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务中：“历史周期率对话”文本之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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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历史周期率对话”的完整文本具有丰富而复杂的内容，而且多处引用或化用古语，需要认真辨析。“周期率”与“历史周期率”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周期率”与“周期律”两种表述均可讲通，但应该遵循“尊重原典”的原则称为“周期率”。“其兴也浡焉”与“其兴也悖焉”和“其兴也勃焉”意思一致，但渊源不同，引用时应该区别对待。“政怠宦成”“人亡政息”和“求荣取辱”各有其文本渊源和具体涵义。“历史周期率”的要义是从“其兴也浡焉”到“其亡也忽焉”的退化性变化，“超越历史周期率”或“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要义是实现政权长期执政和社会长治久安。

作为一个思想含量丰富、发挥空间巨大的文史典故，“历史周期率对话”是很多论著关注的焦点。关注“历史周期率”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视角：一是“辞章之学”，着重探讨“历史周期率”的文本及其涵义等；二是“考据之学”，着重探讨“历史周期率”典故的形成、传播和影响等；三是“义理之学”，着重探讨“历史周期率”本身的成因和对策等。三者都很重要，不可厚此薄彼。而就逻辑而言，研究“历史周期率”，应该首先逐字逐句地研读其文本，辨析其本义，从而走出“望文生义”和“想当然耳”的误区，进而为“义理之学”夯实基础。本文主要属于第一种视角。

一、“历史周期率对话”的文本全貌及其说明

“历史周期率”这则典故源自黄炎培1945年7月初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的对话。其文本始见于黄炎培1945年8月出版的《延安归来》一书。今人获知这则典故则多源于1982年8月出版的黄炎培自述《八十年来》一书——《八十年来》将《延安归来》作为附录收入。

很多论著言及“历史周期率对话”时往往选择性引用，以致于人们难窥全豹。按照当事人黄炎培的记载，“历史周期率对话”的文本全貌如下：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关于“历史周期率对话”的上述文本，需要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一些论著在引用时常将文中的“不少不少单位”写为“不少单位”，不妥。原文中两个“不少”连用，不是误用，而是着意以此强调“周期率”对于绝大多数的“单位”都是适用的。

第二，紧接着上述文本，还有一段重要的话：“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很多人以为这段话是交谈之时黄炎培对毛泽东回答的当场反馈，实则不然。这段话是黄炎培事后的感想，因为这里用的是“我想”而非“我答”或者“我说”。但这番感想的思想含量甚为丰富（特别是其中提及的“个人功业欲”问题），且与前文紧密相关，浑然一体，因此在探讨“历史周期率”时也应特别注意。

第三，上述文本有多处用典，例如“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这些用典，有的是直接引用，有的是化用；其表意有的未变，有的有所变化。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辨析。

二、“周期率”与“历史周期率”不尽相同

尽管人们通常将上述文本称为“历史周期率对话”，但是在黄炎培与毛泽东的对话中频繁使用的是“周期率”而非“历史周期率”。“周期率”这个词在文本中出现了五次，且均以“这周期率”的形式出现；而“历史周期率”这个词一次也未出现。那么，这两者是不是一回事情呢？

从文本来看，黄炎培所言之“周期率”的适用范围不仅是“政权”，而且是更具普遍性的“单位”，包括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地方，当然也包括一个朝代、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等。关于这一点，黄炎培在对话之初就说得很清楚。因此可以认为，“周期率”与“历史周期率”不完全是一回事情，它们之间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只有当“周期率”适用于社会历史、国家政权时，才应被称为“历史周期率”。依照黄炎培的逻辑，除了“历史周期率”，还应该有“个人周期率”“家庭周期率”“团体周期率”“地方周期率”等。

