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说“在那个时代我会是梁启超”，他是当代最会吹牛的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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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姚思廉

编辑 / 笨小孩

酒后吹牛，已经成为一部分中年男人的保留节目。我们对这种场景并不陌生：饭桌上酒过三巡，一个挺着啤酒肚、头顶微秃的男人颤动着两片嘴唇，一开口就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纵论中美关系，横议两岸时局，然后转而回忆自己的往昔峥嵘岁月。很快，餐桌上便弥漫着一股难以挥去的油腻气息。

如果票选当代最能吹牛的人，我要投知名媒体人、作家、青年学者、文化精英（原谅我在这里写不下他的所有头衔）许知远一票。不为别的，就因为他的一番言论曾震惊到我。

壹

2019年5月，许知远出了新书《青年变革者：梁启超》。他搞了个新书首发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勇、“资深”媒体人李翔、《三联生活周刊》常务副主编李菁也到场“助阵”。

开场是一段电音表演，然后主持人出场，介绍许知远这本梁启超传记，用了“皇皇巨著”四个字。

据说此书是许知远积淀多年的转型之作，他“以深入历史细部的精准笔法，描摹出时代变局下，梁启超饱满立体的个人形象和生动多维的时代群像”。

很快，我们的主人公许知远出来了，还是那副熟悉的装扮。他上台时带了一杯黄酒，清清嗓子之后，生性浪漫的许大师便一边喝酒，一边声情并茂地朗读这本书的开头。

《青年变革者梁启超》开头是怎么写的？我们先来领略一下许大师那魔幻的非虚构写作手法：

“梁启超正盯着我。他鼻正口阔，短发整洁而富有光泽，由中间清晰地分开，竖领白衫浆得笔挺，系一条窄领带，嘴角挂有一丝骄傲，眼神尤为坚定。”

不知道大家读完这一段是什么感受。反正我第一次读到时，尴尬得脚趾能扣出一座长城。不知道的，还以为许大师爱上梁启超了呢。

豆瓣上，一位网友写了一则本书短评：

（许知远）曾经《那些忧伤的年轻人》里写李敖，写邓小平的排比句和抒情，穿越十数年在梁启超身上再用一次。对写作对象充满无聊而无趣的揣度：生日用农历记录就囿于传统，到了生地就乡情浓烈，随处都是相隔一百年对一个毫无共同点的人一厢情愿的代入。

许知远的自大和空洞带着第一代喝咖啡的知识分子的自恋与腐朽。现在他不再满足于现代的自怨自哀，而是将自己与时空另一头一脸懵逼的清末举人强行合体，目测梁启超面临一百年来最恐怖的误读。

这一则短评，可以说是十分犀利精确了。

话说回来，历史写作其实并不拒绝叙事技巧，也不排斥运用想象力，不反对与历史人物共情。

比如陈寅恪先生提到，对古人及其学说要有一种“了解之同情”。但是，叙事、想象、共情、理解，要建基于可靠的史料、严谨的考据，否则就成了无根之谈，流为妄想臆测，与虚构的小说有什么区别？

这好比一个学者不懂文字、音韵、训诂，就着急解读经书，并且认为自己独具慧眼，发前人所未发，这是多荒谬的事情。

在我看来，这是一股当代文人特有的虚矫习气在作祟。不是西施非得效颦，不是黛玉，非作出一副娇弱的病态来。

贰

在这个时代，要怎么装成文化人？我稍稍总结了一下。

首先是尽量留一头长发，因为长发代表放纵不羁、不拘流俗，其次，穿一件白色长袖衬衫，胸口纽扣要解开，袖管要挽起，然后穿紧身牛仔裤，皱眉沉思状，用困惑而略带哀叹的口吻追问：“这个世界会好吗？大家的时代病了。我们如何抵抗庸俗？”

