选择自控节奏,沉浸在感兴趣的内容中。
《古董局中局》系列问世后,每次签售会上,马伯庸都会迎来一类特殊访客,来人将红布裹着的瓶瓶罐罐放在桌子上,郑重打开:“您是行家,给估个价?”见得多了,马伯庸应对得很程序化:“请您找马未都老师,我是写小说的,真不懂鉴定。”作品的感染力,可见一斑。
间隙时,马伯庸还是会以阅读自娱,自2014年起,每至岁末,他都会发布一份书单,不是简单的罗列书名,也不照抄推介营销的词句,而是真诚地分享所读所思所悟,千言起步,近两年长达万字。12月21日,2019年度书单发布,导语中有句感慨:“与其问道于浮云,不如躬耕于山根。”
躬耕山根,匀速行进,应是成就“文学鬼才”的秘诀。
叁
乘梦境之舟漂流草原
在马伯庸的作品里,《草原动物园》的调子最轻盈,它一唱三叹,优美诗意,简淡神秘。
小说脱胎于马伯庸2013年的一个梦,草原上月光缥缈,他开着一辆解放卡车,边上坐着位传教士,后者喋喋不休着异域的语言,车后一群动物排列跟随。
马伯庸的故乡是内蒙古赤峰,对于草原的记载,他一度痴迷,偶然读到《绥远志略》,书中提到一位叫华国祥的传教士,去归化城传教时,带了部电影机。马伯庸觉得有意思,但一直想不到落在哪里。
另一个毫不相关的事件给了他启迪:晚清时北京有个万牲园,因为入不敷出,被迫拍卖了所有动物。传教、动物、草原交缠出了《草原动物园》: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柯罗威带着万牲园的动物们,历经磨难,到达赤峰,建起动物园。这座城里,萨满、喇嘛、和尚平和相处,通兽语的男孩与化马形的守园人命运交汇。
即使在这个魔幻的空间中,作者也不敢信马由缰,传教士的教堂在哪里、组织架构如何、怎样办理去草原的手续……马伯庸特地回了趟老家,实地考察,专门搜罗了这些琐碎,比对记录。
初稿中,柯罗威搭乘胶轮马车,经马伯庸核实,第一辆胶轮马车在宣统年间才进入中国,定稿里,这辆车被改成了榆木的花轱辘马车。马伯庸一如既往,将逻辑自洽的想象镶嵌在凝固的历史边缘,不干扰走向,不混杂年代,带镣起舞。他曾在一封写给教廷的书信里看到这样的抱怨:“我们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进行得艰难,因为这片土地的人民有种错误的观念,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信仰中找到天堂与救赎。”
马伯庸说,他想在这本小书中探索信仰的问题,中国是个多元社会,海纳百川,信仰共存,《红楼梦》中,一僧一道结伴的和谐图景便是这种态度的体现,不给出结论,让读者思考,目的就达到了。
柯罗威的诺亚动物园毁于大火,但大象欢腾、长蟒盘结、狒狒嬉闹的景观印刻在赤峰人的梦中,吟唱流传。梦是人类想象抵达的终极自由。意义大于结局。
马伯庸的儿子到了上学的年纪,当被问起如果孩子索要父亲的著作来看,他会挑出哪一本时,答案脱口而出:《草原动物园》。
书中对柯罗威做出了如下评价:“一个人可以固执,也可以异想天开,当这两种特质合并在一起时,他就会变成一团跳跃的火,一台上足了气的蒸汽机。”
这是对于孩子性情的默默期许,也是对《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张小敬、《古董局中局》中的许愿等角色的集中概括,更是马伯庸自身的镜像。
肆
拆除学术与大众间的藩篱
2019年,畅销书作家马伯庸出版了一本体裁冷门的非虚构作品《显微镜下的大明》,目前虽已卖出25万册,在同类图书里遥遥领先,但与印数上百万的前作们比,销量微薄。从花费的精力与时间来看,这是个赔本买卖,仅开篇《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一文,马伯庸便准备了两年多。
马伯庸却说,用七百天完成沉寂事件的“起死”,他大赚了一笔经验值,对于自我的提升,影响深远。
《显微镜下的大明》将一根探针插进了明朝政治的肌理,望闻问切:《学霸必须死》中,基层和中层在政策管理方面多回合博弈;《谁动了我的祖庙》通过平民视角,揭示了司法体系的微妙;《笔与灰的选择》里,县级官员权衡利害,在重大议题上惊险走过跷跷板;《天下透明》里,黄册库的建立和倒掉被逐步解析,烛照着王朝的兴盛与崩溃。
2014年,一位喜欢明史的朋友给马伯庸讲了万历年间的税案骚乱,引起了他的关注。这就是“徽州丝绢案”,过程跌宕,牵连众多,在《明实录》里却只有十余个字的记载。
史书的重心在于庙堂精英,小民的喜怒哀乐往往会被忽略。马伯庸剥丝抽茧,参考论著,硬啃繁体竖排的原始档案,谦逊地向学术圈求助。顺藤摸瓜,获知了其他几桩案件。
资料的收集一波三折。写《谁动了我的祖庙》时,马伯庸在知网看到一篇论文,里面有个注释,说某份文档收藏在社科院的图书馆中,他直奔过去,吃了闭门羹,原来这个图书馆需要证件和介绍信才能进。峰回路转,接待处的小姑娘正好是马伯庸的书迷,指点他找一位老师求助,马伯庸获得此人引荐,结识另一位该领域的专家。他买回刊载有这位专家学术观点的杂志,整个春节都在研读中度过。
这些案件长期钉在在研究者的封闭世界里,学术的枯燥深奥在大众前竖起了道道藩篱。在浩瀚如烟的故纸堆里一潜到底,马伯庸以精炼幽默的表达,提取出接地气、有内涵的故事,深入浅出,拨云见日。
《显微镜下的大明》出版前,浙江师范大学的李义琼老师帮忙推敲了书中的粗疏漏洞,她寄语马伯庸:“希望你用妙笔,让史学研究走向大众,这也是我的心愿。”
马伯庸看来,非虚构这座大厦,是由“事实”的混凝土预制板搭建而成,但在坚硬的混凝土深处,还有一根根文学的钢筋在支撑。“我只是一个转述的翻译,这本书的诞生,应归功于这些默默无闻的可敬学者。”写作过程中,徽州丝绢案里的帅嘉谟带给马伯庸强烈的心灵震撼,此人一介草根,在法制不健全的威权社会中,抗争八年,为民请命,愿望达成,惨遭发配,虽为蝼蚁之躯,却坚如磐石,他说,这位悲剧英雄凝结了永不黯淡的人格魅力。
写完《显微镜下的大明》,马伯庸自认“将历史看得更清楚”,他的视角开始下沉,倾向从底层发力向上发扬的研究方法。他透露,新小说主角是一位南京小捕快,将借由他的际遇,折射出永乐年间疏浚京杭大运河、迁都北京的宏大背景。他希望搭乘《长安十二时辰》热播的东风,攥紧谈判权,用徽州丝绢案试水,做成一部八至十集的短剧,完成受众规模更大的传播。
等待素材攒足,马伯庸还想续写《显微镜下的大明》,在他看来,明朝作为古典中国的尾声,萌生出现代中国的雏形,这个理想样本的曲折幽微,一部纪实远没有拆解完毕。“不进到最深处去弄清楚原初的驱动力,永远只能欣赏到表面的浪花。”
来源 北京日报
作者 崔乐
编辑:周文丽 陈涛
流程编辑 刘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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