关于黄炎培与毛泽东的这场对话，有多种命名和概括。世人往往效仿诸葛亮与刘备的“隆中对”而将这段对话命名为“窑洞对”或“延安对”或“延安窑洞对”等；也有人将其概括为“兴亡周期率对话”“治乱周期率对话”或者“国家周期率对话”等；黄炎培的儿子黄方毅将其概括为“黄氏周期率”和“黄炎培周期率难题”；也有人称其为“黄炎培历史难题”；最常见的概括则是“历史周期率对话”。而依据文本原文，应该概括为“周期率对话”。当然，概括为“历史周期率对话”也有其道理：尽管黄炎培谈到“周期率”的普遍性，但其着重点的确是在社会历史、国家政权方面。

三、“周期率”与“周期律”均能讲通

在各种论著、报道中，“历史周期率”常被写为“历史周期律”。二者孰是孰非、孰优孰劣的争论长期存在。《咬文嚼字》杂志公布过《2009年十大语文差错》，其中第九条即为：“时政文章中容易出错的词语是：兴亡周期律。”并说明如下：“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在同毛泽东的交谈中，说到中国历史上不少政权‘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没有跳出‘兴亡周期律’的支配。‘兴亡周期律’这一概念由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直至今天。但长期以来，媒体宣传中都将‘兴亡周期律’误为‘兴亡周期率’。‘周期律’是一种规律，指事物发展过程中某些特点反复出现，不是两个数值的比率。”这种说法引发热烈讨论。有人认为，“率”指的是概率，不同于“律”（即规律），“历史周期率”有其特定的内涵，不能写为“历史周期律”；也有人认为“历史周期率”系“历史周期律”之误，应该正本清源写成“历史周期律”；还有人认为“历史周期率”比“历史周期律”更能讲得通，因为“历史的规律”无法跳出和超越，而“历史的概率”可以跳出和超越。

其实，“历史周期律”与“历史周期率”这两种用法均能讲通。“律”为一单音字，只读作lǜ，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有“法律、规则”之意；按照《辞海》的解释，有“法则；规章”之意；在此基础上，人们一般将“律”理解为“规律”。而“率”为一多音字，在“历史周期率”中不读作shuài而读作lǜ，《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其为“两个相关的数在一定条件下的比值”，《辞海》解释其为“一定的标准和比率”和“中国古代指数量之间的一定关系”；在此基础上，人们一般将“率”理解为“比率”或者“概率”。与之相应，“历史周期律”常被人们解释为政权兴衰存亡的周期性规律，而“历史周期率”常被人们解释为政权兴衰存亡的周期性概率。但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不同，自然规律是必然性的规律，与人的意志和行为无涉，不会出现例外，因而总是以全称判断、必然性、确定性之类的形式出现；而社会规律往往与人的意志和行为有关，存在或多或少的例外，因而常常以特称判断、或然性、不确定性之类的形式出现。“历史周期率”文本中的“不少不少单位”和“大凡”其实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因此，一般而言，政权兴衰存亡的周期性规律就是政权兴衰存亡的周期性概率，“历史周期律”就是“历史周期率”。两者均能讲通，因而也可以相互通用。

在两者均能讲通的情况下，究竟为何者要视原始文本而定。“历史周期率”的文本出现在不同时代、多个版本的《延安归来》和《八十年来》中。各版书中的用词均为“周期率”而非“周期律”，例如重庆国讯书店1945年8月出版的《延安归来》、上海书店1945年10月出版的《延安归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的黄炎培回忆录《八十年来》、文汇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的《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等。

由于《延安归来》是黄炎培口述、他人执笔完成的，因此有人揣测可能是执笔者将黄炎培口中的“周期律”误写成了“周期率”。此说不确，因为《延安归来》的文稿经过了黄炎培本人的校改。黄炎培在1945年8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大清早起来，自校《延安归来》稿：《延安归来答客问》、《延安五日记》及两诗合装。”由此可见，使用“周期率”一词出于黄炎培的本意。另外，黄炎培1952年8月4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晚餐后，主席向各党派征意见。我发言：（1）三、五反胜利结果，证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复中共能用民主打破历史传统的兴亡反复的周期率（见《延安归来》）是正确的”。这里的用词也是“周期率”而非“周期律”。因此，人们在引用时应该遵循“尊重原典”的原则写为“周期率”。当然，如果引用时与黄炎培无涉，写成“周期律”也未尝不可。

