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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宝善 陈安东（解放军）

1976年1月8日，阴冷的彤云遮盖了温暖的太阳，寒风肆意地掠卷着京城。上午9时，深受人民爱戴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走了，永远融入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山山水水。

在例行尿检中，发现了癌细胞

1972年5月12日，保健医生按照常规，每月给周恩来检查一次小便，当他看到化验单时，不由得心一沉——4个红血球！

这意味着什么？看着化验单，医生心里有些紧张，虽然这4个红血球几乎没有什么临床意义，但他手里尿检报告的情况是来自一国总理，一个伟人体内的信号，谁也不敢心存侥幸，也不能心存侥幸！必须再取样做进一步化验。

第二次尿检报告很快出来了。这次红血球上升到8个，最要紧的是发现了令人生畏的癌细胞！医生们不能接受这个现实，怎么会呢？周总理不能得上癌症啊！我们这个国家太需要他了啊！

然而，无情的事实容不得感情用事，早期膀胱癌的诊断结果不容置疑地摆在了众人面前。

挽救周恩来的生命，希望全部寄托在早期手术治疗上了。膀胱癌并不是不治之症，只要在早期阶段及时治疗，是能够治愈的，医生们对此信心十足。

治疗方案很快由专家们会诊后制订下来，并报告了中央。

而此时的周恩来似乎并没有感到自己已身患重病，仍旧日理万机，治疗事宜根本排不上他的日程。医生们都心急如焚，担心病情发展，出现尿血。

时间就这样在恐慌、企盼和担忧中度过了半年。每次给周恩来尿检，医生们的神经都要承受一次重压，生怕看到大量红血球的报告单。每一天，他们都不安地定睛注视着日渐消瘦的总理，为他用痛苦铸造的生命而悲伤，也为他坚强的承受力而感动，同时，更担忧他体内那枚“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来个大“爆炸”。

大家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1973年1月3日，天色还没有透亮，周恩来刚刚结束案上的工作，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他已经整整工作了20个小时，如果抓紧时间，还能休息几个小时。

值班医生见总理走进卧室，也松了口气，急忙回到自己房间，打算好好睡一觉。蒙眬间，医生突然听见警卫秘书变了调的喊声：“大夫！大夫！快起来！快起来！”

某种不祥之兆撞击着医生的心，他一跃而起，跑到门口。只见警卫秘书手里端着盛满鲜红尿液的尿壶，看见这个触目惊心的颜色，再看看警卫秘书惊恐的神色，不用问，他什么都明白了。

“尿……都是红的……全是血……”警卫秘书的双唇直哆嗦。

不等他说完，医生就冲进周恩来的卧室，只见周恩来躺在床上，脸冲着房顶，一声不吭。医生连忙进卫生间，再看看马桶池，里面鲜红鲜红的。想到总理有心脏病，千万不能让他有任何精神压力，医生压了压自己紧张的情绪，想说几句宽慰话，让他稍稍宽宽心。可才开口，总理便朝他直摆手，叫他什么也不要说。

再也不能耽误了！医院很快把周恩来的病情向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叶剑英作了汇报。几天后，叶剑英拿着盛有周恩来血尿的试管面见毛泽东。第二天，中央就批复了周恩来的医疗方案。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终于离开了工作20多年的西花厅，来到西山一幢别墅，做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这次治疗效果显著，尿色很快变淡，生命的活力又回到了周恩来身上。

按照常规，癌症病人术后应该住院进行化疗，以巩固治疗效果。然而周恩来在西山休息不到两周，就又返回西花厅，没日没夜地忙起来。化疗只是见缝插针地进行了两次就中断了。

1973年5月17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访华的基辛格

“总理治病怎么这样难，竟然连普通老百姓都不如啊！”医生们只能痛苦地叹息，默默地垂泪。

1973年10月下旬的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人谈话。

这天有些奇怪，医生们老是隐隐觉得会出点什么事情似的。

观察尿色是掌握病情最直接的方法，因此，医生非常注意总理的小便情况。这时，他们发现总理已有好几个小时没有解小便了，应该催促一下。

一见医生进来，周恩来马上意识到是叫他小便，没等医生说话，便主动起身去了卫生间。解完小便出来后，他看了一眼守在门口的医生，什么也没有说，一扭头走向座位。

医生感到情况不妙，一步冲进卫生间。完了！血尿！他只觉得脑子嗡的一声，好像血沉到了脚后跟，整个房屋都在眼前转动。

医生第一个反应是赶紧给周恩来服用镇静药及保护心脏的药物，怕他心脏经受不住这个打击。然后写了个条子给在场参加会见的叶剑英：“叶帅，总理刚才小便出血，看来已经复发。”

不一会儿，叶剑英神情紧张地走出来：“怎么回事？总理怎么了？”

医生急切地向他汇报了刚才发生的情况。

叶剑英深深地吸了口气，安慰说：“别紧张，要沉住气，我来想办法，我来想办法。”

