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碳中和的“一带一路”气候变化主要特征与灾害风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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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随着人口数量增加与工业化程度深化，不可持续的人类活动造成碳排放及其他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加与累积，导致全球气候系统暖化加剧，高温热浪、暴雨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气候灾害频发，对人类健康、经济发展、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等造成严重影响与危害。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2年全球风险报告》和《2023年全球风险报告》均将应对气候变化及相关风险列为全球面临的最严重的长期风险。为了应对日趋严峻的气候变化风险危机，截至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提出了碳中和目标，覆盖了全球所有的重要经济体，这为推动实现《巴黎协定》温控目标奠定了必要基础。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共建“一带一路”的朋友圈不断扩大和夯实，务实合作不断深化，取得了坚实而丰硕的建设成果，不断推动国际社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迈进。截至目前，中国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30多份共建“带一路”合作文件。

“一带一路”地区天气气候灾害复杂多样，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面临的气候变化风险危机尤为严重。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新冠感染、地缘冲突加剧、全球经济增长低迷等与气候灾害频发相互交织影响，导致全球和“一带一路”地区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加。

实现碳中和是应对复杂性、长期性和累积性气候变化风险危机的必经之路，是国际社会迈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世界大国博弈的焦点之一。实现全球碳中和目标极具挑战性和不确定性，但也是大势所趋。“一带一路”倡议为推动全球实现碳中和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的国际合作平台，尤其有助于凝聚发展中国家的合力，进而促进区域与全球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文章分析“一带一路”地区气候变化的主要观测特征及驱动因素，评估面向碳中和的“一带一路”地区平均气候及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未来变化，提出“一带一路”地区未来气候变化灾害风险及防范应对建议。

“一带一路”地区气候变化主要观测事实特征与驱动因素

观测分析表明，最近的50年是过去2 000年全球及“一带一路”地区最暖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带一路”地区平均气候表现出增暖速率快、降水和蒸发增加、海平面加速上升等显著变化特征，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总体上频次和强度均快速增加，平均与极端气候变化的区域差异性十分明显。进入21世纪以来，“一带一路”地区每10年气候灾害发生次数超过20世纪70年代的5倍，欧洲甚至达到8—10倍。近50年，“一带一路”地区气候系统显著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为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并受到人为气溶胶排放、土地利用与覆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主要观测事实特征

在过去的2 000年，全球与“一带一路”地区地表气温均存在明显的世纪尺度及年代际尺度的冷暖波动，最近的50年是最暖时期。近百年来，全球与“一带一路”地区地表温度持续上升，20世纪80年代以来增暖速率加快。1980—2021年，“一带一路”地区空间平均陆表气温以每10年0.30℃的速率显著升高，中高纬度地区增温普遍比热带地区更快，季节差异性明显；最明显的增温出现在中东欧、西亚、中亚、中西伯利亚高原和中国华北至俄罗斯贝加尔湖以西一带，部分地区增温速率超过了每10年0.5℃（图1）。

1980—2021年，“一带一路”地区平均的陆地降水和蒸发分别以每10年11.77 mm和10.66 mm的速率显著增加，变化的空间差异性大，大体表现出干区更干、湿区更湿的特征（图2和3）。降水明显增多主要发生在萨赫勒及以南、非洲之角、东欧西部、北亚、亚洲季风区等区域，而中欧、西亚、地中海南岸、孟加拉国周边等地区的降水明显减少；除非洲部分地区、阿拉伯半岛和其他小部分地区外，蒸发普遍呈现出显著增加趋势（图3）。自1993年有卫星观测以来，“一带一路”地区近海的海平面呈现加速上升趋势，海平面增加最强烈的地区主要位于东亚与东南亚海域及南亚、西亚与欧洲部分海域，“一带一路”地区极端海平面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明显增加。“一带一路”地区沿海平均与极端海平面的上升导致海岸洪水和侵蚀、滨海城市洪涝、沿海生态系统破坏等灾害加重。海洋热浪与酸化加剧，沿海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退化。