又或者，坐在椅子上，纸扇轻摇，拿出酒过三巡纵论天下的劲儿，对着镜头谈笑风生。一定要自信，别管讲的内容有没有常识性错误，只要够自信，错也能变成对。

如此则必定引来一片喝彩，什么“知识人”啦，“公子”啦，“文化良心”啦，“著名XX家”啦，“资深XX人”啦，赞誉声此起彼伏，可保恰饭无虞。

当然了这不是重点，重点还是新书发布会上许大师说的这几段话。

许大师说：“梁启超的（文章）太飘了，而且他没有构成一个真正的叙事感。他只是一个传记的开创者，但并不代表着他写得多么好。非常不负责任地说一句，我觉得我将建立起新的传记的传统。”

看到这里，我又忍不住想吐槽了。

梁启超的文章“太飘”，不知道许大师这里的“飘”指的是什么，又是怎么得出结论的。没有“叙事感”——梁启超又不是写小说，又不写非虚构，而且这“叙事感”怎么定义呢？像许大师《新闻业的怀乡病》那样，从字里行间挤出一股翻译腔来，就有叙事感吗？噢该死的，我的上帝。

当时的新闻通稿还有这么一段，我们感受一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谈到，《青年变革者》有大量对文言史料的引用和尾注，他担心会影响流畅性。许知远说，第二卷的注也许更多，并且他觉得“我比梁启超写文章写得好啊。”他认为，阅读的流畅性和史料的解读，可以结合在一起，“当然我可能没有做到最好，但基本上也很好了。只不过我对古文不熟悉，因为梁启超的东西都是古文。我的注脚不会减少，而且我很希望它会成为传记写作的一个规范，我觉得它是一个新的典范。”

“我觉得我比梁启超文章写得好”，嗯……梁任公的书我是读过一些的。而在年纪小的时候，也不幸看过许大师的几本书。平心而论，许大师的笔力差了梁启超一百个身位。

梁启超是当时言论界骄子，笔端常带感情，“对读者别有一种魔力”，民国难以计数的风云人物受他的影响。不知许大师的自信从何而来，是梁静茹的《勇气》听多了吗？

至于说“梁启超的东西都是古文”，这属于张口就来。梁启超的“新民体”，文白夹杂，雅俗共赏，对后世的白话文运动影响颇深，难道也是古文？许大师不能把自己看不懂的东西都归为古文。

叁

再下面，许大师的这段话就有些雷人了。

尽管在解释为何在《青年变革者》中大量引用文言史料时，许知远解释原因之一是自己年纪大了，“没法像20岁年少轻狂了”。当然，对于这个问题，更严肃的解释是，他希望通过大量引用文言的方式让读者与自己进入梁启超时代的历史情境，以及作为非学术出身的他对有着大量注脚的学术书的迷恋，“写这本书一定要显得像做学术一样”，“我想证明我是可以写注脚的。”

读到这里，我感觉许大师简直傻得有点可爱。

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家马克·布洛赫，曾提到了注释在史学研究中的作用。

布洛赫认为，注释的作用一是做到言必有据，体现实事求是的信念；二是供他人查阅检验，便于问难商榷。仔细想想，这正是注释有且仅有的作用。

二许知远很可能就是布洛赫书中所说的，做注释的目的在于卖弄学问。不幸的是“卖弄学问”也有门槛，许知远这本书注释的一些问题，如引文、书目出错，舍近求远不引用原始材料，转引二手资料等等，李夏恩在《许知远写梁启超：蜕变之作还是盛名难副》一文中已有指出。

做学术研究当然不是科班出身的学者才有的特权，但无论是谁，都应该遵循一定的学术规范。

为注释而注释是生硬之举，比“爱心群众派出所门口丢下1万元就跑”这种人为制造的宣传还生硬。而且许知远在书的末尾说，写这本书时引用书籍超过30本，“有时我心中还生出这已经是一部杰作的幻觉。”

以近代史史料的庞杂宏富而言，写这样一本人物传记，只引用30多本书，似乎不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毕竟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本书可是要建立新的传记传统的。

许大师最后还说，“我很希望它会成为传记写作的一个规范，一个新的典范。”许大师勇气可嘉，但还是建议先读一读张朋园、夏晓虹写的关于梁启超的著作，再吹牛皮不迟。至于能不能实现这个理想，我们唯有祝福许大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