于是，医生们一边极力地控制着病情的恶化，一边焦急地等待着医疗方案的批复。

然而，这时正值基辛格再次访华，繁忙的工作使周恩来很难脱身。直到1974年3月，他才又做了一次电疗手术。可是这次电疗远不如上次效果好，仅隔一个月又复发尿血。

这次复发带来一个非常痛苦的并发症——尿潴血！膀胱里出血一多，就会凝固成血块，堵住排尿管，尿被憋在膀胱里出不来，使膀胱肿胀，令人痛苦万分。周恩来工作的时间一长，就要开始承受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实在肿胀难忍时，他就倒在沙发上翻滚，希望能把血块晃动开。

看着总理一声不吭地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工作人员心都碎了，悄悄躲在总理看不见的地方，暗暗垂泪。

然而眼泪无法感动苍天，周恩来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化。

与病魔斗，与“四人帮”斗

林彪折戟蒙古大漠后，“四人帮”加快了抢班夺权的步伐。他们把周恩来视为其夺权的最大障碍，借“批林批孔”运动之机，把批斗矛头指向了周恩来。

1974年1月25日，“四人帮”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北京首都体育场召开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这次会议应由周恩来主持，但“四人帮”却在会上上蹿下跳，大放厥词，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妄图把他打倒，实现夺权的阴谋。

“四人帮”在攻击周恩来的同时，还干扰医生的治疗工作。在“四人帮”的干扰和阻挠下，周恩来的治疗工作被搁置起来。直到1974年5月，在周恩来连续4次发生缺氧症状、病情日益严重、心脏功能极为衰弱的情况下，经中央决定，周恩来才放下繁重的工作，接受治疗。

1974年5月29日，周恩来陪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会见毛泽东，这是他最后一次走进毛泽东的书房。会见结束时，毛泽东送走客人转回身来，周恩来走上前去，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刚才还笑容满面的毛泽东，突然收住了笑，沉重地低下了头，两位历经风雨的老战友似乎意识到见面的机会不多了。

毛泽东在送走外宾后与周恩来握手，这是两人的最后一次合影

次日晚，周恩来又在人民大会堂宴请客人。宴会结束后，他便直接来到了和中南海仅一墙之隔的解放军305医院。几个小时后，周恩来已经平静地躺在手术台上了。

从1974年6月1日起直到去世，周恩来一共动手术14次，其中大手术6次、小手术8次，平均每40天动一次手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忘我地工作，遏制“四人帮”的夺权图谋。

在医院里，他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次，同中央部门及其他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离开医院外出开会20次，外出看望或找人谈话17次。他当仁不让地继续担负起处理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重担，以自己的生命来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不落入阴谋家手中。

最后时刻，他奋力一搏，将邓小平托到了台前

面对病魔，周恩来意识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心中焦急万分。国家处于一片混乱之中，老干部一批一批地被打倒了，“四人帮”浑水摸鱼，觊觎着领导权。面对这样的局面，他怎能放心得下？

焦急忧虑中，他想到了才能超群的邓小平，眼前一亮：对！只有邓小平才能带领国家摆脱混乱，走向安定。

1972年11月，毛泽东在陈毅的追悼会上，提到了被打倒的邓小平，说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敏感的周恩来立即意识到，在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对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批老干部的看法有了转变，邓小平复出工作是有希望的。于是，他不失时机地向毛泽东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建议，并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在周恩来的鼎力相助下，邓小平终于复出了！

1975年4月19日，病中的周恩来在邓小平的陪同下会见金日成

那么，怎样安排复出后的邓小平呢？为此周恩来又费了一番心思。

四届人大按计划将于1974年11月召开，正邪两方为此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周恩来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希望能利用这次大会安排邓小平的工作，并力争让更多的老干部复出，使国家尽快走上正轨。“四人帮”一伙则企图借此机会“组阁”，并为实现其图谋而尽其所能地诬蔑病重的周恩来。

对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周恩来倾注了大量心血，因为这事关国家的命运与前途。他拖着病重之躯，事必躬亲，通宵达旦地工作。在审阅四届人大各界代表的名额分配意见后，他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增加老干部的名额。在关键的人事安排上他反复考虑，煞费苦心，不让“四人帮”的阴谋得逞。在周恩来的关注下，四届人大筹备工作一切就绪。然而人事安排最终必须得到远在长沙的毛泽东批准。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与毛泽东共过事的人，都了解他的个性，必须在他面前将话讲透讲准，才能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持。当时能在毛泽东面前讲上话的人只有周恩来了。但此时的周恩来刚接连动了两次大手术，身体非常虚弱，经不起长途奔波的折腾。

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叶剑英悄悄问医疗组副组长：总理能不能外出？

副组长一愣，这时总理怎能外出？可望着叶剑英充满希望的目光，他想了想，说：“严格意义上，总理是不能外出的。但是如果病情稳定，可以短暂外出。”

副组长说完，叶剑英便指示：“做好外出思想准备，挑选一个精干的医疗班子，不要对任何人说。”

1974年11月23日下午，周恩来拖着病重之躯离开医院，冒着生命危险飞往长沙。在长沙，他与毛泽东进行了4天长谈，向他汇报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在4天长谈中，两位历经风雨的老战友对许多重大问题交换了看法，奠定了中国政治未来的发展方向。