近几十年，“一带一路”地区极端高温整体上发生频率、强度和持续性均明显增加，而极端低温整体上表现为频率减少，强度减弱，持续性降低；“一带一路”地区极端强降水整体上表现为发生频率上升、强度增强和持续性增加，空间上具有很大差异性；“一带一路”地区无降水或极少降水频率和持续性整体上表现为降低，但因温度和蒸发上升，导致干旱状况增加。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带一路”地区气候灾害发生次数快速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每10年发生气候灾害次数超过20世纪70年代的5倍。尤其是欧洲地区，极端高温、暴雨洪涝、干旱等天气气候与水极端灾害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62次，到2000—2009年和2010—2019年分别上升至597次和464次，增加了8—10倍。

主要驱动因素

观测到的气候变化是人为外强迫（温室气体、人为气溶胶、土地利用等）、自然外强迫（太阳活动、火山气溶胶等）和气候系统内部变率综合作用的结果。气候变化检测归因是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最优指纹法等数理统计技术检测并量化由于各种外强迫引起的变化，可以识别出人为和自然因子对气候变化的相对贡献，从而能够更深入认识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总体而言，人为碳排放是“一带一路”地区近50年来以地表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系统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同时气溶胶排放、土地利用与覆盖变化等人为因素起到调控作用。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加，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浓度不断上升。1850年至今，北美与欧洲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40%，亚洲是最近30年来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最多的地区。气候变化检测归因分析表明，碳排放的不断增加和在大气中的累积是全球与“一带一路”地区近百年来地表气温上升的主要驱动力，导致近50年成为以往2 000年最温暖的时期。同时，人为气溶胶排放、土地利用与覆盖变化、气候系统的内部变率等对“一带一路”地区地表温度变化的幅度及空间差异性起到调控作用。近50年来，“一带一路”地区极端高温灾害增加的主要驱动力是人为碳排放引起的地表变暖，其归因结果可信度为高度可信。如果没有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影响，极不可能发生近些年的一些极端高温事件。

除了平均温度及温度相关变量，人类活动显著驱动着“一带一路”地区降水、蒸发等气候系统其他变量的变化。整体而言，尤其是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人类活动引起“一带一路”地区平均及强降水增加，蒸发和生态农业干旱增强，但在局地到区域尺度上存在很大的差异性。1850—2014年，非洲和中亚地区检测到人为引起的平均每日降水增加为0.03—0.06 mm，而干燥度则增加了0—0.03 mm。1951年以来，受无降水天数和降水量减少与温度升高的影响，东南亚地区正在经历更加频繁和影响面积更广的干旱情况。温室气体和人为气溶胶均导致降水减少、干燥度升高，增加了干旱和水资源短缺的风险。相比而言，检测归因分析表明人类活动对温度相关变化的影响比对降水相关变量的影响更显著。内部变率对降水相关变量影响相对更大，例如，研究表明人为外强迫和太平洋年代际振荡（IPO）主导的气候系统内部变率通过调控温度和降水的变化，共同导致过去30年中亚南部地区农业干旱在农作物生长季初期（4—6月）变强。

面向碳中和的“一带一路”地区气候未来变化特征预估

实现全球碳中和被广泛认识到是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危机的必经之路，也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如果国际社会在未来几十年能够共同付出艰辛努力加速低碳绿色转型，全球有可能在21世纪中期或更晚达到碳中和。第5次耦合模式比较计划（CMIP5）和第6次耦合模式比较计划（CMIP6）模拟结果直接支持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5次评估报告和第六次评估报告的编写，CMIP5和CMIP6多模式集合预估结果表明，实现全球碳中和之前的近中期，“一带一路”地区地表气温将继续上升、降水和蒸发增加、海平面持续升高，极端高温、暴雨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将增多增强，气候变化灾害风险整体上将不断增加，但不同区域存在明显差异性；碳中和时期，平均与极端气候变化特征将呈现新特点新格局，气候变化风险防范与管理将进入新阶段。

