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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来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阶段的特点就是一个字“乱”字，从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到最后一个南朝政权陈的灭亡，整个中国社会就像走到了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但所幸的是华夏文明总能找到正确的出口。

东汉末年为何要乱起来，而且一下子就乱了300多年？

这也许正应了那句“天下大势合久必分”的古话，要知道，如果不是出了个刘秀的“光武中兴”，这混乱很有可能会再提前200年，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阶级矛盾，而且是来自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西汉帝国的统治阶层

大家都知道，汉朝的建立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在它之前还没有哪一个统治者出身于布衣，刘邦是第一个，泗水亭长的职位放在现在顶多是小科长，而且还是个一身匪气的小科长，但这并没有掩盖其身上那种不世出的气质。

《史记》记载：“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刘邦在看到秦始皇时，所表现出的羡慕之情，简直恨不能上去把秦始皇踹下来，但他还是忍住了。

刘邦成功了，他不仅把秦始皇踹了下来，后来还把项羽给踹了下来，而且项羽比秦始皇更不好踹。

与出身于贵族的项羽相比，刘邦到底胜在了哪里？

简而言之，刘邦是胜在了“光脚不怕穿鞋”的上面，当然这是战略层面，在战术上，刘邦也确有过人之处。

《史记》曰：“…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刘邦的知人善任是他成就大事的关键，而且刘邦的身边确实也是围拢了一批的能臣干将，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刘邦可以做到英雄不问出处，只要是有利于统一天下的人才，他者不拒。

于是我们看到了刀笔吏出身的萧何，屠夫出身的樊哙，罪犯出身的英布，小贩出身的周勃等等，他们组成了刘邦夺得天下所赖以生存的中坚力量，而且一直延续到了汉朝的建立。

汉初的帝国统治阶层，主要是功勋集团以及吕后所支持的外戚集团，还有从战国时期就开始逐渐形成的官僚集团。

功勋集团在刘邦和吕后的联合打压下，渐渐失去的往日而当威风，标志性事件就是淮阴侯韩信的被杀，他先是从齐王改封楚王，进而降爵成淮阴侯，最后被杀，一连串的举措凸显了刘邦维护自身皇权的坚决性，从此非刘姓者不得封王。

而外戚集团也在吕后死后被屠戮殆尽，当然，这样做的最终得益者必定是官僚集团，“七国之乱”后尤为明显。

官僚集团历史悠久，它起源于上古时期的“族官制”，到了周朝则进化为了爵位制，周的爵位可以分为“五等爵”和“内爵”两个体系，“五等爵”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公、侯、伯、子、南爵，是真正意义的爵位。

“内爵”则是分为公、卿、大夫、士，这些人往往被认为是最初的官僚体系，尤其到了战国时代，贵族政治日薄西山，作为贵族中最低级别的士，更多的时候需要自谋出路，他们大多会跻身于更高级别的贵族门下，充当门客和幕僚，成为了最早的吏。

王莽篡政与士人官僚集团

在秦汉，官、吏是没有明显的界限的，他们服务于朝廷，但往往也会有一个明显的分水岭，那就是精通儒学的学士，和善长经济、法规的文法吏，这些人都来自于士这一阶层，当然这和中国古代政治多“外儒内法”的基本特质有关。

在汉代，科举制甚至九品中正制尚未实行的年代，这种特征尤为明显，虽然汉武帝在董仲舒的建议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依旧重用张汤等酷吏，后来的汉宣帝也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

皇权对于法家的倚重当让许多的儒士不满，于是他们开始提倡复古，倡导周制，而此时的西汉统治阶层外戚势力重启，这两者不可避免的要相互倚重，以便达到各自的诉求，于是作为外戚领袖的王莽改制，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公元8年，王莽篡汉建立了新朝，他的宗旨就是“奉天法古”，他在礼制上恢复“五等爵”，在经济上恢复“井田制”，在行政上恢复“九洲制”，总之是全面的开历史倒车，这样的“乌托邦”式改革显然是违背发展规律的，于是他很快就倒台了。

王莽

王莽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儒士的失败，相反儒士阶层在东汉时期更为强大了，东汉的统治阶层又与西汉有了些许的不同，它是官僚集团、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并存，而且贯彻东汉整个脉络，进而直接影响了东汉王朝的兴衰。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其直接诱因是宦官集团的专政，宦官集团的专政又促使外戚集团不满，两大集团的相互火并，最终导致了西凉官僚董卓的进京，从而将东汉王朝彻底搅乱，而此时的官僚集团已经羽翼丰满，不再是当年的小小刀笔吏了。

