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的是司马迁苏东坡…而非残害他们的权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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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忆的是史笔，而非迫害他们的权力者。

中国的板块构筑形成纵横交错的山川与记忆。印度板块从南方撞上欧亚板块，造就喜马拉雅山脉与广大的西藏高原，几乎将中国与其他地区隔绝。几座较小型的山岭成波浪状朝太平洋扩散；几条大河穿透这些山岭，从西方高地流向海岸。对行走在这些山岭与河流间的旅人而言，无论朝任何方向行走三百多公里，很难不碰上天然障碍。虽说许多人认为中国是个极其同质化的国度(拥有数千年不间断的历史，而且超过百分之九十一人口为汉族)，其地理却造就另种现实：由不同地区拼凑而成的大杂烩，每个地区各有自成一格的气候、语言与历史。

中国人就像是在争夺这片大地的控制权一般，将这些山山水水涂抹成一张画布。几千年来，他们不断将思想铭刻在周遭环绕的岩石与山崖上。就这样年复一年，每一处山川河谷都有了自己的神话、传说、战役、屠杀，以及美丽感人的故事。千年来，来到这些地方的旅人会在附近山崖边刻下自己的情怀，古老的涂鸦唤起陈年往事。

有人在石上刻字无非为了自夸：我读过历史，不是一般人，既然到此一游，就要略书己见。不过也有人喜欢留下些与本地风情有关的东西，让未来旅人以一种新方式思考历史，透过石上铭文与历史对话。这种做法在现代人看来可能很奇怪，并认为唯有保持原貌、没有人工斧凿的自然景观才真实。一些中国作家确实也曾抗议过这种走到哪、刻到哪的传统。但在大多数人眼中，这算不得什么违规犯纪，反倒认为与过去对话能丰富今日。

今天武汉市上游俯瞰长江的赤壁，就是这样一处著名的打卡景点。西元二○八至二○九年冬天，这里打了场决定性的战役，交战一方是军事独裁者曹操的军队，另一方是为抵御曹军而组成的小国联盟。兵力较弱的联军最后出奇制胜，赤壁之战因此声名大噪，就跟许多西方人记忆中的“特拉法加海战”(Battle of Trafalgar)一样，是场挫败暴君侵略野心的辉煌胜利(尽管这些故事就跟其他故事一样，实际情况更为复杂)。

赤壁因为这场大战一夕成名，但直到八百年后，才因为苏东坡在一○八二年的一次造访，成了游客朝圣的宝地。苏东坡是中国极有名的诗人，也是朝廷官员。当时他因为反对独裁式的变法而被贬官，流放到赤壁附近的一处农村。某天，他与友人乘坐一叶扁舟夜游，一边饮酒，一边思考未来。游毕归来，他写了一首赋表达这次夜游的观感。同年稍晚，苏东坡重返赤壁，又写下另一首赋。

这两首赋被列为中国文学的著名作品，不仅因为文字，更因为苏东坡是位大书法家。令人惊叹的是，苏东坡亲笔写下的其中一首赋，真迹竟能历经千年沧海桑田，直到今日仍然存留，成为华人世界珍贵的艺术瑰宝。苏东坡造访赤壁之后，有人在赤壁建寺来纪念他，还盖了一座东坡亭，陈列他的书法拓本。

〈赤壁赋〉因其文字与书法而闻名，但千年来它之所以为人津津乐道，主要是因为所写的时空背景。苏东坡在赋里谈到那场久远的战役，表达了一个永恒的讯息：义人会抗拒专制暴君。

读到这两篇作品的读者们，会想到曹操败北，正义的一方取胜，同时也想到苏东坡因仗义执言而遭到流放。“正义终将战胜威权”这普世观念是〈赤壁赋〉的中心思想，但流亡人士的哀愁、挣扎与孤单，同样也充斥于字里行间。苏东坡虽没有直接言明，但毫不保留表达自己澎湃汹涌的感情，以及坚定不屈的意志。

在〈前赤壁赋〉中，苏东坡谈到自己的惶恐：在长江上“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他谈到夜空星宿，表明自己正面向京都，这首赋是对皇帝的恳求。