近中期气候变化预估

根据CMIP5与CMIP6多模式集合结果，预计“一带一路”地区实现碳中和之前的未来几十年地表温度不断升高，较高纬度地区增温普遍更快；降水和蒸发除部分地区外普遍将增加、区域差异性明显，干区与湿区差异性与对比性增大。随着温度的不断升高，冰雪冻土消融，近海海平面明显上升。预计“一带一路”地区未来几十年极端高温、暴雨洪涝、区域性干旱等极端事件将增多增强。同时，模式预估的近中期平均与极端气候变化具有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平均与极端温度预估结果总体上可信度高、模式间离散度与不确定性相对较低；对降水及其表征的极端事件预估总体上空间不均匀性更强，不确定性更大。总体上，预计“一带一路”地区未来将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气候灾害威胁，灾害种类与程度的空间差异性明显。

平均地表气温变化预估。预计“一带一路”地区在低、中和高排放情景下未来近中期（至少到21世纪中期）地表气温将不断上升，除青藏高原地区以外纬度较高地区普遍比低纬度地区升温幅度更强，同时模式间离散度或不确定性也相对更大[3,14]。CMIP5采用典型浓度路径（RCP）情景，RCP 2.6、RCP 4.5和RCP 8.5分别代表低、中、高3种排放情景。CMIP6则采用了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与RCP组合的新路径情景，SSP 1-1.9与SSP 1-2.6代表《巴黎协定》温控目标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中等排放情景SSP 2-4.5与沿当前发展趋势的路径较为一致，SSP 5-8.5则代表高排放、高不可持续发展路径。在SSP 1-1.9、SSP 2-4.5和SSP 5-8.5这3种路径情景下，相比历史时期（1995—2014年），预计“一带一路”地区平均地表气温在2023—2049年将分别显著上升1.02℃、1.14℃和1.34℃。在RCP 2.6、RCP 4.5和RCP 8.5这3种排放情景下，CMIP5多模式集合预估的丝绸之路核心区地表气温到21世纪末相对于1986—2005年将分别上升1.5℃、2.9℃和6.0℃。

平均降水与蒸发变化预估。与历史时期相比，“一带一路”地区降水与蒸发在实现碳中和之前的未来几十年变化空间差异性明显。在地中海地区、西亚部分地区和西非少部分区域降水将减少，而在其余绝大多数区域降水将增加；除少部分地区外蒸发表现为增加，干区与湿区差异性与对比性将更明显。本研究采用CMIP6的多模式集合计算得出，在SSP 1-1.9、SSP 2-4.5和SSP 5-8.5这3种路径情景下，相比历史时期（1995—2014年），预计“一带一路”地区平均每月降水在2023—2049年将分别显著增多2.68 mm、2.01 mm和2.65 mm，而蒸发则分别显著增加1.97 mm、1.35 mm和1.59 mm。由于降水比蒸发增加更快，预计“一带一路”地区总体上水资源将趋于增加，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例如，位于中亚、西亚的部分国家水资源将更加短缺。近期研究表明，在RCP 8.5高排放情景下IPO内部变率能够调节未来几十年中亚农业干旱变化的幅度，但难以逆转人类活动导致的农业干旱长期增强趋势。预计“一带一路”地区沿海海平面将持续上升，极端海平面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多，造成的危害不断增强。

极端温度变化预估。“一带一路”地区未来近中期高温日数和高温夜数总体上明显增多。未来高温日数显著增多关键区主要位于非洲北部地区、欧洲中南部地区、西亚地区、中亚地区、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与除青藏高原和蒙古国中西部以外的东亚地区，高温夜数显著增多关键区主要位于赤道以北非洲地区、大部分西亚区域、中亚地区不少面积、南亚地区、东南亚许多面积与中国东部。多模式集合预估表明，“一带一路”地区未来几十年最热和最冷30天日最高温度平均将呈现明显上升。最热30天日最高温度平均的最高升温区主要出现在30o N—50o N的许多区域，而最冷30天日最高温度平均最高升温区主要出现在50o N以北的广大区域。

