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珺：科技创新，如何重构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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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和价值链是“中国制造”“世界工厂”的实践起点，中国制造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革故鼎新之前，至少有三大谜题需先行释义

文| 刘 珺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这是莎士比亚剧作《暴风雨》中的一句话，其中文翻译似乎更具有一种深邃和简约的平衡之美，所以，被高频率地用在大时代交替之际和大叙事更迭之时，传播在未知中积极应变并不断进步的正能量。

中国在变，中国经济也在变，在稳定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变化的主基调，而制造业如何应变甚至主动求变关乎经济转型能否成功，因此，须科学地总结“过往”并正确地开幕“序章”。

中国的制造业之“大”已然成为事实，发展轨迹与GDP全球占比变化基本一致（图1），速度和比例均长期保持高位，印证了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所获的裨益和所做的贡献，特别是对世界经济增量的贡献。经济全球化是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全球分工体系再造，中国以人口红利、开放效应、改革动能、环境成本以及勤劳与效率兼具的国民性，实现了国民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制造业是其中的主力军。

图1：主要经济体全球GDP占比（以美元计价）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经历若干经济周期，中国制造业逐渐呈现出以下主要特征：

第一，在国民经济构成中占比高、作用大。与主要制造业大国相比，中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较高，并长期处在较高的比值水平（图2和图5，图5在更长时间维度数据源基础上估算）。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制造业占比从上世纪后期开始进入下降通道，美国下降曲线的坡度更陡，日德占比较稳定，而中国则一直维持较高比值。德国工业4.0和美国制造业回归虽一定程度上缓释甚至改变了单边下降的轨迹，但趋势的根本逆转尚未出现，从而使中国制造业的相对指标更像是一个异常值，并且是唯一的异常值。

数字直接体现经济模式的表观特征，本质上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循环的切入点选择了出口导向为主和进口替代为辅的组合，立足资源禀赋条件和国际分工需求，合理甄别国内经济的基础产业和国际竞争的优势产业，以生产促进增长为实现路径，显然制造业规模和速度的同步高速增长符合该基本逻辑。

图2：主要经济体制造业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CEIC

第二，三产结构变化与“世界工厂”地位相呼应。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路径类似，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主线是第一产业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稳定以及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图3），一、三产业之间的喇叭口越来越大。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国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第二产业比重超过第一产业，第一产业比重仍然高于第三产业；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一产业并加速上行，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份额直线下降，第三产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步提升；2012年至2013年第三产业接近并超过第二产业占比，成为经济增长的主驱动力。这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共同作用的结果，虽然服务业的作用愈来愈显著，但占国民经济相当比例的第二产业特别是其中主体部分的制造业，才是经济赶超这盘棋的“眼”，制造业融入全球产业体系和价值链是“中国制造”“世界工厂”的实践起点，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源于制造业的做大和做强。

图3：制造业占比和三产的占比变化

数据来源：CEIC

第三，制造业体系完整，全产业链具有体量上和系统性上的一体化优势。中国第二产业门类齐全，基本实现供应链的全链覆盖（图4）。其中，作为第一大类的机械设备制造业主导地位不断强化，电子通信设备、电气机械、交通运输设备等子行业占有较大比重，且占比升幅较大；消费品加工业比重先升后降，与消费者的消费结构变化相关，由开始的服装、食品向汽车和房地产转移；基础金属和金属制品相关行业的快速增长来自消费升级和城市化的拉动效应，同时亦对国内能源消费形成一定压力。

全谱系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强化了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不可替代性，即便在贸易摩擦等极端情境下，部分供应链节点或许可以实现转移和迁徙，但整条供应链的转移和迁徙不是没有可能，而是重置成本和替代成本之高使之几乎不可能完成，中国制造业的成色恰恰在于“大而全”。

图4：制造业组成及结构变化示意图

数据来源：Conference Board

第四，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支点逐步由量向质转变。工业化早、中期的竞争基于土地、人力、资本要素的投入和产出，作为后发者，中国以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为榜样“萧规曹随”，再赋予必要的存量优化和增量创新，“拿来主义”加取舍出新，结果是实现了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全要素生产率成为生产力的核心，科技创新成为决定性生产要素，并且赋能或使能几乎一切产业。中国制造业的科技含量提升明显，据统计，2019年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研发费用总规模达到7110.87亿元，研发强度2.14%，实现“三连涨”，与美日德法的国家平均数接近。高铁、通讯设备、工程机械、无人机等行业无论是研发还是制造均具有国际领先的竞争力，相关技术专利的增加不仅体现在量上而且反映在质上。

