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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里乌波尔之战持续近七周后,这座位于乌克兰南方边境,同时也是粮食、工业重镇的港口城市,终于出现了战火停息的曙光。近日,俄空天军动用图-22M3“逆火”超音速轰炸机,向乌军藏身的亚速钢铁厂投下多枚重型炸弹,取得了不小的战果,这也令图-22M这种40年前成军服役至今的传奇武器,再一次引起外界关注。事实上,“逆火”自诞生以来,就与中国产生了异常复杂的种种纠葛,我国对北方大国的“逆火”,从异常警惕到热情期盼,直至最后彻底放弃的整个过程,也恰恰是中国军事工业跨越式进步,尤其是空基反航母力量从弱小到强大的变迁过程。
图-22M“逆火”是苏联图波列夫设计局,在早年研发的图-22“眼罩”轰炸机基础上发展的改进型,主要量产型包括图-22M2和图-22M3,总生产数量超过470架,从1976年开始在苏联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中服役。到了80年代初期,苏军装备的“逆火”数量渐成规模,各种战略战术规划也逐步成熟并形成战斗力,从而给美国以及周围国家造成了极大威慑。
实际上,“眼罩”的空军型图-22B和海军型图-22K,已经能够挂载Kh-22超音速反舰导弹,对美国航母造成了严重威胁。为此,美国海军不惜花费巨大代价,开发F-14重型舰载机和AIM-154“不使鸟”超远程空空导弹,作为拦截对抗手段。而图-22M则在图-22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最大飞行速度超过两马赫,挂载的反舰导弹也升级为射程更远、速度更快的Kh-22M和Kh-15。在那个时代,苏联远程战略航空兵装备的“逆火”机群,凭借快速突防能力和超音速空地导弹,形成恐怖的打击能力,对欧洲、美国本土以及美国航母编队形成了强力威胁,成为北约各国内心深处的梦魇。
由于当时我国与苏联也处于紧张状态,苏联空军驻扎在远东军区和外贝加尔军区的“逆火”给我们带来的威慑,可以说完全不在北约国家之下。事实上,在40多年之后的今天,翻阅国内在70年代末及整个80年代的相关资料,仍然可以深刻感受到,当时“逆火”对于我国空军、海军、陆军的发展战略、作战兵器、作战理论,甚至人员培训等国防领域的发展,究竟带来了多大的影响。
当时我国的地空导弹部队,从70年代末期开始后的十余年间,进行的几乎所有演习,都是围绕如何抗击来自北方铺天盖地的空袭来进行。早年从苏联获得的S-75地空导弹的国产仿制型号红旗-2,之所以能在技术基础较为薄弱的情况下,发展出令人瞠目结舌的众多改进型号,动力来源正是来自北方大国的空中威胁,尤其是“逆火”机群“大纵深、全空域、多方位”进攻。红旗-2堪称奇迹的发展,完全是在“逆火”的巨大压力下,通过反复“榨取”导弹潜力才获得的。因此,红旗-2的表现有多出色,当时我国对“逆火”的警惕就有多深刻。
更不用说,当时我国空军在新型军机研发和引进过程中,对于性能指标的重点要求,也在于如何有效对抗大规模的空中高速突袭。包括国产歼-8战斗机,以及随后与西方国家合作,尝试引进的法制幻影-2000、美制F-16/F-14都是如此。甚至在与美国合作改进歼-8Ⅱ的过程中,宁愿放弃其他性能特性,也一定要提升拦截低空高速目标的能力。关于这一点,在当时广为人知,甚至西方媒体也会经常提及。因此,说是对“逆火”的警惕也好,畏惧也罢,中国与美国在当时确实深刻感受到“逆火”对己方带来的广泛而长远的影响。然而,在1992年苏联解体后,事情马上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90年代初期,基于我国军事工业明显落后世界主流水平的现状,以及俄罗斯急需外汇和工业产品用以改善经济的现状,中国军队先后从俄罗斯购买了包括苏-27SK战斗机、S-300远程防空系统、“基洛”级潜艇、“现代”级驱逐舰、米-171运输直升机,以及伊尔-76大型运输机等一系列装备,曾经给我们造成心理阴影的“逆火”,也在双方军事贸易的讨论框架之中。
最初,双方并未认识到这笔交易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对于我国来说,苏联解体之后双方关系趋缓,主要军事威胁瞬间就从北方陆地转到了东南海上。当时美国海军装配新一代“宙斯盾”作战系统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和“阿里伯克”级驱逐舰已形成规模,航母战斗群的防御纵深随之直线上升。我国虽在90年代开始发展轰-6D、歼轰-7、鹰击-83等反舰力量,但歼轰-7在1998年才完成与鹰击-83的匹配打靶试验,而且涡扇-9发动机的国产化工作尚未完成,歼轰-7产量也极其有限。