需要说明的是，《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都收录了“周期”一词，但均未收录与其密切相关的“周期率”和“周期律”。“周期率”与“周期律”这两种用法均很罕见：“周期率”一词似乎仅见于此处的“历史周期率”；而“周期律”一词似乎仅见于化学上的“元素周期律”。

无论是“周期率”还是“周期律”，都很容易令人误解。因为“周期”一词通常用于指涉确定的、特定的时间或者时期，而此处的“周期率”和“周期律”其实并无此方面的意思，它们主要指涉周而复始的“兴亡”问题。为了避免相关误解，可以将“周期率”或“历史周期率”改称“兴亡率”或“历史兴亡率”，将“周期律”或“历史周期律”改称“兴亡律”或“历史兴亡律”。

四、“其兴也浡焉”“其兴也悖焉”和“其兴也勃焉”各有其渊源

黄炎培在阐释“周期率”时使用了“其兴也浡焉”和“其亡也忽焉”两语。很多人以为这两句话是黄炎培本人的说法。实则不然，这是他在引用古语。

关于“其亡也忽焉”，有的书上将其写为“其亡也忽也”，两者实际上没有差异，但还是应该遵循“尊重原典”的原则写为“其亡也忽焉”。而“其兴也浡焉”一语另有“其兴也悖焉”“其兴也勃焉”这两种略有差异的表述，它们各有其渊源。

“其兴也悖焉”是鲁大夫臧文仲的话，出自《左传》，原文为：“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查询《辞海》可知，此处的“悖”通“勃”，读作bó，释义为“盛貌”，即“旺盛的样子”。《辞源》中对“悖”字亦有如此解释：“盛貌。通‘勃’。”

“其兴也勃焉”这种用法见于《旧唐书》和《新唐书》中的令狐德棻传。当唐高宗询问“禹、汤、桀、纣所以兴亡”时，令狐德棻引用《左传》对曰：“《传》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显而易见，新旧《唐书》中的此语引自《左传》，但是这里用的是“勃”字而非原文中的“悖”字。由于“悖”字通“勃”字，因此“其兴也勃焉”与“其兴也悖焉”并无实质性差别。

与“其兴也悖焉”和“其兴也勃焉”这两种常见用法均为不同，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中用的是“其兴也浡焉”。但这种表述并非黄炎培的杜撰或者误用，亦有其渊源。清代王引之《经义述闻》中有“庄十一年《左传》：其兴也浡焉”的文字，但未与“其亡也忽焉”一句联用。将二者联用起来的是清代马建忠《马氏文通》：“《左传·庄公十一年》云‘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黄炎培的引用比较接近于马建忠的引文，但也有不同。马建忠的引文将“其兴也浡焉”和“其亡也忽焉”连成一句引用；而黄炎培的引文将“其兴也浡焉”与“其亡也忽焉”分为两句引用。应该说黄炎培的引用更接近于原典，因为在《左传》中这本来就是两句话。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浡”有“振作；兴起”之意，而“勃”有“旺盛”之意，两者有相通之处。查询《辞海》可知，“浡”的解释有二：一为“兴起貌”，即“兴起的样子”，例句为《孟子·梁惠王上》中的“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二为“涌出”，例句为《淮南子·原道》中的“原流泉浡，冲而徐盈”。在《辞海》中，“勃”的一个解释为“旺盛貌”，即“旺盛的样子”。由此可见“浡”与“勃”有相通之处。而《辞源》则直接指出“浡”系“勃”的通假字：“兴起貌。通‘勃’。”

综上所述，“勃”是本字，“悖”和“浡”都是“勃”的通假字。因此，“其兴也悖焉”“其兴也勃焉”和“其兴也浡焉”这三种用法均能讲通，均可使用。但本着“尊重原典”的原则，如果引自《左传》，则应写成“其兴也悖焉”；如果引自《旧唐书》或《新唐书》，则应写成“其兴也勃焉”；而如果是引自黄炎培的《延安归来》，写为“其兴也浡焉”。