第五，制造业发展瓶颈凸显。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持续承压，制造业企业盈利能力整体下降，经济向高质量转型无形中更加剧了这一趋势。与德国和日本相比，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占比有所下降（图5），经济“脱实向虚”倾向未有实质性扭转。具体表现在，成本优势不再，劳动力、环境等边际成本趋升，如服装加工业向东南亚的外迁等；关键技术短板“卡脖子”，“缺芯少魂”制约产业突破，如集成电路和操作系统以及精密制造“工业母机”受制于人等；相当比例的企业主业利润率向盈亏平衡点趋近，非主业多元化甚至依赖类金融业务维持盈利的现象并不鲜见，如制造业涉足房地产和理财并对二者的收益产生“依赖症”等；高端有效供给尚不充足，对需求变化的适应和对接能力有限，如小到吹风机大到矿山重型运输车的国外品牌崇拜等；对数字化和绿色转型准备和投入不足，制造业的数字化含量和绿色指标不理想，如工业互联网应用案例虽有增长但绝对量仍然匮乏和单位能耗有所下降但相比发达经济体仍然较高等；更重要的是，对于大数据、人工智能（AI）两大创新的科技方向、核心技术和规则标准尚缺乏清晰认识和可操作方案，偏重应用的旧模式未必适用于依托原创的新经济。

图5：主要经济体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数据来源：Conference Board, IMF

中国制造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革故鼎新之前，至少有三大谜题需先行释义。

其一，制造业的价值创造对新经济还那么重要吗？产品生命周期的哪个环节创造最多的价值历来存在争议，两大曲线更是分庭抗礼（图6）。

台湾企业家施振荣的“微笑曲线”认为，曲线左右两侧的研发和品牌营销工序附加值高，利润空间大，而曲线中间弧底位置的加工、组装、制造等工序技术含量不高，价值低；日本索尼中村研究所中村末广的“武藏曲线”认为，最丰厚的利润源在“制造”环节而非其他，与“微笑曲线”相反的拱形曲线是及时且必要的勘误。

孰是孰非没有一刀切的标准答案，但显而易见，任何一个明显的短板均导致价值创造能力的弱化甚至丧失，制造环节至少不应成为短板。以芯片为例，中国在封装环节有一定优势，设计上的缺项正在补齐，而制造环节相对落后，导致芯片行业成为经济的一大痛点。因此，即便在信息化和智能化的“双轮驱动”模式下，制造业的价值依然存在并且不可或缺。

图6：微笑曲线（左）和武藏曲线（右）

其二，制造业比重下降是一个全球趋势，但到底是统计方法对新经济分类的滞后核算使然还是真的制造业式微？现在，产业几无边界，生产性服务业或服务性制造业均双向甚至多向进入原不属于自己的领域，既定方法生成的统计数字存疑难以完全避免，其中两个维度的深刻变化使统计问题尤甚。

一是生产消费活动中的工作承担出现转换甚至倒置。Astra Taylor提出“人造自动化”（fauxtomation）的概念，即科技引发的自动化实质上并未减少工作总量，而是变换了工作承担主体，甚至工作总量在增加。但由于对工作稳定性的担忧，使诸多环节的工作被生产者和服务者转换成无报酬工作或被消费者主动承担，前者如无偿加班，后者如无需银行柜员介入的网上支付。该自动化不像工业时代是一种绝对意义上对劳动力的物理替代，而是把生产和服务流程在供给者和消费者之间进行了工作量的再分配，消费者承担更多的工作，且无法货币化，统计数字亦无法全部准确捕捉。

如Diane Coyle的“自住型数字媒介”（do-it-yourself digital intermediation）所描述，中介环节如保险经纪、房地产经纪等活动，由消费者借助网上平台和数字化应用完成，智能移动终端使得工作和生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制造业贯穿经济活动始终，自然受到该趋势的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角色重叠隐性化部分制造业产值，制造业和服务业交叉领域的吸纳度更深，对相关统计数字的扭曲更强。

