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也许这四个词语都不是你陌生的。但你是否想过，它们四个，在人格层面有着一种神秘的交织。

1860年1月10日，俄罗斯作家屠格涅夫发表了题为《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的著名演讲：”我们每一个人或是与堂吉诃德相像，或是与哈姆雷特相像。不错，现在哈姆雷特要比堂吉诃德多得多，但是堂吉诃德没有绝迹。”

人类的两大类型：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

人生在世，有两个问题必得面对：一是生存，得活下来；二是要回答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问题，让自己的内心有个安住，有个寄托。

对于生命存在之意义与价值的不同回答，区别出了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格。

根据屠格涅夫的论述，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这两大类型的根本相异之点在于：”所有的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都为自己的原则、自己的理想，即为他们认为是真善美的东西而活着。这个理想、他们生存的这个基础和目的，要么处于他们自身之外，要么处于他们自身之中，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要么自身的我居于首位，要么他认为是最高的另一种东西居于首位。”

换言之，即对于某种神秘的精神本质的信仰，区分出了人类的两大基本类型。堂吉诃德式的人，从自身的精神渴望推断出了宇宙必定具有某种神秘的精神本质，而所谓寻求生命的意义，即寻求自己的生命与某种永恒存在的精神本质之间建立联系。

哈姆雷特式的人，尽管屠格涅夫在他自己的演讲中尽情批判和贬低，不由让人莞尔一笑。以至于木心先生在《文学回忆录》中打趣地讲到，屠格涅夫贬低哈姆雷特，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那么哈姆雷特式的人，究竟是怎样的人呢？

抛开一切道德层面的批判，是非善恶，哈姆雷特是个人主义者和怀疑主义者：即不相信宇宙存在某种精神本质，自我是自己的本体，一切的源泉。

大多数人会同意：世界观决定人生观。

现在抛出另一个观点：宇宙观决定世界观，世界观决定人生观。

什么？还有宇宙观？那不是物理学家的事吗？

人生观来源于世界观。韩寒在电影《平凡之路》中提问：你都没观过世界，哪来的世界观？

答：从宇宙观来。

宇宙观来源什么呢？直觉。人对宇宙某种精神本质的认识首先是一种直觉，而非逻辑。逻辑只是事后架构体系的工具。

如果你认为你有人生观，不需要世界观，更没有、也不需要宇宙观，那你就什么都没有。

世界的诡异正在于此，十分有趣。

堂吉诃德的悲剧并不在于，他活在已经逝去的骑士时代，固执的与风车搏斗，被人嘲笑。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能撬动地球的支点，理论上是客观存在的，技术上难以实现。

而精神世界所需要的那个支点，往往是找不到的。这便是堂吉诃德的悲哀。

所谓信仰，即是我愿意相信。

那么，路在何方？

心之调和：信仰的归信仰，世俗的归世俗

屠格涅夫在演讲中指出，世上并没有纯粹的哈姆雷特或堂吉诃德，但这两个典型中体现了人性两种根本的、对立的特点：哈姆雷特们是自然界基本的向心力的表现，根据这种向心力，所有生物都认为自己是造物的中心，把其余的一切都看作只是为它而存在的；而根据离心力的规律，所有存在的东西只是为其他东西而存在的，其代表就是堂吉诃德。这两种力量，是整个存在的基本力量。

而堂吉诃德们所代表的那一类力量，指向精神信仰。

凡是精神信仰，其本质只能是把世界划分为本体与现象的二分模式。凡是具有形而上性质的宇宙观，都不脱离这个二分模式，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精神信仰，即是一种价值理性。无论何种宇宙观，必定是给宇宙设置了一种精神本质，无论是基督教的上帝、道家的”道”、佛家的”涅槃”，还是柏拉图的”理念”、孔子的”仁”。至于这些精神本质是否真的存在，表示怀疑，甚至可以归结为”幻相”。因而，所谓英雄主义，便是明知其为幻相，而依然坚信不疑、矢志不渝。

与精神信仰相对的那一面，即世俗世界。

世俗世界，对应工具理性。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即是人类社会本身不再如古典时代一样仅仅是某种神秘的精神本质的衍生物。人生在世，必须直面世俗世界本身的独立运行逻辑。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不同，难以分而治之。世俗的需要若被精神价值的判断时时打断，则凡事将不可为；而精神价值的需要若向世俗的需要经常让步，则精神将被扭曲。

出路唯有调和。

坚守自己内心的精神信仰，作为绝对价值，因而世俗的一切相对价值便有了衡量的坐标。

真正的冲突是破裂，是一个人精神的撕裂；而真正的调和，便没有了生命的色彩。只有在冲突之破裂与调和之消融的过程中，才能有人生。

因而人生，原来如同单摆运动。

这是永恒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