需要说明的是，在“其兴也悖焉”“其兴也勃焉”和“其兴也浡焉”这三种用法之外，有些论著还将这句话写成“其兴也渤焉”。这种情况不属于通假，而属于错讹。查询《辞海》和《辞源》可知，“勃”通“渤”，例如“渤海”亦可写作“勃海”；但无论是在《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中，还是在《辞源》中，均未有“渤”通“勃”之说。因此“其兴也勃焉”不能写为“其兴也渤焉”。

五、“政怠宦成”“人亡政息”和“求荣取辱”各有其渊源和涵义

黄炎培阐释“历史周期率”的话语在整体上呈现“总-分-总”的叙述结构：首先提出“周期率的支配力”这个核心概念，并用“‘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概括之；其次分别从“政怠宦成”“人亡政息”和“求荣取辱”三个方面阐述之；最后将“一部历史”归结为“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进而提出希望。黄炎培认为导致历史周期率有“政怠宦成”“人亡政息”和“求荣取辱”三种情形，此点常为人们所忽略，因此值得一说。在对话文本中，这三种情形均被打上引号，表明它们各有其渊源，同时也是一种强调。

“政怠宦成”往往被人们理解为并列结构，即“政怠”与“宦成”，释义为政治懈怠不前、官宦安于现状。这种理解不太确切。“政怠宦成”实际上是“政怠于宦成”，其意思为：政治和官宦往往懈怠于有所成就之时。“政怠宦成”的文本渊源，应为西汉刘向《说苑》中的“官怠于宦成，病加于少愈，祸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与之接近的文本渊源还有东周计然《文子》中的“宦败于官茂，孝衰于妻子，患生于忧解，病甚于且瘉”、西汉韩婴《韩诗外传》中的“官怠于有成，病加于小愈，祸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和清人李嘉乐《仿潜斋诗钞》中的诗句“政怠宦成方默警”。黄炎培所讲的“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和“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其实都是对“政怠宦成”这种情形的描述。

“人亡政息”源自《礼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世人对“人亡政息”往往有两种不尽相同的理解。第一种是将“人亡”与“政息”理解为并列关系，第二种是将“人亡”与“政息”理解为因果关系。从其文本渊源来看，第二种理解更为准确。同时，“亡”在这里也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死亡，一是下台。在此基础上，人们往往将“人亡政息”理解为“掌权者死亡了（或者下台了），他的政治举措就停顿下来了”。但确切的理解应该是“为政在于得人，失去了贤德的人，好的政治措施就会被废弃不用”。黄炎培正是在此意义上使用“人亡政息”一词的。他所说的“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实际上是对“人亡政息”这种情形的描述。

“求荣取辱”这一说法的文本渊源应有多处。朱熹在注解《论语》“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时引用北宋学者胡安国的话讲：“事君谏不行，则当去；导友善不纳，则当止。至于烦渎，则言者轻，听者厌矣。是以求荣而反辱，求亲而反疏也。”清代金缨（金兰生）辑录的《格言联璧》中讲：“人争求荣，就其求之之时，已极人间之辱；人争恃宠，就其恃之之时，已极人间之贱。”曾国藩在《与九弟国荃书》中讲：“凡好名当好有实之名，无实则被人讥议，求荣反辱。”这些表述都是黄炎培“求荣取辱”一语的重要渊源。黄炎培将“求荣而反辱”“求荣反辱”等表述化为“求荣取辱”，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本来是为了追求荣耀，结果反倒导致了屈辱。“求荣取辱”与世人常言的“事与愿违”“弄巧成拙”“好心办坏事”“欲速则不达”等情形非常相似，其实质都是动机与效果的悖反。这种悖反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个人功业欲”等因素而无视、忽视客观规律。黄炎培当时所言的“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和事后感想中的“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均与“求荣取辱”息息相关。黄炎培对“求荣取辱”的关注由来已久，在其1942年10月1日的日记中写有“求益反损”“求荣反辱”“贪生反死”三语，均与“求荣取辱”之意密切相关。