降水相关的极端事件频次变化预估。“一带一路”地区未来几十年干天天数增多关键区主要出现在地中海地区、中欧地区、黑海经里海至帕米尔高原以西一带区域、赤道附近非洲西部、中国的东南部与马来群岛西部，而减少关键区主要位于欧洲东北部至北亚地区、青藏高原区域、非洲之角及附近。预计“一带一路”地区未来几十年中等及以上降水天数除地中海区域与其他一些面积外普遍上升，增多关键区主要位于除西端以外的赤道附近非洲地区、南亚湿润区、青藏高原地区、东南亚地区、东亚季风区不少面积和欧洲北部至北亚西部。预计“一带一路”地区未来几十年强降水天数升高关键区出现在刚果盆地及周边、青藏高原南部、南亚湿润区、东南亚地区、东亚季风区部分面积和欧洲北部一些地区。

降水相关的极端事件强度变化预估。“一带一路”地区年最强5天平均降水量未来几十年在绝大部分区域将上升，明显增加关键区主要位于东亚季风区、东南亚地区、贝加尔湖至东北亚地区、青藏高原及南亚湿润区、西欧地区、环黑海地区和赤道附近非洲地区。预计“一带一路”地区最干年份降水量未来几十年升高显著区主要出现在赤道附近非洲的不少面积、北亚至欧洲东北部、东亚季风区一些地区、东南亚地区、青藏高原地区与南亚湿润区。同时，地中海地区、环黑海地区和一些其他区域最干年份降水量未来将下降。预计“一带一路”地区最湿年份降水量在许多面积将升高，增湿关键区主要位于赤道附近非洲地区、西欧东北部至北亚地区、青藏高原、东亚季风区、南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同时，最湿年份降水量在地中海地区、环黑海地区等区域未来将减少。

碳中和时期气候变化预估

SSP 1-1.9可持续发展路径对应着《巴黎协定》1.5℃温控目标，在2050—2060年达到碳中和。同时，2050—2060年这一时期与全球期望努力实现碳中和的时期比较吻合。SSP 1-2.6可持续发展路径对应《巴黎协定》2℃温控目标，在2070—2080年达到碳中和。总体上而言，与1995—2014年历史基准期比较，在SSP 1-1.9可持续发展路径情景下的碳中和时期（2050—2060年），CMIP6多模式集合预估表明“一带一路”地区地表气温将上升、降水和蒸发增加，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将增多增强，并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与SSP 1-1.9路径情景下的碳中和时期相比（2050—2060年），SSP 1-2.6路径情景下的碳中和时期（2070—2080年）地表升温更明显、降水与蒸发变化更大、更显著，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次增加更多、强度增加更大，模式间的不确定性相对也更大。与SSP 2-4.5中等排放路径情景和SSP 5-8.5高排放路径情景的相同时期相比，SSP 1-1.9与SSP 1-2.6可持续发展路径情景下的碳中和时期平均与极端气候变化幅度总体上明显更小，空间变化呈现出新特点新格局，气候变化风险将明显更低。

相对于1995—2014年历史基准期，在SSP 1-1.9可持续发展路径情景下的全球碳中和时期（2050—2060年），CMIP6多模式集合预估“一带一路”地区年平均地表温度将一致性显著增温，且温度增幅总体上随着纬度升高而增大，低纬度地表温度普遍上升0.5℃—1℃，而除了欧洲中北部以外的中高纬度地区地表温度则上升1℃—2℃。年平均地表温度变化的模式间标准差大致从低纬度向高纬度不断增加，大值区主要出现在欧亚中高纬度，尤其是黑海—里海以北区域，表明这些地区未来年平均温度预估结果的不确定性相对较高，而低纬度地区模式间不确定性则普遍较低。

相对于1995—2014年历史基准期，在SSP 1-1.9可持续发展路径情景下的全球碳中和时期（2050—2060年），CMIP6多模式集合预估“一带一路”地区年降水以增加为主，部分地区降水减少。在东亚季风区、南亚季风区、青藏高原、马来群岛、北亚等地区降水显著增多，而在西欧等少部分地区显著减少。总体上讲，许多湿润—半湿润区降水呈现明显增强，而干旱—半干旱区降水变化较小，导致干区与湿区降水的差异性更大。降水变化模式间的标准差大致随年降水量的增加而增大：在东亚季风区、南亚季风区、马来群岛和赤道附近非洲模式间不确定性最大，欧洲—北亚一带次之，亚非干旱—半干旱带最小。