二是无形资产化的制造业比例显著增加。即便是产出物理产品的制造业领域，无形资产比例的上升亦是不争的事实。据相关研究，2015年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市公司无形资产价值占比超过80%，价值的来源和体现与传统经济模式迥然不同。共享经济和数字经济使产品和服务的实体部分和虚拟部分难以区分，如特斯拉的电子中控系统与电动汽车以及3D打印的控制程序与成品制造等，前者是数字化流程，后者是物理化流程，前者的价值高于后者。

因此，现代的生产和制造越来越柔性化、虚拟化、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生产效率的提高也越来越向非实体的部分倾斜，部分非实体的制造业数据或者无法反映在最终统计数字中，或者包含在电商等面向终端服务的平台数据里，制造业数据一定程度被低估。

其三，在长期高速的增长之后，中国制造业是否有再上新台阶的潜力？从制造业劳均实际增加值所反映的自身生产效率来看，主要制造业大国中美德日的制造业效率都经历了较快增长，其中中国的增长趋势最为强劲（图7）；与其他国家横向比较来看，中国制造业生产效率仍处低位（图8），与德日的差距四倍左右，与美国的差距八倍左右，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巨大，继续成为经济主要动力的基础仍然坚实。

另外，电商的发展对制造业的正向作用大于反向作用，一则是电商渗透率依然很低，2015年至今，工业品类B2B电商线上交易量年复合增长率30%左右，但与工业品产业增加值28万亿相比，渗透率仅2%上下，随着规模效应、精准营销、链式服务、金融内嵌、数字化赋能等发挥作用，渗透率高速增长的潜力巨大；二则是电商激活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工业品类B2B电商快速发展，2019年上线交易达7000亿规模，阿里巴巴1688平台吸引上线的采购企业达2800万家，相较2016年实现两倍以上增长。

中国目前网上零售的规模全球第一，比随后的10个市场总和还大，远超第二位的美国（图9）。生产者与电商的结合是一种双向循环机制，极大地拓展了产品交付的广度和深度，最大生产国合并最大消费国的角色必然推升中国的消费，并以更快速度推升电商销售额并惠及制造业。

图7：制造业劳均实际增加值趋势比较

数据来源：Conference Board

图8：制造业劳均实际增加值跨国比较

数据来源：Conference Board

图9：中美网上零售额

数据来源：CEIC

在以数字化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中，对制造业地位作用和发展潜力的质疑正反两面均指向一个本质问题，即如何通过科技创新赋能或使能制造业实现核心竞争力的重构并继续发挥国民经济主引擎的功能。以下三大主题基本勾勒出大致方向：

其一是科技的第一性和全面性。科技不再仅是生产要素之一，而是发挥决定作用的要素，科技企业立于科技，其他企业也须立于科技，或者说所有企业都一定意义上是科技企业，“无科技，毋宁死”，科技成为第一性的要素投入，同时也是全面影响所有产业和产业所有方面的第一要素，制造业更是如此。

其二是与虚拟经济融合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不要囿于“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候金融革命”（约翰﹒希克斯语）的争论，不要陷入金融过度发展对实体经济不利的抱怨，不要拘泥于对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苛责，制造业需要换位思考，主动与金融等虚拟经济部门加速融合，在制造思维上嫁接金融思维，不是转行做金融，而是联动资金流、风险定价等金融因素以反哺主业并实现主业的高质量发展。

其三是ESG（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等非财务指标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制造业的盈利能力仍然是主要考量，但ESG等社会性、治理性指标已不再是可有可无或者锦上添花，而是企业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制造业产成品的价格中，既有传统生产要素的成本，也有碳排放等的外部性成本；制造业企业的市场价值中，既有财务价值，也有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结构等对应的价值因子。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兼顾内化的竞争力和外化的影响力的进程，也是展示科技驱动下更好“经济人”和更好“社会人”的进程。

最为重要的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在“一切皆互联”、“一切可共享”和“一切可租用”的语境下，任何生产能力、计算能力、运输能力、设计能力等都可外包，任何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办公场所等均能分享，所以，核心竞争力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生产和制造，而是系统集成能力。规模效应（economies of scale）、范围效应（economies of scope）和生产率（productivity）须植根于系统集成能力，并加入信息效应（economies of information）和数据效应（economies of data），使之迭代衍进，形成数字化的动态系统集成能力体系。唯此，中国制造业的“序章”方能成为新的华彩。

（作者系CF40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术委员；编辑：俞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