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生命力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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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和勇气具有一种与身心相关的特征。它们既是生物学的东西，又是心理学的东西。从生物学的观点看，可以说恐惧和焦虑是守护者，防范着非存在对生物产生的威胁，并且对这种威胁作出保护与抵抗的反应。我们必须把恐惧和焦虑看作可被叫做“执勤的自我肯定”的表现。没有带预感的恐惧，没有驱迫性的焦虑，任何有限的存在物都不可能生存。按照这个观点，勇气是这样一种状态:它欣然承担起由恐惧所预感到的否定性，以达到更充分的肯定性。生物学上的自我肯定，就是指对匮乏、辛劳、不安全、痛苦、可能遭受的毁灭等等的接受。没有这样的自我肯定，生命就不可能得到保存和发展。一个存在物的生命力愈强，它就愈能不顾由恐惧和焦虑发出的危险警告而肯定自身。不过，假如勇气无视这些警告并贸然做出具有直接导致自我毁灭性质的行动，那它就要与它们的生物学功能相抵触了。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关于勇气的信条中所揭示的真理，这种勇气是介于怯懦与蛮勇之间的正当方式。生物学上的自我肯定需要在勇气与恐惧之间保持平衡。这种平衡可见于所有那些能够保存和发展其自身存在的生命体身上。如果恐惧发出的警告不再对生物产生影响，或者如果这些警告对勇气的驱动力已经失效，生命便消逝了。上面提到的那种对于安全、完满与确信的追求，在生物学上是必需的。但是，假如取消了不安全、不完满与不确信的危险，那这种追求在生物学上就会变成有害的东西。反之，那种在我们的自我与我们的世界中有着真实基础的危险，是生物学上所要求的；而如果没有这种基础，那这种危险就是自我毁灭性质的。这样，生命就把恐惧和勇气作为处于变动但本质上却是平衡的生命过程的两个因素包含在自身之内。只要生命具有这种平衡，它就能抗拒非存在。无平衡的恐惧和无平衡的勇气都是对生命的摧毁，生命的保存和发展乃是恐惧和勇气达到平衡时所具有的功能。

　　凡是显示这种平衡并同时显示存在之力的生命过程，用生物学的话说，就叫做具有生命力。因此，像正当的恐惧一样，正当的勇气必须被理解为完满生命力的表现。勇气是生命力的一种功能。削弱生命的结果也会削弱勇气。增强生命力就意味着增强存在的勇气。凡患有神经症的个人和凡有神经症表现的历史时期，都缺乏生命力。他们的生物学本质已经瓦解了。他们失去了完满的自我肯定所具有的力量，失去了存在的勇气。无论这种情形是否生物过程的结果，它都是生物的命运。存在的勇气被削弱的历史时期，就是存在于个体和历史中的生物性功能虚弱的时期。失衡的焦虑的三个主要时期，就是生命力萎缩的时期，。这些时期皆出现在一个时代的末尾，只有通过用生气勃勃的强有力的团体去取代生命解体的团体，才能使这些时期的焦虑得到克服。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给出了生物学的论述而没有作批评。现在我们必须考察生命力的不同阶段。我们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恐惧与焦虑在其发展初期的区别问题。毫无疑问，指向确定对象的恐惧，具有生物学的功能，它宣布非存在对我们的威胁并使我们采取保护和抵抗措施。但人们要问:焦虑也是这样吗?我们所作的生物学论述，主要采用了恐惧这个术语，焦虑只是偶然提及。我们这样做是有所用意的，因为，从生物学的角度说，焦虑的毁灭作用更甚于保护作用。恐惧能使人采取对付恐惧对象的各种措施，而焦虑却不能做到这点，因为它并无对象。正如已经提到的，生命总是力图把焦虑转变为恐惧，这一事实表明焦虑在生物学上并无用处，并且也不能根据生命保护原则来加以解释。它产生出自我藐视的行为。因而，焦虑按本性超出了生物学论述的范围。

　　第二点是关于生命力的概念问题。自从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把对于生命力的理论强调转变为政治制度(它以生命力的名义攻击西方世界的绝大部分价值观念)以来，生命力的含义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在柏拉图的《拉凯斯篇》中，勇气与生命力之间的关系是从动物是否具有勇气这一角度来讨论的。回答是肯定的：恐惧与勇气之间的平衡在动物界保持得很好。动物受恐惧的警告，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动物不顾它们的恐惧，并且为了那属于它们自我肯定的东西(比如它们的后代或群体)而甘冒痛苦和毁灭的危险。然而，柏拉图却置这些明显事实于不顾而排斥动物的勇气。他这样做原本是很自然的；因为如果勇气是对于该避免什么、该敢于做什么的知识，那么勇气就自然不能与作为一种理性存在的人相分割了。

　　生命力与由它赋予力量的生命物是相互关联的。人的生命力不能被看做是与中世纪哲学家称为“意图性”无关的东西，即不能被看做是与意义无关的东西。人的生命力与他的意图性同样伟大；它们是相互依存的。