相对于1995—2014年历史基准期，在SSP 1-1.9可持续发展路径情景下的全球碳中和时期（2050—2060年），CMIP6多模式集合预估“一带一路”地区高温日数和高温夜数均表现为一致性增加。高温日数增多关键区主要出现在非洲北部、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及除青藏高原以外的东亚地区（99%信度水平），高温夜数增多关键区主要位于非洲北部大部分面积、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除青藏高原以外的东亚大部分面积及地中海地区（99%信度水平）。预计“一带一路”地区最热10天日最高温度平均在SSP 1-1.9可持续发展路径情景下的全球碳中和时期普遍表现为增加，增温关键区主要位于北亚中东部、西亚北部至中国北方一带、欧洲中南部及北非部分区域。在SSP 1-1.9可持续发展路径情景下的全球碳中和时期，多模式集合预估“一带一路”地区低温日数和低温夜数主要表现为在20o N以北地区普遍显著减少（99%信度水平），而最冷10天日最低温度平均主要表现为增暖，增暖幅度最大的地区呈现在北亚等地区。

相对于1995—2014年历史基准期，在SSP 1-1.9可持续发展路径情景下的全球碳中和时期（2050—2060年），CMIP6多模式集合预估“一带一路”地区中等强度及以上降水日数和强降水日数主要以增多为主，且空间分布格局具有相似性，增多关键区主要位于东亚季风区、东南亚、南亚季风区、刚果盆地及周边和中北欧—北亚一带。预计“一带一路”地区干天日数变化具有明显地区分异性，减少面积明显大于增加面积。明显减少区域主要位于北亚、东亚、南亚、欧洲西北部等地区，明显增加区域则主要位于地中海—黑海一带。相比较对温度表征极端事件变化预估的变化，对降水表征极端事件变化的预估不确定性更大。

与SSP 1-1.9可持续发展路径情景的碳中和时期（2050—2060年）相比，在SSP 1-2.6可持续发展路径情景下的碳中和时期（2070—2080年）“一带一路”地区地表气温升高更明显，其中北亚地区比1995—2014年普遍上升2℃以上；降水与蒸发变化更强更显著，除撒哈拉—西亚—南亚西北部一带以外的大部分地区降水变化都通过了95%的置信水平；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次增加更多、幅度增强更大，模式间的不确定性也表现为更大。例如，相较于1995—2014年，在SSP 1-1.9和SSP 1-2.6路径情景下的碳中和时期，“一带一路”地区空间平均的中等强度及以上降水日数分别增加1.20天和1.66天，强降水日数分别增多0.59天和0.77天（95%信度水平以上）。此外，《巴黎协定》1.5℃与2℃温控目标下气候变化的差异性长期以来受到科学界和决策者的广泛关注。研究表明，相比于全球升温1.5℃，全球升温2℃情景下“一带一路”地区升温更明显、降水和蒸发变化更大、海平面上升更高，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频次与强度均更强。例如，全球额外升温0.5℃将导致丝绸之路核心区升温0.73℃、年均降水增加2.72%、极端热浪天数增多4.2天。

与SSP 1-1.9、SSP 1-2.6可持续发展路径情景的碳中和时期（2050—2060年、2070—2080年）相比，在SSP 2-4.5中等排放路径情景和SSP 5-8.5高排放路径情景下的相同时期多模式集合预估“一带一路”地区地表温度升高幅度明显更高，降水与蒸发增幅更大，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增多增强更明显。例如，在SSP 1-1.9、SSP 2-4.5和SSP5-8.5这3种路径情景下，相比历史时期（1995—2014年）预计“一带一路”地区平均地表气温在2050—2060年将分别显著上升1.06℃、1.86℃和2.56℃（99%信度水平以上），平均每月降水将分别显著增多2.77 mm、3.43 mm和4.35 mm（99%信度水平以上），平均每月蒸发则分别显著增加2.19 mm、2.32 mm和2.58 mm（99%信度水平以上）。同时，与SSP 2-4.5中等排放路径情景和SSP 5-8.5高排放路径情景下的相同时期相比，在SSP 1-1.9与SSP 1-2.6可持续发展路径情景下的碳中和时期（2050—2060年与2070—2080年）平均与极端气候变化的空间特征呈现出新特点新格局。总体上，预计SSP 1-1.9与SSP 1-2.6可持续发展路径情景的碳中和时期比SSP 2-4.5和SSP 5-8.5路径情景下的相同时期气候变化风险将明显更低且空间特征具有差异性，需要采取新的风险防范与管理措施。

