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未解的李约瑟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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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现代生物化学家、化学胚胎学之父李约瑟（1900～1995）在1937年，受来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三位中国留学生沈诗章、王应睐和鲁桂珍的深刻影响，中国悠久的科学发明和医药学，对身处“西方中心论”环境之中的李约瑟的心灵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对中国古代文明发生浓厚兴趣，转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医学。

李约瑟与鲁桂珍

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他在这部计有三十四分册的系列巨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中所列举的实例如下表：

历史上领先西方的中国科技项目一览表

项目 领先时间

活塞风箱 约早14世纪

风筝 约早12世纪

竹蜻蜓 约早14世纪

船尾舵 约早5世纪

龙骨车 约早15世纪

石碾 约早9—13世纪

提花 约早4世纪

为什么古代中国能够产生这么多的技术奇迹呢？作者认为原因就在于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主张。西方科学求实的文化，重视的是人为力；而中国古人重视的是自然力。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无为而治”、“万事皆有度”、“万物皆太极”等等理念的指导之下，人与自然配合，观察自然，感悟自然，了解自然，认识自然，然后道法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配合，让自然有为，尽量运用自然力，少用人为力来干预自然，这种方式原本更容易攻克各种各样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技术难题。之所以考古会发现那么多到今天都无法实现的技术奇迹，原因就在于重视人为力与重视自然力之区别。

李约瑟

李约瑟难题（Needham’s Grand Question）是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心论题。李约瑟提出了一个至今仍在困扰的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名人对李约瑟难题的诠释

世纪伟人爱因斯坦（1879～1955）曾明确表示：“由于中国既没有产生形式逻辑，也没有产生实验方法，中国是不可能产生科学的。”西方创立形式逻辑的人是亚里士多德。

有中国物理学之父之称的吴大猷（1907～2000）说：我国有些人士以为科学“我国自古有之”，看了英人李约瑟大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而大喜，盖其列举许多技术发明，有早于西欧数世纪的，足证超于西欧也。然细读该书，则甚易见我国的发明，多系技术性、观察性、纪录性、个别性，而……弱于抽象的、逻辑的、分析的、演绎的科学系统。……一般言之，我们民族的传统，是偏重实用的。我们有发明、有技术，而没有科学。

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

中国古代把科技类的技术和知识统称为杂学，用哲学语言来总结，就是杂学领域重术轻道，只重视实用的技术，而不重视逻辑思想理论体系的梳理和建构。

李约瑟自己所给出的答案是：“中国之所以长久没有发展，是因为中国缺乏如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早期的城邦和现代城市那样，要为生存而互相竞争的环境。中国自秦实现首次统一后，一直采取的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皇帝直接管理官员，地方行政只对朝廷负责。”

毛泽东接见李约瑟

李约瑟教授这个推理确实分析对了一部分外因。作为一个自大秦帝国在2200多年前开始，以郡县制为行政建制，实施大一统中央集权制政体的中国历代王朝帝国，文化生态只有一种。不像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韩非子“多事之时，大争之世”，晏子“凡有血气，皆有争心”，众多国家林立，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君王，铁血竞争的时空格局，对人才的需求激增，是一种文化繁荣的局面，中央集权国家的文化生态自然就可能会有所不同。

因为整个中国大文化生态是“重虚轻实”、“重道轻术”的，科学技术，即研究经世致用的杂学，不被国家和社会的文化生态所认同和支持。而就经世致用的杂学领域而言，梳理和建立成系统建制的完整理论逻辑体系的工作属于“道”的范畴，属性为虚，政府和社会不支持，做这个工作很难养家糊口、安身立命，所以很难有传世之作出现。即使书印出来了也少有人买。因为，从实用的角度来看，读者买其书是为了用，就像是买医书是为了家人有病的时候知道什么病用什么药方。当然，读者读其书，只能够知其然，但却不知其所以然。

重仕轻工的文化生态与重术轻道的杂学格局

李约瑟难题的答案就在中国独特的重仕轻工的文化生态与重术轻道的杂学格局上。子曰：“学而优则仕。”读书人十年寒窗辛苦攻读的目的是为了做官，做官就能够出人头地。重仕轻工的文化生态对中国这个中央集权制政体的大国影响极为深远。

而当今世界所重视的那些技术型人才，在古代中国属于工匠。在重农轻商的社会氛围之中，他们的社会地位低于农民，没有多少人尊重他们、重视他们。这些人的技术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他们每天还得为养家糊口而奔波操劳。如果说到做学问，这一类的学问属于国家和整个社会都不重视，甚至于是鄙视为奇技淫巧的杂学。

而且绝大多数工匠并不一定能识文断字，即使懂文字，可能没有多少时间和心情来整理、思考和总结自己的思想。而且在早期的刻简记事时代，书写记录并不容易。更要命的是，有些人即使是写出什么东西来，也根本得不到人们的重视，写出来可能也不会有几个人来看。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之中，很难形成完整系统的自然科学理论，更不要说是形式逻辑和实验方法了。

就是想著书立说，也没有时间、心情和财力来支持。著书立说是需要有条件的，科学和工业革命的产生是需要有环境支持的。国家和社会既没有给这些工匠们社会地位和财政支持，又没有注重其技术的传承与复制。生存环境如此，能怪谁呢？

尽管历朝历代都有很多的能工巧匠，他们的灵性、悟性和技艺都不错，但可能是文盲，其智慧和经验大多是通过选择性极强的口耳相传方式来传承；即使有识字的，也不一定有条件和心境去著书立说；即使想著书立说把自己的感悟和心得写出来的人，也必须要有一定的财力支持，因为纪录整理是需要花很多钱来买纸和笔墨的，哪怕书写好了，最后刻版印制书籍所花的钱则更多，绝对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承受的。而且书印出来以后它的社会效益以及作者本身的经济回报也不好。

在中国，从中古时期的夏商周开始4000多年的历史上，就社会地位而言，360行的能工巧匠一般都属于低于农民的下等户。农政、水务和营造由于关系到民生经济，社会地位相对比较好一点，但也不被读书人所看重，其他经世致用的杂学类学问，纺织术也罢，畜牧术也罢，冶炼术也罢，手工艺术也罢，服饰美容术也罢，等等等等，在大多数圣贤之徒的读书人眼中都属于贱学，一般读书人是绝对不会涉足的，对涉足其中的人甚至于会公开耻笑和鄙视，当然更不会买这样的书了。

同行的工匠大多又是文盲，即使想学，买了书也可能看不懂，买来何用？所以，书印出来以后社会认可度比较低，销量很少，刻板的分摊成本下不来，导致每本书的定价就会很高。著书过程非常的耗神费气，会使人心力交瘁，书写好了又不能够付印，出版之后又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家人的生活水平，为什么还要费劲巴力地干这些出力不讨好的事呢？！即使到后来真有一些实用性的经世致用杂学类书籍可以流传下来，其内容也主要局限在具体的实用方法上——“术”，而不是成系统建制的逻辑思想理论体系——“道”的梳理、盘整和建立上。如传承下来的一书也主要是方剂之学！

现代一名初中生就能够说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话，可几千年来，受“学而优则仕”普世价值和文化生态的影响，中国把有限的教育资源都浪费在学习圣人的经学文章上面。

我们现在提倡“工匠精神”，宣传大国工匠，可古代受过教育的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们以从事生产制造为耻，视杂学匠术为奇技淫巧。看着那些由神乎其技的工匠大师们所打造、被现代人发掘出来、堪称为人类奇迹的出土文物，我们无言。这些工匠大师们智慧的火花，只能被无情的岁月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这也是世界科学技术史的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