听取了周恩来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汇报后，毛泽东当即批示：叶剑英任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邓小平任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场

周恩来的长沙之行改变了中国政治格局，给混乱的中国找到了一个掌舵人。在四届人大上，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几天之后，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用他那有力的臂膀把邓小平推到了前台，将共和国的希望托付给他。邓小平没有辜负周恩来的期望，复出之后即对国家各方面的工作雷厉风行地实行全面整顿。在他的努力下，全国形势很快有了好转，国民经济各项指标在短时间内由停滞下降转为迅速回升。粉碎“四人帮”后，他第三次复出，把处于困顿之际的中国带入一个充满希望的新天地。

永留清白在人间

面对一步一步逼近的死神，周恩来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生命，而是党和人民的利益。

第三次大手术后，躺在手术床上的周恩来嘴角嚅动着，似乎想说什么。医护人员俯下身去，原来他要见李冰（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副院长，李克农的二女儿）。

刚出手术室的李冰来到总理床前，侧耳俯身，倾听总理的吐字声音。原来，周恩来要她组织人员去调查云南锡矿工人矽肺发病的情况。

“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就去……”断断续续讲完这句话后，周恩来的鼻梁已经沁出了汗珠。

“我就去，请总理千万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李冰强忍着不让泪水在周恩来面前流出来，不敢久留，匆匆退出手术室。一到走廊，她再也抑制不住，任凭泪水流淌。这就是我们的周总理，心中永远装着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每一天，周恩来都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同病魔进行顽强的斗争。因为他清楚自己肩负重任，一进一退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党和人民迫切需要他坚守自己的岗位。因此他总是积极地配合医生治疗。每当难以忍受的病痛袭来的时候，他就紧紧地握住医护人员的手，一声不吭，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

1975年9月，周恩来会见以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为首的代表团。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接见外宾

为了党和国家的大局，他决意要顽强地活下去，哪怕是多坚持一天也好。每吃一口饭，他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要多吃几口，来，给我数数。”当费力地咽下一口饭后，他便叫着“一！”又咽下一口，“二！”……到1975年12月中旬，周恩来已经不能进食了，完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癌细胞已经扩散，剧烈的疼痛常常使他昏了过去，有时痛得浑身战栗，眉头紧拧，但他始终不吭一声。

尽管死神已经盯上了周恩来，可是“四人帮”一伙仍旧穷追不舍，向他泼污水，借几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来发起了恶毒的攻击。

“伍豪事件”要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周恩来化名伍豪，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领导地下党工作。1931年4月24日，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重要成员、负责情报和中央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并叛变革命。他向国民党特务机关供出了中共中央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地址、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名单及活动方式等重要机密。获此重要情报，国民党妄图一网打尽和彻底消灭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危急时刻，敌人的阴谋被打入国民党机要部门的中共党员钱壮飞获悉，他迅即将此紧急情报通知了党在上海特科的负责人李克农，李克农又迅即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立即同陈云等商讨对策，当机立断采取了紧急措施，避免了一场严重灾难。

1931年12月中旬，周恩来途经福建进入江西苏区，同年底到达瑞金，出任苏区中央局书记。1932年2月，国民党玩弄阴谋，采取威逼利诱等手段，迫使上海《申报》《时报》《新闻报》等报纸先后刊登《伍豪脱离共产党启事》的消息，企图制造舆论诬陷周恩来，在革命群众中制造混乱，涣散共产党人斗志，瓦解共产党组织。

对此，当时在上海的党组织曾设法在报上辟谣。1943年延安整风时，中央座谈会又作出了澄清。岂料，“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一伙企图利用“伍豪事件”来整倒周恩来。

周恩来一生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得失。他年轻时即投身革命，四海为家，没有享受人生，没有子女，没有家产，晚年又忍受病魔的痛苦折磨，忍受含沙射影的恶毒攻击，属于自己的只有一把坚贞的忠骨。他忍受了许多，唯独不能忍受对他政治生命的践踏。

在进行第四次大手术前，或许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世，周恩来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一份几年前他所作的关于“伍豪启事”的讲话录音，让邓颖超将之整理成书面材料。手术前，他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下，躺在手术台上仔细地看了一遍材料，然后用颤抖的右手，提笔在首页纸的空白处郑重地签上“周恩来”3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他被推往手术室时，突然用尽全身力气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1976年1月7日晚，周恩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弥留之际，他突然醒过来，睁开双眼，对守在身边的吴阶平医生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管全局，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无法抑制住内心的激动与痛苦，泪流满面。

我们的周总理啊，你永远是那样的舍己为人，关心别人比关心自己还重！

十里长街送总理

1月8日上午9时58分，在与病魔搏斗中耗尽了生命最后一丝精力的周恩来，怀着许多造福人民的美好设想，怀着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深深的关切，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离开了人民。周恩来走了，但没有离去，因为他已和祖国母亲紧紧拥抱在一起，他的英灵已属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他的名字将被亿万人民世代铭记！

（选编自《党史纵览》1998年第一期，略有改动）

责编：徐嘉

校对：吴玫

审核：董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