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士人官僚慢慢的形成了自己的团体，在察举制、孝廉制、征辟制占主流的东汉社会，拥有良好的家族背景，往往就意味着拥有良好的教育，进而可以轻而易举的入仕，这些士人慢慢的发展成一个特殊的群体士族豪门。

董卓

相对与普通人，这些士族豪门垄断了大多数的晋升之路，国家权力的中枢以及要害部门、三公九卿，也都全部出自士族，比较著名的有弘农杨氏、汝南袁氏、太原王氏、清河崔氏，包括后来开创晋朝的河内司马氏。

他们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相互联姻、相互提携，而且自身也是门生故吏遍天下，渐渐形成了一张无所不在的关系网，而他们的权势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提升，渐渐的大到可以与宦官集团、外戚集团平起平坐了。

士族司马氏建立的西晋

“黄巾起义”后，朝廷出于镇压的需要，不得不授权与地方自行组织围剿，这样一来，无形中使得地方大员的势力大幅度增长，而这些地方实力派，大部分都是代表官僚集团的士族，此消彼长，中央皇权开始衰落。

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规律，那就是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对比总是成反比的，皇权强则地方弱，皇权弱则地方强，当然这里面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贵族势力或者士族力量。

自从董卓进京，在此后3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一直都处在动荡的状态中，这反而推进了士族政治的发展，原因很简单，并没有相对和平的条件可以依法获取人才，科举制是要在隋朝建立后才被正式确立的。

士族力量抓住这一机会，井喷式的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上，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了太多星光璀璨的风流人物，袁绍、诸葛亮、杨修、荀彧、司马懿、阮籍、嵇康、山涛、王导、谢玄等等，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划过长空、绕梁三日。

这些人当中的司马氏最终出手，从寒族曹魏的手中接过了管理权，并在一干豪门的支持下，灭蜀汉、平东吴，终于一统了天下，司马炎所建立起来的晋王朝，从一出生就深深的刻下了士族阶层的烙印，这样的皇权也就带有先天性的畸形。

司马晋朝同当年的王莽新朝一样，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复古，而且掌握权力的士族豪门，从西晋开始一跃转型成了贵族，这一点也不奇怪。

因为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司马氏，本身就是出自河内司马氏的士族，西晋政权的权力中枢，很自然的就掌握在了极少数豪门士族的手中了。

但令人遗憾的是，历史发展到这个时候，复古风已经不可能再流行了，它的后遗症“八王之乱”很快就到来了，“八王之乱”直接导致了“五胡乱华”，这样一来，司马家族作茧自缚、引狼入室，最终葬送了北方。

西晋灭亡的标志性事件，是发生在公元311年的“永嘉之乱”，匈奴政权前赵一举攻陷了西晋都城洛阳，晋怀帝被俘，5年后，晋愍帝又在长安献城纳降，西晋王朝灭亡了。

说到这里，我们要提一个人，那就是出身于琅琊王氏的士族王衍，被俘时官拜西晋太尉、尚书令，但长安破后，他却毫无名士风骨，面对石勒尽显奴颜婢膝，大言不惭的说西晋的灭亡和自己没有关系，因为自己从不过问政事，并力劝石勒进帝位。

一席话竟然说得羯族人石勒都脸红了起来，他没想到所谓的中原名门望族，竟然这样的毫无礼义廉耻，于是他说：“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

常言道：“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石勒显然不认为王衍是君子，他命人将其置于危墙之下，然后推倒压死了王衍。

王衍

王衍死了，但他的死反映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西晋的灭亡确实与那些士族豪门有很大的关系，相对来讲，“八王之乱”可能只是导火索，而那些人浮于事，整天只知道清谈论道的士大夫们空谈误国，才是最终把中国的北方拱手相让与外族的罪魁祸首。

“王与马，共天下”的土壤

西晋灭亡后，琅琊王司马睿在琅琊王氏的拥护下，渡过长江，在昔日东吴的都城建康称帝，东晋王朝得以建立，而大部分的中原豪门士族也都纷纷尾随踏来，历史上称这次的大迁徙为“衣冠南渡”。

“衣冠南渡”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被外族所建立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前燕、北魏等多个政权所轮番控制，南方则相对稳定在了东晋王朝的统治下。