而轰-6D只能算轰-6的第一代改进型号,飞行速度、作战半径以及载弹量,均不能满足进攻现代化航母战斗群的需求。并且,当时的鹰击-8、鹰击-83飞行速度、射程和抗干扰能力也比较勉强,根本无力突破美国航母的防空拦截圈。因此,从俄罗斯引进图-22M及配套的超音速反舰导弹,提升应对海上威胁的装备水平,并充分学习设计和使用理念,从根本上完善空基反航母力量和装备体系,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对于俄罗斯来说,苏联时代生产的图-22M2/M3机群中,有超过400架本就留在俄罗斯境内,或是在苏联解体后由其他国家交还俄罗斯。但由于俄罗斯无力负担如此之多的重型轰炸机,因此在1993年就将“逆火”数量削减到不足200架,在1996年以后,又进一步降低到不足150架的规模。这就意味着,大量仍有剩余使用寿命的“逆火”面临封存,而这部分完全可以出售给中国,换取非常可观的经济收入。
然而,尽管当时双方已基本达成共识,距离最终签署协议并不遥远,但此后这事却如泥牛入海再无半点消息。到了本世纪初,多家俄罗斯媒体再次传出中国将向俄罗斯采购12架图-22M3最新改型的消息。而俄空军也在2005年派遣多架图-22M3参与了双方在山东半岛组织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当时的图-22M3还使用反舰导弹成功命中了数百千米外的靶船。这一重大举动,彻底引燃了国内将图-22M3引入我国空军装备序列的期待。然而,在经历了短暂的高潮之后,官方对于引进图-22M3的呼声却一直保持缄默,最终这波喧嚣仍然偃旗息鼓。
现在来看,这份在90年代极有可能达成的协议,之所以没能付诸实施,是因为在表面的可行性背后,实则隐藏着许多问题症结。首先就是被外界忽视的,来自俄罗斯内部保守力量的阻力。在90年代,双方确实交易了相当数量的先进军事装备,但除了苏-27SK之外,其他武器装备并不具备战略进攻能力,也基本上不可能对俄罗斯国防安全造成影响。但“逆火”显然不是这样,其出色的作战半径和打击能力,令俄罗斯军方内部的保守势力忧心忡忡,因此对于向中国出口“逆火”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从根本上说,这属于一个大国对自己的大块头邻居应有的警惕。事实上,双方在1996年达成苏-27SK生产线和后续苏-30MKK的协议,也都遭到过俄军保守势力的反对,只不过苏霍伊设计局通过出口战斗机获取大量外汇带来的影响极大,成功说服了部分持反对意见的俄政府官员,才使得苏-27SK生产线、苏-30MKK的交易顺利进行。相比之下,图波列夫设计局并没有类似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自然也就无法从俄罗斯内部推动此事。
其次,我国内部对于引进图-22M3的意见也并非完全统一。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从国外引进先进军事装备时,几乎都会考虑同时购买相关设计和生产技术,但图-22M的生产线分布在原苏联的多个加盟国,由俄罗斯出面谈判一一收回的难度很大。并且,俄方当时也不愿意直接出口最新型的图-22M3,而是试图将早期生产的图-22M2升级到图-22M3的技术标准后再外销,确保设计和生产单位都能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但很显然,俄方的“小算盘”对于当时外汇储备仍很紧张的我国来说,也是一个较大负担。最后,俄方也不太愿意出售配套的Kh-22M、Kh-15等先进反舰导弹,仅同意提供配套改装服务,以兼容我国的鹰击-83等空面武器,导致“逆火”的反舰能力受到极大削弱。
因此,在反复权衡后,我国最终认识到这份交易背后存在的种种问题,继而打算放弃从俄罗斯购买“逆火”,转向乌克兰引进一批图-22M3成品和部分技术资料,以期实施国产化仿制和改型。但我国与乌克兰的接触尚未开始,乌方就已经在美国和俄罗斯的影响下,将其从苏联继承的60余架图-22M2/M3,以及配套的400余枚反舰导弹尽数销毁,只剩下最后3架“逆火”在经过无害化处理后送至博物馆。就这样,我国试图获得“逆火”的第二次努力再告失败,只能再次掉头与俄罗斯进行接触,但进展仍然缓慢。
后续的发展也是百转千回。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俄两国军事贸易交流的逐渐深化,互信程度愈来愈高,图-22M3的性能优势逐渐衰减,俄罗斯内部反对图-22M3出口的声音也愈来愈小,希望向中国出口的呼声越来越高。也正是在这一阶段,媒体再次传出中国计划购入12架图-22M3的传闻。但事实上,我国在这一时期对于引进图-22M3的态度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准确地说,已经由过去的积极争取转变为消极对待。
