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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西南地区曾在南宋昙花一现地出现过一个小国,名为自杞国,虽然叫做“国”,实际上其规模和其政治经济模式仍处于部落聚居阶段。
在南宋时期,中原大权旁落,豪杰并起,有辽、元,西南也有我们熟知的南诏国,也就是大理。
夹在南宋与大理之间的小小国家并未过多地被史书提到,但从古人笔记的只言片语中仍能了解到,就是这样一个做“中介”起家的小国,竟顶住蒙古进攻五年之久,带着好奇,叫人忍不住从历史碎隙中还原这个无籍小国的一角原貌。
西南地云起云灭,贩马国一兴一衰
公元十二三世纪,确切地讲在公元1100~1260年间,在滇东黔西南地区曾盘踞过一个以“乌蛮”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政权——自杞国,其大体与南宋王朝相始终。
自杞国位处宋王朝广西路与大理国之间,幅员辽阔,鼎盛时其疆域北至曲靖,南达红河,西抵昆明,东接广西。
这样一个政权虽称为自杞国,但仍未改变其少数民族聚居的本质,从经济军事和政治来看也并无称国的资格。
但由于其贩大理之马给宋朝,做“二道贩子”充盈了“国库”,致使其领主动了登基之心。
但面对自杞国的要求,权知雍州吴儆不仅对其进行了打压,还严辞斥责了使者:
“汝国本一小聚落,只因朝廷许汝岁来市马,今三十余年,每年所得银锦二十余万,汝国以此致富。 若忘朝廷厚恩,辄敢妄有需求,定当申奏朝廷,绝汝来年卖马之路。”
因此可见南宋对于自杞的自立行径是不承认的,但在后续史料中并未见朝廷对其有过任何讨伐,盖因南宋自己已是强弩之末,也无力这些琐事进行过多干预,干脆持默许态度。
回到自杞国的立国之本——“贩马”,自杞国能在南诏周围异军突起,以致膨胀到妄图登基与他们的贩马之道可谓是息息相关。
在“地无三尺平,天无三尺晴”的西南地区,既无矿产又无土地,这样一个小政权在南宋以前一直都是籍籍无名,甚至只有在一些边缘史料中的只言片语中才能知道曾经存在过这样一个国家。
宋室南迁后,西马梗阻,而此时战事又吃紧,因此宋朝廷不得不开辟新的战马收购渠道,于是“广马”就应运而生。
何谓广马?其实就是指广南西路所买的马。
此间独数大理国的马膘肥体健,质量上乘,因此朝廷本意欲与大理国建立马匹贸易。
但由于大理路途遥远,而且黔、滇之地道路险峻,贩马的差事就被夹在雍州与南诏国之间的罗殿,自杞等国包揽了,这便是自杞的发家之始。
自杞人也并非一开始就接管了大部分马匹订单,而是在与罗殿国进行数次争夺后,直接将马赶到宜州城下,不买就不走,这样蛮横无赖的态度让当地官员也无可奈何,只得“为之量买三纲”。
“绍兴三十一年,自祀与罗殿有争,乃由南丹径驱马直抵宜州城下,宜人峻拒不去。”
从此时已经可以看出,罗殿与自杞的生意之争中已经落了下风,自杞开始大面积接管宋朝的马匹生意,并以此为支柱产业逐渐壮大实力。
而自杞的强势无赖也不仅仅体现在与罗殿的生意之争上,在其壮大势力的过程中亦是蛮横凶狠,范成大记载了当时自杞的情况。
“自祀本小蛮,尤凶狡嗜利,其卖马于横山,少拂意,即拔刃向人,亦尝有所杀伤。琶管亦杀数蛮以相当,事乃已。”
而此时自杞已经称强横山,骁勇善战,又借地势之利进退自如,南宋朝廷对此也是无可奈何,每每遇到与自杞的冲突也是草草了事,不想与之纠缠。
至南宋中期,在迅速积累起财富后,自杞进一步垄断马匹贩卖市场,试图将宋朝的马匹供应全部归拢于自己管控之下。
而当时自杞国独占横山寨市马数量的十之八九,一百多年间每年都将价值二十余万两白银的战马输往南宋 。
而在战马贸易中,自杞人也将贸易延展到了更多方面,比如云南各地的奇货异珍。
“蛮马之来, 他货亦至,蛮之所携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吾商所携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之物。于是译者平价交易。”
可见自杞此时已经将于南宋的商贸作为立国之本,在商业中攥取的巨额利润被自杞用来扩充军队,增强自己的“硬实力”。
例如在运送战马的途中一直需要有强悍的兵士护送,沿途也必有哨卡,战垒等防御工事。
而贩马的巨量利润也必定会受到他人的觊觎,像曾在送马途中就曾遭遇与罗殿人的争斗“罗殿难之,故数至争”。
而南蛮诸部自古以来也一直有着“尚战死,恶病亡”的思想,因此,有这样浓厚的原始军事民主主义,加之强烈的现实需要,自杞拥有一支勇猛善战,实力不俗的军队不足为奇。
而这支军队在抵御蒙古国的入侵时起到了莫大的作用,由于自杞国位于大理与南宋之间,不论是蒙古进攻还是南宋反击,自杞都是一处逃不开的兵家要地,而在大理城破,段兴智归降后,自杞更是直面蒙古大军的进攻。
1255年,蒙古军队在阿术带领下接连攻取乌普笼、落温、落蒙三城 ,又进攻赤秃哥山寨。