当然，在黄炎培的论述中，以上三种情形并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交叉。需要指出的是，导致“历史周期率”的情形非常复杂，黄炎培只列举其中三种，人们还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探讨。

对于黄炎培所列举的三种情形，毛泽东回应了前两种。“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这回应的是“政怠宦成”；“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回应的是“人亡政息”。而对于第三种情形“求荣取辱”，在黄炎培的记载中似乎未见毛泽东的回应。

六、从对话文本看“历史周期率”和“超越历史周期率”的要义

从上述文本全貌可以看出，黄炎培所言的“周期率”其实就是“‘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如前所述，这两句话源自《左传·庄公十一年》：“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此语可以阐发为：在面临问题和困难时，贤主大禹和商汤往往反求诸己，在自己身上查找原因，因此他们的兴盛非常迅速；而昏主夏桀和殷纣往往诿过于人，在他人身上寻找原因，因此他们的灭亡非常迅速。此语本身富有深刻的思想性，但黄炎培在此并未直接引用，而是化用。他不仅将“其兴也悖焉”从字面上改为“其兴也浡焉”，而且使其表意旨趣发生了改变：在原文中，“罪己”与“其兴也勃焉”是因果关系，“罪人”与“其亡也忽焉”是因果关系，前后两句话之间是对照关系，但主要对照的是“罪己”与“罪人”，而非“其兴也勃焉”与“其亡也忽焉”。通过这种对照，可以说明君主品格对政权兴衰的重要影响。而在黄炎培的化用中，“其兴也浡焉”与“其亡也忽焉”成为对照关系，从而促使人们反思政权变化如此迅速的原因。

黄炎培不仅提出这个富有意义的问题，而且条分缕析、层层递进阐述这个问题。他首先指出存在“前后反差很大”这种现象。前者即“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同时分析其原因为“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后者即“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指出其原因有二：一是精神懈怠（“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二是统治区域扩大。进而指出统治区域扩大的原因有二：一为自然发展，对于这种情况黄炎培存而不论；二为强求发展，对于这种情况黄炎培着意强调。他指出强求发展必然带来两个结果：一是“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二是“环境越加复杂”。这两个结果共同导致一个严重后果：“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进而导致“历史周期率”。

在当前的各种论著和报道中，“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这两句话的引用率很高，但是对其涵义则言人人殊。笔者认为，对于“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这两句话，应该连贯、对照着理解。这两句话的要点是从“其兴也浡焉”到“其亡也忽焉”的转变。“历史周期率”的涵义应该为：很多政权在开始之时励精图治、欣欣向荣，很快取代旧政权；但是随着地位和环境的变迁，很快就蜕变、腐朽，从而导致衰亡，被新的政权所取代。“历史周期率”实质上提出这样一些严肃的问题：为什么很多政权会“善始恶终”“今不如昔”“前恭后倨”；为什么很多政权无法做到始终如一、善始善终、长治久安；为什么治乱循环、兴亡循环、政权更迭这类现象在历史上频繁出现。

政权一般会发生两种变化：一是进化性变化，表现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乱到治等情形；二是退化性变化，表现为从兴到衰、从治到乱、从强到弱、从存到亡等情形。“历史周期率”关注的是后者。“历史周期率”的着眼点是很多政权存在前善后恶、前好后坏、前后有变、反差很大这种问题。这里所说的“前后有变”，既有可能发生于崛起之前与崛起之后、掌权之前与掌权之后，也有可能发生于执政初期与执政后期、变法初期与变法晚期等。

总之，“历史周期率”的要义是指很多政权往往不能善始善终，从而导致“由好变坏”“从兴到衰”“由存到亡”等退化性变化。与之相应，人们常言的“超越历史周期率”或者“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要义是指保持政权不变质、不腐化、慎终如始、善始善终，防止政权“由好变坏”“从兴到衰”“由存到亡”，从而实现政权长期执政和社会长治久安。

（作者：冯务中，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