在这次扁舟夜游途中，友人对命运表示哀叹，说曹操“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而他们就像“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c但苏东坡不同意友人这种说法，说道：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对苏东坡那时代的人而言，〈赤壁赋〉的政治涵义很明确，朝廷追求不能持久的目标，就像不断流逝的长江水、不断减弱的月光；而他的价值永恒，就像江水永不枯竭、月亮不会真正消失。由于〈赤壁赋〉的批判色彩过于明显，苏东坡将一份抄本寄给一位友人时，还补上一句警告：“多难畏事……必深藏之不出也。”

赤壁赋（取自网路）

今日，赤壁是中国热门的旅游景点之一，游客们不会泛一叶扁舟，而是乘坐巨型邮轮来这里。有人来这是为了大啖邮轮吃到饱的自助餐，有人只因为这里是必来的知名景点。

但也有许多人来这是为了与苏东坡神交。他们遥想着被流放的苏东坡，想像着曹操当年的不可一世，想到几世纪以来无数画家画着苏东坡崖前泛舟的风采，也从苏东坡的坚忍不屈中，见到自己的反威权抗争。他们来到赤壁岬，看着仰慕苏东坡的人于十五世纪在崖壁刻下的“赤壁”两个大字，沉浸在这一切波涛汹涌的思绪中，有人默默无语，有人相互点头示意，有人轻吟几句〈赤壁赋〉。在中国，历史与道德密不可分。历代历朝史官的职责就在于裁判朝代与统治者，既要澄清事实，匡正视听，也要评论时事。因此，苏东坡以曹操为典故创作〈赤壁赋〉一事，绝非只是对一场古代战役的回想。对〈赤壁赋〉唯一可能的解读就是“藉古讽今”，对当朝皇帝的批判。宋神宗后来就像曹操一样，也以失败收场。

根据这种史观，历史既是法官也是陪审员，负责搜集证据并决定统治者的命运。如果一个朝代统治正确，获得良好评价，其统治将得以延续；但如果政府不关心百姓，疏忽政务，导致天灾人祸不断，历史将给予低落的评价，并且撤销其“天命”。这种史观导致了两种反应：循规蹈矩公正统治，希望国富民安，得到历史的祝福；抑或是镇压异议分子，让人不敢质疑你的统治权。

撰写历史这一行因此成为一门高风险行业。中国第一位伟大史家、《史记》作者司马迁，就因替一位沦为代罪羔羊的朝廷官员仗义执言，结果惹恼皇帝而受宫刑并入狱。当司马迁获释出狱后，许多人以为他宁愿自杀，也不会带着残破之身苟延残喘，因为在那个时代，遭受宫刑是一种不能忍受的羞耻。但司马迁选择活下来，因为他决心完成中国第一部历史巨作《史记》，并愿意为这神圣使命不惜一切。

想避开上述风险有个办法，那就是像苏东坡那样戴上游客的帽子，走访各处名山大泽，并且刻下自己的想法。这么做的好处不仅可以暗藏政治批判，还能探讨自然的永恒、人生的愚蠢，以及世间的动荡。

许多世纪以来，这类“记忆地点”已经遍布于中国的实体与精神景观。虽然历经入侵、异族统治、分裂，中国仍是一片记忆绵延千年不绝的大地。之所以会有这种现象，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历史实体遗迹很有存在感。以西方角度来看，这就像古希腊、古罗马与欧洲文明都透过相同的文字与文化参数，移植到相当于美国大小的地理区域。想一想，如果受过教育的美国人都能通晓古希腊文、拉丁文，以及大多数现代欧洲语言，而且这些时代许多关键历史文物遗迹，例如雅典卫城(Acropolis)、古罗马竞技场(Colosseum)、沙特尔大教堂(Chartres)与奥斯威辛集中营(Auschwitz)都坐落于美国本土。不仅如此，千百年来的知名作家，从荷马到珍．奥斯汀，从莎孚到海明威，都生活在同样的土地上，都曾经造访这些地点，将他们的想法铭刻在石头上。

这种现象为中国当前的事件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该国家几乎每个地方都有几分古代传承。过去的事永远不会真正过去。但这沉重的历史对今人也是一种启发。古人都敢仗义执言，我为何不敢？如果我因此面对折磨、苦难，如果我因此遭到审查、屈辱，那又怎样？自古以来不都是如此？而且最后人们记得的是司马迁和苏东坡，而非那些残害和诽谤他们的领导人，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