东晋延续了西晋以来，朝局被士族所控制的传统，凭借琅琊王氏才得以上位的晋元帝司马睿，则彻底的皇权旁落，东晋的权力中枢完全被士族所把控，并且此时的东晋士族已经完成了历史的进化，贵族化的门阀政治完全取代了皇权政治。

晋元帝刚刚继位，必须依靠的就是两位来自琅琊王氏的大门阀，即主导朝政的王导和执掌兵权的王敦，元帝在给王导写信时都要以“惶恐言”加以开头，见到王导甚至要行拜礼，皇权在门阀面前已经毫无尊严可言。

司马睿还曾经拉着王导，要与他一起坐在大殿的龙椅上，当然王导最终没有坐上去，但这足以体现出门阀政治在东晋时期的地位，用当时的民谣讲就是“王与马，共天下”，此言非虚，王导死后，他的葬礼采用的是天子礼仪，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王导虽然死了，当门阀政治还在，这是东晋王朝的根本，此后的新野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相继掌权，广义的“王与马，共天下”一直贯穿着东晋朝局。

门阀政治作为一种独特的现象，只有在东晋一朝才有，它的前任西晋不是，后继刘宋也不是，不得不说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一朵奇葩，它的特点就是皇权旁落，各大门阀子承父业，却又相互制约、平衡着。

东晋时期的皇亲、外戚、宦官，这些以往的利益集团全都消失了，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这些集团必须依赖于皇权才有可能生存，而此时的皇权早就羸弱不堪了，他们又怎能兴风作浪呢？

西晋之所以可以有贾南风的太后专权，就是因为当时的皇权还有影响力，而到了东晋则不然了，晋成帝时庾太后当政，但与其说是外戚当政，倒不如说是依靠了庾亮、庾翼两兄弟的门阀力量。

门阀政治控制了权力的输出，所有的权力大、工作轻、晋升快的职位全都由士族门阀掌控，而工作压力大、权力小、晋升慢的俗务全都交给了寒门，这当然引起了很多出身卑微的庶族寒门子弟的不满。

皇权彻底碾压门阀政治

士族门阀并不满足当下的拥有，传统皇权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于是东晋时期还是出现了权臣桓玄的篡位事件，他一度建起了“楚”自立为帝，而这时东晋传统的王、谢、庾三大门阀已经衰落，帝国需要有新生的力量来对抗自立的“桓楚”。

这个新生力量，必然来自于门阀政治的对立面，这个人就是在平定“孙恩之乱”中名声鹊起的刘裕，寒族出身的刘裕不仅击败了桓玄，还顺势击败了东晋，击败了不可一世的门阀，他建立起了代表寒族势力的新国家宋。

刘裕

公元420年，刘宋建立，这代表着中国进入了南北朝时期，刘裕深知士族对于国家政治的危害，于是他提高了包括中书舍人等，一些寒族官职的权力范围，使这些人成为了皇帝的近臣，这样便逐步的弱化，甚至架空了原有士族门阀所掌控的中枢。

门阀政治从此开始衰落，南朝的政局重新回到了皇权至上的轨道了，但这并不纯粹，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士族门阀的影响力太过强大了，强大到必须要有一个更为强大的外力来作为推手，才能彻底的扭转局面，而这一力量则来自北方。

南北朝时期的北方，被鲜卑政权的北魏所控制，包括后来的东西魏、北齐、北周、隋，一脉相承，全都是胡汉相结合的强力皇权政治，中原地区原有的士族体系在北方并不强大，这也为北方强力集权南下统一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石。

公元581年，隋朝大举南下，灭掉了南朝的最后一个政权陈，天下重新归于一统，而这时的士族门阀势力早已不复当年，虽然一提起名门望族，人们依然敬重，甚至隋朝的开国皇帝都要往自己的脸上贴金，硬说自己出身于弘农杨氏。

但是门阀政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适合它滋生的土壤已经不复存在了，随着开科取士的到来，更多的寒门学子得到了合法竞争入仕的机会，很多的人十年寒窗苦读，就是为了“一日看尽长安花”，而可贵的一点是，这在隋唐以后已经慢慢的成为了现实。

门阀衰败了，皇权取得了胜利，儒士必须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延续，而皇权对于士人的地位也给予了相当的尊重。

到了宋朝，皇室对于士大夫群体非常优待，而士大夫们也始终以天下为己任，到了明清两代，绝对的皇权已经登峰造极，士人们的处境更是大不如前，但仍拥有一定的话语权，纵观中国历史，士族们最为辉煌的时代一定非东晋一朝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