这一点使人成为所有存在物中最富于生命力的存在物。他能超越在任何方向上被给定的任何境况，这一可能性驱使他去创造高于他自己的存在。生命力是这样一种力量，它使人超越自己而又不失去自己。一个存在物超越自身的力量愈大，它所具有的生命力就愈强。技术创造的世界，就是人的生命力比动物生命力无限优越的最突出表现。唯有人有完全的生命力，因为唯有他有完全的意图性。

　　我们已把“意图性”界定为“指向有意义的内容”。人生活在意义中，即生活在那些逻辑上、审美上、伦理上、宗教上都有根据的事物中。他的主观性中充盈着客观性。在与现实的每一接触中，都有着自我的结构和世界的结构的相互依存。这个事实的最基本的表现就是语言，语言给人以从具体给定的东西中进行抽象的能力，并在作了这种抽象之后又返回到具体事物，对它进行解释并加以改变。最富于生命力的存在物，就是那拥有文字并靠此文字从被束缚于既定东西上解放出来的存在物。在与现实的每一接触中，人都已经超越了这种接触。他了解这个现实，他比较这个现实，他为另外的可能性所诱惑，他在记住过去的时候预见到未来。这就是他的自由，他的生命力就存在于这自由之中。自由是他的生命力的源泉。

　　 如果能正确地理解生命力与意图性之间的这一相互关系，那人们就可以在生命力的限度内接受对勇气所作的生物学解释。勇气当然是生命力的一种功能，但生命力却不是那种能与人的整个存在、人的语言、人的创造性、人的精神生活、人的终极关怀等等相分离的东西。人的精神生活理性化的一个不幸后果，就是“精神”一词的失落与它被“心灵”或“理智”所取代，就是存在于“精神”中的生命力因素被分解出来、被解释为一种独立的生物力。人被分成两半，一半是没有血气的理智，一半是没有意义的生命力。二者的中介联即结合生命力与意图性的精神性灵魂被丢掉了。这一发展的结果，给萎缩的自然主义仅仅从生物性生命力这个方面去获取自我肯定和勇气开了方便之门。然而，人身上绝无“仅属于生物学”的东西，正如绝无“只属于精神”的东西一样。他身上的每一细胞都参与了他的自由和精神创造，而他精神创造的每一行为都受到他生命动力的滋养。

　　这种结合被希腊人称之为aretes。这个词可翻译为“德性”，但这只有在它无道德含义时才可以这么翻译。这个希腊词把力量与价值即存在的力量与意义的实现结合起来了。aretes是较高价值的承担者，而对人的aretes的最后考验，就是看他是否作好了为这些价值而牺牲的准备。他的勇气与他的生命力同样表现出意图性。正是精神上的生命力使人具有aretes。在这个术语的背后，是古代世界关于“勇气即高贵”的断言。勇敢之人的形象不是那种其生命力尚未完全人化的、自我耗费着的野蛮人，而是受过教育的希腊人。他了解对于非存在的焦虑，因为他了解存在具有的价值。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拉丁语virtus及其派生词，文艺复兴时的意大利语virtu以及文艺复兴时的英语“virtue”，都具有与aretes相同的含义。这些词汇所标示的，是那些能把筋肉的力量(virtus)和道德的高尚统一起来的人的品质。生命力与意图性被统一在人的完满这个理想中，这个理想同样也与野蛮主义和道德主义了不相干。

　　如果按照以上理解，我们就可以对生物学观点作出回答，说它正缺乏古代称为勇气的东西:，生机论（生机论：一种认为生命来源于生命要素，这种生命要素既不是化学力也不是物理力的学说）在割裂生命与意义的意义上，必然要将野蛮主义重新作为勇气的理想。尽管这样做是为了科学的利益，然而它表现出——通常有违自然主义捍卫者的初衷——一种人文主义以前的态度；并且，假如被蛊惑人心的政客所利用，那就会产生出比如出现在法西斯与纳粹那里的蛮勇的理想。人身上的“纯粹”生命力并不纯粹，它总是变形了的，因为人的生命力就是生命力与意图性统一于其中的自由和精神。

　　 此外还有第三点，勇气的生物学解释需要基于这一点进行估价。这就是生物主义对于存在的勇气源于何处所作的回答。生物学观点回答说：在天赋的生命力中，属于生物命运的范围。这个回答与古代和中世纪的回答很相似。在古代和中世纪的回答中，生物命运和历史命运的结合，亦即贵族的处境，被认为是勇气成长的有利条件。在这两种情形中，勇气都是一种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依附的却不是意志力或洞察力而是一种先于行动的天赋。早期希腊人的悲剧性观点与现代自然主义的决定论观点在下述问题上是一致的:“具有不顾性质的自我肯定”亦即存在的勇气所具有的力量，是事关命运的问题；这并不禁止道德上的评价，它禁止的只是对于勇气的道德主义评价：人不能控制存在的勇气，亦不能通过服从某种命令来获得勇气。从宗教上说，勇气是一个恩典问题。正如思想史所常发生的，自然主义开辟了对于恩典的新的理解，而理想主义则妨碍了这种理解。从这个观点来看，生物学观点是异常重要的，必须受到严肃对待(特别是伦理学的严肃对待)，尽管生命力的概念为生物生机论与政治生机论所曲解。伦理学的生机论解释所包含的真理，就是恩典。作为恩典的勇气既是一种结果，也是一个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