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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车兵地位的下降
春秋以前战争中的主要作战方式之一是车战,进攻或防守的主要手段是战车,军队中的主力是车兵。《六韬·虎韬·军用》论述“三军器用,攻守之具”时,排列在最前面的不是戈矛刀剑,而是各类战车,其作用是“陷坚阵,败强敌”。这实际上是对春秋以前战争历史基本特点的一种概括。
这一情况,是得到大量史实的充分证明的。商汤灭夏,所使用的主要兵力是“良车七十乘”。周武王伐纣灭般,所用主力之一是“戎车三百乘”。而西周末年则发展到“其车三千”。直到春秋前中期,各诸侯国仍以车战为主,以车兵为自己军队的主力兵种之一。当时有代表性的著名战役,如城濮之战,晋车700乘鞍之战,晋车800乘;崤之役,秦车300乘;吴师入野,申包胥哭于秦廷乞师,秦令子蒲、子虎率车500乘救之,皆是这方面的例证。
所以即便是春秋末年的著名军事家孙子,其在总结当时战争的情况时也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很鲜明地把各种兵车放在首位。
但这种情况,自春秋晚期起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步兵的地位迅速提高,车兵的位置相对降低。这一过程递嬗到战国,遂导致战车不再成为战争中的核心,而成为步兵、车兵、骑兵协同作战中的一部分,车兵的地位也退居到步兵之后。
这种情况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荤荤大端者,不外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战场地域的扩大,士兵成份的改变,战争规模的增大,新式兵器(主要是强弩)的出现等几个方面。
但是,战国时期步战的全面崛起和车兵地位的相对下降,并不意味着车战在战争中失去了重要性。无可否认的是,车兵在当时军队中依然是主力兵种之一,在战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战车数量的多寡,乃是衡量一国军力的重要标志。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张仪、苏秦、苏代、公孙衍等人,在游说各国诸侯,论及某国军力时,总要指出“车千乘”、“车七百乘”、“车六百乘”之类,以此作为衡量一国军力的标志之一。这些纵横家还盛赞一些国家战车的精良,如苏秦之称道“齐车之良”。由此可知战车在战争中仍然占有重要地位。
第二,先秦文献中对车战的描述比比皆是。可以说是对当时动用兵车作战的史实的有力证明。《史记·韩世家》载:“楚王警四境之内,兴师言救韩,命战车满道路。”又如公元前405年,韩赵、魏三国联合伐齐,“大败之,齐将死,得车二千。”
赵将李牧攻打匈奴,亦用车1300乘。另外,当时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伟大诗人屈原的《国殇》,对战国车战盛况有极其生动的描绘:
盾牌手里拿,身披犀牛甲,敌我车轮两相错,刀剑相砍杀。战旗一片遮了天,敌兵仿佛云连绵。你箭来,我箭往,恐后争先,谁也不相让。阵势冲破乱了行,车上四马,一死一受伤。埋了两车轮,不解马头缰,擂得战鼓冬冬响。天昏地暗,鬼哭神号,片甲不留,死在疆场上。
在这里,屈原把一车四马的配备,车兵的甲胄兵器,指挥用的旗鼓,双方弓箭的对射,双方兵车驰击位置相错时发生的格斗……等生动情景,都真切地描绘出来,给后人留下了形象的古代车战画卷。屈原是战国中期人,他能以车战为题材进行文学描写,这说明了在当时车战依旧是比较频繁的。
第三,当时的兵书大量论述了战车的使用及其在作战中的特点,这也表明车战在当时仍是重要的作战方式之一,车兵在军队中还占有一定的地位。
《孙膑兵法·八阵》明确提到:“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可见,在当时平原地带作战中,战车依然被广泛使用。《吴子·图国篇》云:魏“革车掩户,缦轮笼毂”,形象地描述了当时兵车的形制。至于《六韬》,则更是对战车的作战特点和功能作了细致的阐述,它专列《战车》一篇,列举车之“十死八胜”,系统总结了兵车作战的十种不利地形和八种有利情况。
并在《均兵篇》中突出强调了战车的作用:“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阵,要强敌,遮走北也。”并论述了车兵在平原地区作战的威力。由此可见车战和车兵是当时兵学家所共同关心的课题。
第四,地下考古发掘也表明车战和车兵在战国时代依旧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陕西秦始皇兵马俑坑的布列情况是,车兵、骑兵、步兵分别编组,协同作战。战车部队作为一支独立的兵种,仍具有相当的规模。这样就印证了文献材料关于战国车兵情况记载的可信性。
二、骑兵的迅速崛起
战国以降,我国战争中快速攻击力最强、机动性最大的作战方式是骑战,骑兵成了军队中战斗力很强的兵种。可以说,许多场大战均有骑兵的参加,而多数战争的胜负也均与骑兵相联系。这种局面的形成,是战国时期兵种演进、骑兵崛起的直接结果。
关于骑兵的起源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是根据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史实,断定赵武灵王是中国骑兵的始祖,骑兵作为一个正式的兵种,出现在战国中期以后。认为:“古者服牛乘马,马以驾车,不单骑也。至六国之时,始有单骑,苏秦所云‘车千乘,骑万匹’是也。”当今有的学者也坚持认为:“春秋时期尚无骑兵”,“中国内地的骑射还是应该从赵武灵王算起”。
另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在春秋以前即有骑马的风俗,因而形成了早期的骑兵。早在晋代,为《左传》作注的大军事家、经学家杜预就肯定春秋有骑马之俗。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九中则更明确地指出:“骑射之法,必先武灵而有之者矣。”并进而作了详细的论证。在当代,不少学者也持这一看法。更有个别学者还将骑兵的起源上溯到殷商时代。如著名学者于省吾即据甲骨卜辞中有“马”、“先马”的记载,而提出“殷代的单骑和骑射已经盛行”的观点。