面向碳中和的“一带一路”地区气候变化灾害风险与应对

气候变化灾害风险

平均温度、海平面等的渐变气候因素与异常极端事件都是气候灾害风险源。例如，平均温度升高能够导致冰雪与冻土消融，进而给自然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社会经济发展等带来各种灾害风险。海平面上升严重威胁沿海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并对沿海地区社会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比较平均温度等渐变气候因素，高温、干旱、强降水等极端事件则普遍会在短期内对人体健康、工农业生产、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灾害。

同时，气候灾害风险与人口状况、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等承灾体的暴露与脆弱程度密切相关。例如，在SSP 1-1.9、SSP 2-4.5和SSP 5-8.5这3种路径情景下近中期“一带一路”地区高温日数人口暴露度相对于1995—2014年的变化以增加为主，高温事件的人口暴露度明显增加关键区主要位于非洲北部、地中海地区、西亚、中亚南部、南亚、中南半岛和我国中东部（图4）。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不仅能够对承灾体造成直接灾害，还能够引发一系列的连锁负面影响，造成系统性风险，如气候因素变化与异常引起农业收成受挫，造成粮食短缺与市场价格上涨，进一步引发粮食危机、社会动荡、地区冲突与人口迁徙等一系列连锁风险。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新冠感染、地缘冲突加剧、全球经济增长陷入低迷期等多种危机影响下，全球和“一带一路”地区防范与管理气候变化风险危机的形势更加严峻，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更趋增加。

采用当前较为通用的气候变化风险评估方法，基于气候致灾因子的发生概率、频次、强度、影响范围等因素，结合人口分布、经济发展与生态状况进行综合分析，识别出“一带一路”地区实现全球碳中和前的未来几十年面临的重大气候灾害风险（图5）。“一带一路”地区面临的最严重气候灾害风险源主要包括暴雨洪涝、高温热浪、区域性干旱、（极端）海平面上升与强台风（热带气旋）。“一带一路”不同区域面临气候灾害风险排序依次为：① 东南亚地区，将面临加剧的暴雨洪涝、海平面上升、极端高温与强台风极高或高灾害风险，可能造成该地区人们的健康与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与粮食系统、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等严重损失。② 南亚地区，人口非常稠密，未来则将遭遇更严重的暴雨洪涝、极端高温、干旱、海平面上升等极高或高灾害风险，对人民生计、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造成的损害将加重。③ 东亚地区，未来主要面临暴雨洪涝、极端高温、海平面上升与强台风极高或高灾害风险，部分地区还面临干旱加剧的严重威胁。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快速升温，冰川消退与多年冻土解冻加剧，带来一系列灾害风险。④ 西亚地区，未来面临极端高温、干旱及水资源更缺乏等的重大气候灾害风险，并有可能进一步引发水危机、粮食危机、基础设施损害、社会动荡、气候移民等连锁性、系统性灾害风险。⑤ 中亚地区，将面临极端高温、干旱等重大气候灾害风险，并可能引发水与粮食危机、地缘冲突等连锁灾害风险。⑥ 非洲北部地区，将面临极端高温与干旱严重灾害风险，部分地区面临暴雨洪涝灾害风险，并可能造成饥荒、传染病、水危机、生态危机、气候移民等更易于发生。⑦ 中东欧地区，未来将面临干旱、暴雨洪涝、极端高温等灾害风险，可能对人体健康、粮食安全、基础设施等造成严重危害。⑧ 北亚地区，主要面临暴雨、暴风雪与永久冻土层消融灾害风险，自然与人类系统面临严峻风险。此外，“一带一路”海岸带区域，对海平面升高普遍敏感脆弱，预计将面临更强的风暴潮、沿海洪水、土壤退化等气候相关灾害。