1257年,自杞国都阿鲁城破,整座城被硝烟和烈焰吞噬,而自杞国王及其部署提前撤离,未被擒拿,后续一直在南盘江一带与蒙古游击作战,从大理国破到自杞都毁一共经历五年,也就是说自杞将蒙古军队阻挡了五年之久。
而在自杞国灭后60余年,其残余诸部仍然顽强抵抗,不断起义,直至其名彻底消逝在史书记载。
至此,一个活跃百余年的小国,伴随着数代贩马之民的喜怒哀乐就这样彻底埋在历史的尘埃中。
小国谈何易,盛衰由人予
自杞国历经160年后突然神秘消失,,正史对自杞国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只在几位宋朝官员的笔记或奏折文书中留下些许影子。
也许,这是一段沉默的历史,我们今天对自杞国的研究,有如“雾里看花”一般漫漶不清。
自杞的文明仍停留在部落聚居和简单的商品贸易阶段,还不足以发展出自己的史书,又加之元朝施行“灭国灭史”的行动,使这些历史夹缝中昙花一现的小国的身影就更加模糊不可名状了。
但从仅有的一点史料间隙中,我们仍能还原出自杞人民狡诈的一面,蛮横的一面,勇猛的一面,忠诚的一面。
这个以贩马为生,甚至国破后其国君都还念念不忘的“支柱产业”随着南宋的独木难支也成为了历史的泡影。
自杞国的历史,事实上也与大多数小国的历史轨迹别无二致,从春秋时期的曾国,宋国等小国到明清的土司政权,这些小政权大都是依靠自己所在地的某些“特产”,与大国交易以换取种种必要资源,或是在多个大国之间“踩钢丝绳”玩平衡外交。
但实际上不论是靠“支柱产业”也好,还是游走大国之间也好,都是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更大体量的利益集团手中,而那些大国则对小国们的盛衰兴亡拥有生杀夺予的权力。
总的来讲,大国与小国的关系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依附”型,如唐朝时归降的四夷蛮族,其在自己的辖区仍然拥有较为独立的统治权,但面对中央王朝时却要以臣子自称,并按时纳贡,其人民,资源,军队的最终调度权皆由宗主国所有,但面临侵略危机时也可向宗主国求援。
在中央王朝强盛时,大多数小国都以这样的形式与其共存。
但若宗主国陷入颓势,必然会对其治下的“诸侯”大肆吸血,这时就会产生第二类关系即“反抗”型。
这一类关系主要产生于大国与小国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或利益纠纷,但由于地理或其他原因大国又无法一举将其歼灭,这时长期的边境骚扰和反抗就会产生两者之间,这种关系一般会僵持到二者其中一方的消亡或第三者的介入。
比如大国扶持另一股势力作为代理人,与小国纠缠或产生另一强大政权将大国拖入战争泥沼。
第三类则是自杞国与南宋的模式,本应为强盛宗主国的宋朝自身又辉煌不再,难以抽出主力对自杞国进行征讨,而又因为两边都存在难以分割的利益需求。
自杞国更是将其作为自己的“立国之本”,因此对南宋的统治也并不十分抗拒叛逆,甚至在定年号时还向朝廷请示。
但不论是三者中哪一类,既为“小国”便必然与其他强大政权存在根本上的实力差异,不论是经济,文化亦或是别的什么东西都不能将这种差异填平。
国与国之间真正平等的前提仍是实力差距不大,当然这并非什么密辛,但很多时候大众很难了解到那些小国不再对大国拥有价值或直接被大国消灭后是什么下场。
以自杞国为例,除了南宋部分文人笔记和奏疏中能找出其存在的身影,其他史书中对自杞国的存在只字未提,而仅想要窥见自杞国政治生态的一角,都要从宋人记载的字隙之间慢慢拼凑。
若不是偶然看见并专门深入研究这个的人,在读史途中也就一扫而过,160余年的兴衰,数万人的喜怒哀乐就这样水波不兴地被翻过。
当一个文明,往小了说一个政权,在历史上没有任何存在痕迹,或只存一些东拼西凑的碎隙时,这个文明也就名存实亡。
关于自杞国的历史和研究迫于资料文献的不足,仅能还原其百分之一,留给我们更多的仍然是谜团。
结语
历史可以被掩盖吗?答曰:能。
由于元朝施行“灭国灭史”的政策,自杞国浮出水面的历史就只有宋人的寥寥数语。
或许有人说这样一个小政权的覆灭对漫长的中国历史而言没有什么影响,是的,一个自杞国历史的空缺并不会对中国历史的中心叙事产生影响。
但笔者认为,自杞国历史的被抹去是具有标志性的。远至上古,秦统一六国后灭诸国文字历史,使先秦历史存在大量空白,虽然杞,梁,卫,中山之属并非先秦主流大国,但从出土的文物铭文来看,他们的历史仍对我们了解先秦脉络起着重要影响。
一个小国的兴亡在历史的长河中如浪花飞溅,一闪而过,惊不起半点涟漪,但留给我们的只有大片留白和漫长的沉默。
参考文献:
《竹洲集》
《岭外代答》
《元史》
《可斋续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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