我们的基本看法是:我国早在殷代就有乘骑之习,也有极其少量的骑兵,它主要是用于驿传及追捕逃奴。在作战中似乎作用不大。春秋时骑兵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数量很少,通常和兵车混合编制。《战国策·赵一》说:赵襄子“使延陵王将车骑先之晋阳”。这里将车、骑并提,表明骑兵已开始向独立兵种过渡。
《吴子》中讲到“千乘万骑,兼之徒兵”,“分车列骑”,“车骑挑之”说的是骑兵与各兵种的配合作战,并讲马匹保养和“鞍、勒、衔、辔”等装具。孙膑讲到“用骑十利”。这些情况表明人们已从总结经验和理论的角度论述骑兵。到了公元前4世纪末,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实行重大的军事改革后,骑兵就更加迅速地在中原各国中发展起来。
至于匈奴等兄弟民族,更精于骑射,拥有强悍善战的骑兵。这些情况表明,战国时期是骑兵迅速崛起的关键阶段。战国时期各大国的骑兵建设规模是相当可观的。骑兵和步兵、车兵一样,均为各国军队的主力兵种之一。从张仪、苏秦等策士的描述来看,当时各国拥有“骑万匹”(秦、赵、楚)、“骑六千匹”(燕)、“骑五千匹”(魏)等数量不等的骑兵部队。
赵国骑兵部队的建设和运用,则是当时骑兵发展的一个缩影。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赵国的骑兵遂成为其军队中的最重要的兵种,在征服中山国和对林胡、楼烦“辟地千里”的战争中,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赵惠文王三十二年秦赵阏与之战时,赵奢当是以骑兵为主力击败秦军的,因为战后,他被赵王封为马服君。虞喜《志林》即指出:“马服者,服马也”。廉颇、李牧也都是精于骑射并善于使用骑兵的名将。《史记》在廉颇传中写廉颇意欲回赵效力时,说他“见赵使者,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关于李牧,则记载其“常居代雁门,备匈奴”,“日击数牛飨士,习射骑”。曾亲率骑兵1.3万,与步、车兵联合作战,斩杀匈奴10余万骑。
其他国家动用骑兵作战并在战争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情况也不少见。如长平之战中,秦国骑兵奇袭赵营,与步兵协同作战,为战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又如齐国的骑兵也经常用于作战,董说《七国考》引《孙子笺》云:“齐宣王以文骑六百匹伐燕。”
骑兵的全部力量,集中表现在冲锋上。骑兵作战的特点是“急疾捷先”,“驰骤便捷,利于邀击奔趋,而不宜于正守老顿”,骑战的这些基本特点,决定了在战国时期,骑兵是作为陆军的快速机动部队而与战车配合使用的,主要用于担负正面突击、邀敌、翼侧包抄、奇袭、长途追击、敌后骚扰等作战任务。
在战场上,常常部署于翼侧,攻击敌人的侧后。正因为战国时代骑兵的广泛应用,骑兵在作战行动中地位的日益提高,所以当时的重要军事著作才会对骑兵的建设和运用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如孙膑曾系统地总结了骑兵的特点与在战争中的主要用途。
指出:“用骑有十利:
一日迎敌始至;二曰乘虚背敌;三日追散击乱;四日迎敌击后,使敌奔走;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日败其关津,发其桥梁;七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振旅;八日攻其懈息,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聚,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骑战之利也。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故曰离合之兵也。”
而《六韬·犬韬·战骑》也从类似的角度把骑兵的基本战术归纳为“十胜”(今本只存“八胜”)和“九败”。“十胜”为进攻战术,包括进攻时机和地点的选择。“九败”是骑兵作战应该注意避免的事项,例如要避免中敌埋伏,防止被敌断绝退路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从总体来看,在战国时代,骑兵在军队中的地位还在步兵和车兵之下。战国末年屈原的《国殇》,描写的全是车战的情景。当时的一些史书和兵书,在讲到兵力时都把骑兵列在步兵和车兵之后。
如《战国策》称:秦国“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吴子·励士》说魏武侯“兼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战国时代,衡量一个国家国力的强弱,主要不是以骑兵的多少,而是常以战车的多少为标准的,如称秦、楚、赵、魏为“万乘之国”,称中山、宋等二等国为“千乘之国”。
而在记述作战行动时,往往把战车放在重要位置,而较少提及骑兵,如《战国策》记述的秦国与魏国和楚国的数次战争,只提到秦军战车和步兵的数量,而未提骑兵。《司马法》在讲战术时,也只讲到战车和步兵。地下考古发掘材料也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举世闻名的秦陵兵马俑共分三组:第一组是步兵排成的大方阵,队间有6乘兵车,似为指挥官的乘具;第二组是战车排成的小方阵。第三组是1乘战车和68名武士。
这反映了当时各级指挥员主要还是乘战车指挥作战的,战车总的说来比骑兵具有更重要的作用。也表明骑兵在战国虽已相当发达,但尚处于不断的发展、完善过程之中。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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