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形而上”之“道”与西方“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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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思想的碰撞与会通可以说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思想史。关于如何会通、把握、比较中西思想，中国学人至今仍在努力探求一条在“两难”中得以“两全”的道路。西方思想的介入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学术的研究方法，中国近现代学人剪裁儒家、诸子经典，归入西方哲学体系，才得以建立近代学术体系。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流变，在西方学科分类的影响下，我们对西方哲学概念渐渐“日用而不觉”，渐渐习惯于用西方哲学的概念和形式来探讨中国古代思想，以之为惯常的思维模式和学术范式。西方哲学范畴如同一把尺子，研究者将经典文本中符合尺度标准的内容挑选出来，整理归纳后并入其下，但这尺度是外在的、后来的，并非从文本中自然产生的。在梁启超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百多年后，今日的中国早已破除了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种种迷信，学界也已经开始反思西方哲学范式能否恰切地、严谨地表达概括中国古代先贤的哲思。譬如，老子的“道”在概念化的西方哲学视域下，经常被割裂地解读为形而上学的实在、宇宙论的本源、客观的规律等，并且因翻译错觉进一步造成了源自亚里士多德的西方“形而上学”与老子“形而上”之“道”二者的简单等同。梳理西方“形而上学”的源流并比较其与老子“形而上”之“道”的扞格之处，有利于我们更深入理解老子之“道”的意蕴与价值。

　　西方哲学的诞生是从对世界感到惊讶，继而叩问“始基”开始的。对“始基”的追问奠定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石。巴门尼德第一个提出“存在”问题，而后亚里士多德将关于“存在”的讨论系统化、范畴化，最终形成ontology（本体论），即专门讨论“存在”的学问。亚里士多德生前将这部分内容称为“第一哲学”，公元前1世纪的学者安德罗尼柯在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进行整理分类时，将其研究“存在”的学说置于讨论具体事物的本质、特性的“物理学”（即自然科学）论著之后，“Metaphysic”（形而上学）由此得名，直译为“物理学之后或后物理学”。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围绕“存在”展开，他用分析的方法以知性去认识、定义“存在”，这便又催生了逻辑学，而逻辑分析所指向的目标是去伪存真、明辨真假，用智思的推求、理性的判断去辨别真伪，西方哲人对真理的不懈探求由此发端。可以看出，西方的“形而上学”开始于古希腊哲学家对“始基”的追问，在亚里士多德将“存在”定义为最高的哲学范畴后，西方哲人从古至今都在对其进行追问，从“始基”出发探寻“本体”，无论是物质实体或黑格尔所谓“绝对精神”的精神实体，都难免落于“实体”之意。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不可抗争、不可违逆的命运意识深植于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中，阿那克西曼德在定义“始基”时说：“万物所由之而生的东西，万物消灭后复归于它，这是命运规定了的。”巴门尼德在描述世界万物的创生时也提到了“支配一切的女神”，这使得“存在”在其诞生之时就被染上了他律的色彩。

　　汉代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他认为政治问题是先秦主流学派共同关心的话题，它们都致力于探寻怎样治理天下，即“务为治”。与古希腊的哲学家不同，先秦诸子的学说发轫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他们致思的出发点是对现实的关切和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因此，相比于古希腊哲学家以物我对立的思维方式叩问“始基”“本原”，诸子的哲学是生命化的，是诉诸生命践履和体悟的，他们追问的不只是宇宙的根柢，更是人生的价值。黑格尔认为孔子的学说只是世俗的道德而缺少思辨，这个评价固然带着西方理性主义的傲慢，而把老子“形而上”的“道”比附于西方哲学中的“始基”“存在”或“本体”，看似哲学化、概念化，实则遮蔽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与真谛。

　　《老子》首章称“道”为“万物之始”“万物之母”，第四十二章亦有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二十八章又云“复归于朴”，这些语句对“道”的描述，看似与“万物所由之而生的东西，万物消灭后复归于它”的“始基”定义相似，但需要注意的是，老子对“道”的阐述远不止于此，仅凭文本中的个别语句就将“道”等同于“始基”“本体”是不严谨的。“道”是老子思想的基础与核心，可以说五千言辐辏于“道”。因此，老子在界定“道”时慎而又慎，自言“强为之容”“强为之名”“惟恍惟惚”，他在第一章就明确地说“道，可道也，非恒道也”。“道”不可言说，说出来的“道”就不再是浑沌的大道了。

　　老子在阐释“道”的时候，用的皆是缥缈恍惚之辞，“道”不可见、不可闻、不可说，无物、无象、恍恍惚惚，而老子所谓“道之为物”并不是说道是某“物”，而是“强为之容”式的拟物而谈。老子用了这样多的字句来反复强调“道”的特性，就是为了避免读者将“道”当作一个实体，范畴化、概念化地去解读“道”，反而阻碍了我们对“道”浑融韵致的体悟。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尔雅音义》中指出：“‘道’本或作‘导’。”导是疏导、引导的意思，借用“导”义去理解“道”的意蕴，不必借助概念化的定义，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老子对后人玄默的指点。其实，“道”就是一种对人生所该选取方向的指引或导向。“‘导’是动词，《老子》一书虽以名谓方式用‘道’指称‘形而上者’，但‘道’所蕴含的那种‘导’的意味却并未因此而消逝，它默默提示着人们切不可把‘道’静态化、实体化了。正像后来《易传》就形而上之‘道’所说的‘神无方而易无体’，老子之‘道’没有涯际、没有形体，然而它导之于人的价值取向确凿、真切而毫不含浑。”

　　“道”不是一个认知范畴，它并不是智思的推求和严密的逻辑分析的结果，而是与人的践履息息相关。“道”不是物质实体，亦非“逻各斯”“绝对理念”那样的存乎万物之外、超乎万物之上的精神实体，“道”的践行在乎于人自身。“道”并不在“人”之外，“人”与“道”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道”的实现就在于人向“道”之所“导”勉力提撕。虽然“道”是一种对世道人心的引导开示，人人可“得道”，但又不能因此说“道”是经验性的，因为“道”的圆满境界是任何人都不能真正达到的，经验的人只能无限趋近于形而上的“道”。“道”的引导是价值层面的、不落于实体的、不依靠他律的，是缥缈恍惚却又真实不虚的。

　　中学与西学在致思理路上有着根本的不同，与西方哲人多重逻辑与智思的推求相比，中国的哲学是生命化的，蕴含着对人生终极眷注的关切；与西方物我对立、试图以知性把握客观实在的思维方式相比，中国的哲学诉诸践履和体悟，是在价值引导下自觉地修养提撕而非主客二分的。时至今日，我们应该自觉地反省西方哲学范式的局限，但是这种反思的结果亦不应导向另一种极端，即重新回到传统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将眼光局限于“故纸堆”中。我们在当代呼唤传统文化的回归应带有一种开放并包的心态，在研究学习中自觉反思、不断扬弃，如梁启超所说的那般，既“勿为中国旧学之奴隶”，亦“勿为西人新学之奴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找到中华文化在当今世界的定位与坐标。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乔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