需要指出的是，评估与识别气候灾害风险是气候变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是当前仍面临巨大的科学挑战。我们主要考虑气候致灾因素与风险指标变化并结合人口、经济、生态等承灾体的暴露度与脆弱性，识别出了“一带一路”地区在实现全球碳中和之前的未来几十年面临的直接重大气候灾害风险及其空间差异性。未来，应综合考虑气候致灾因素、承灾体的暴露度与脆弱性及社会、人文与自然环境要素，构建“一带一路”气候灾害风险量化评估模型系统，开展更深入、更系统化的研究。

防范应对建议

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和累积性的气候变化风险已被广泛认识到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最严重、最具有挑战性的全球风险之一，对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当前，世界加速进入动荡变革期，新型肺炎/新冠感染、地缘冲突加剧、经济发展低迷等多重危机下，应对气候变化风险面临更加复杂而艰难的形势，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更多。同时，长期来看实现全球碳中和进而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是大势所趋。“一带一路”地区面临种类繁多、复杂的气候灾害风险，对人类健康、基础设施、经济发展、社会和平、生态环境、国家安全等威胁日益增加，甚至可能引发或加剧粮食危机、水资源危机、人口流离失所危机等级联性、系统性风险。未来，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需要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危机，本文具体提出以下3点建议。

高度重视面向碳中和的“一带一路”气候变化风险，定期开展风险监测和评估，提升预测预警能力。迈向碳中和是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必经之路，也是国际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尽管迈向碳中和需要国际社会在未来几十年共同付出非常艰辛努力，必将经历诸多艰难曲折，但长期来看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大势所趋。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应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及极端天气气候灾害事件给不同领域和部门带来的风险，加强气候灾害风险的监测、评估与预测预警。对“一带一路”地区主要气候灾害进行综合实况监测，提高气候变化风险预测与早期预警能力。对碳中和实现前及碳中和时期“一带一路”气候变化风险开展定期综合评估，针对不同区域、领域和部门不断提高对气候变化风险的科学认识与预测预警，为增强防范和管理气候变化风险能力提供科学支撑。

在“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合作框架下，因地制宜加强防范应对气候变化风险。“一带一路”地区生态环境复杂多样、气候灾害种类繁多、参与国家气候资源禀赋不同，应在“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合作框架下，积极寻求合作的最大公约数，充分尊重各国实际，因地制宜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参与国家开展气候变化减缓、适应与灾害防范合作。在碳中和与气候变化减缓方面，应重点开展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电力供应系统、节能环保、生态系统固碳和碳捕集利用封存合作，加强相关信息共享、联合研究、技术交流等合作；在适应与灾害防范方面，应重点关注能源、农业、水资源、基础设施、人类健康等面临的天气气候灾害，共同提高灾害风险的预测预警能力，加强相关气候适应和灾害防范技术与措施合作；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建立和完善减缓、适应及灾害防范技术储备库，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能力建设。

在可持续发展转型背景下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协同增强风险防范和经济发展能力。气候变化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不可持续的人类活动导致的结果，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危机与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天然而紧密的关联。实现碳中和目标对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危机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普遍处于中等或较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与国情不同，具有促进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转型、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等多重需要。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应广泛凝聚“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共识，在可持续发展转型背景下协同增强气候灾害风险防范和经济发展能力。近期来看，应将适应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紧密对接，坚持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气候治理方向，避免过度强调减缓行动进而损害“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发展权益，协同促进经济发展能力和气候灾害风险防范能力。长期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为推动全球实现碳中和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风险提供了重要的国际合作平台，应凝聚发展中国家的合力，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和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张井勇，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 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何静，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中山大学 大气科学学院；张丽霞、杜振彩，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李仁强、徐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