随着中国空军与世界各国的进一步交流,以及自身技术的发展,对于图-22M3的技术和性能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逆火”优秀的超音速轰炸能力,正是受益于其独特的变后掠翼设计,使得图-22M3在起降和超音速飞行时,拥有不同的气动性能,能兼顾超音速飞行和其他飞行状态的需求。然而,图-22M3的可变后掠翼设计看起来“高大上”,但仍存在三个比较明显的缺点。
首先就是外界常常提及的可变后掠翼机械结构死重问题。图-22M3匹配了一套负责控制机翼后掠角的机械系统,对于对重量非常敏感的空中飞行器来说,不仅增加了厚度和结构重量,还大大降低了可靠性,且大幅增加了维护代价。而且,这套执行系统本身依然脆弱,令图-22M3在处于后掠翼状态时,可用过载受到很大限制。比如说当时苏联发展的米格-23战斗机,设计最大机动过载为7G,但受制于可变后掠机翼,实际上最多只有6G。
其二,变后掠翼设计本质上是由一段与机身相连的固定机翼(内翼),以及距离机身较远的可活动机翼(外翼)组成。这也就意味着,两者中间的机械结构,难以敷设为先进机载导弹提供信息的各类线路,而且外翼部分承重能力也相对较低,都令外翼无法挂载武器。实际上,图-22M系列在两翼下都各有一个武器挂架,同样采用变后掠翼设计的美国F-14重型舰载机,每侧机翼也同样只有一个重型挂架(4枚AIM-154“不死鸟”空空导弹只能在机腹下挂载)。对于艰巨的反航母作战来说,实现成功突袭往往要依靠数量优势,变后掠翼技术限制了外挂武器数量,实质上就是降低了战斗力。
第三,变后掠翼处于不同后掠角时的气动特性不同,因此机翼的“变形”过程,很容易成为弱点。如果试图尽量弥补这种缺点,就需要配备先进机载计算机,通过高速运算实现对机翼变化的动态补偿。比如说美制F-14的机翼后掠角,就可以通过计算机辅助进行自动补偿,实现后掠角的无级变化。相比之下,苏联航空工业在机载计算机领域的技术薄弱,因此为图-22M设计的是固定档位调节(两者区别与汽车自动档、手动档类似),导致灵活性很差,在进入21世纪之后,这种设计进一步拉大了与先进技术的差距,导致图-22M3的实用程度逐渐受到削弱。
因此,在充分意识到图-22M3表面风光、实则缺陷颇多的实情后,国内引进“逆火”的声音越来越小,但一直没有完全消失。毕竟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图-22M3与搭配的Kh-22M、Kh-15超音速反舰导弹,仍是全球范围内最有效的空中反航母力量。但到了2012年,我国自主研发的鹰击-12超音速反舰导弹结束测试投入量产,同期歼轰-7A、轰-6G、轰-6H等空中平台日益成熟和壮大,都大大提升了国内的空基反航母战力。
尤其是鹰击-12,作为我国反舰导弹的集大成者,在射程、飞行速度以及抗干扰能力等方面,均已超过了Kh-22M、Kh-15。国内在轰-6基础上发展的轰-6G、轰-6H,虽然性能比起图-22M3还有明显差距,但能够外挂的反舰导弹型号种类和数量都在持续增加,并且与鹰击-12之间的系统匹配性更好。考虑到引进图-22M3需要消耗大量资金和时间,可以说歼轰-7A、轰-6G、轰-6H以及鹰击-12的反航母效能,实际上已超过图-22M3。因此,自2012年之后,不管外界传出任何我国引进图-22M3的消息,实际上都已没有实现的可能,由上世纪80年代特殊时期催生的“逆火”情结,至此彻底成为纸面上的传说。
回顾我国与“逆火”纠缠的这40年间,双方都经历了各种波折和磨难。在“逆火”初步形成战斗力的1982年到苏联解体的1992年,“逆火”是北方大国的强大武器,也是非常值得警惕的对手。从1992年到2002年,我国出于打造反航母作战力量的需求,迫切希望引进图-22M3及其设计生产技术,但受到种种因素的影响而未能实现。从2002年到2012年,由于国际局势以及双方关系的变化,俄方对于推动图-22M3出口极有兴趣,但我国却已经深刻认识了图-22M3的优劣特点,转而大力发展更符合自身需求的空基反航母打击体系,尤其是各种改型的轰-6系列。
最终从2012年至今的这10年间,我国空基反航母体系从早年的薄弱勉强,发展到如今由第三代轰-6K、轰-6J、轰-6N担纲领衔,歼-16、歼轰-7A配合的完整体系,作战范围更大、突击能力更强。更不用说还有东风-26、东风-21D等反舰弹道导弹装备的出现,使得当年“逆火”带来的恐惧,实际上都已成为历史的尘埃。
如今,图-22M3现身马里乌波尔投下重磅炸弹,传奇“逆火”再展雄风。但相比于我国近年来发展的钻地型常规弹道导弹,以及由轰炸机挂载的大型精确制导炸弹,似乎又暴露出图-22M3这匹服役30年的“老骥”,早已日暮垂老的事实。网络上那枚锈迹斑斑的FAB-3000重磅炸弹,其实也是对外界宣告,曾经声名赫赫、震慑欧美的“逆火”, 距离彻底老去的时间已经不会太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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