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理与良知的关系——以孟子的“良知良能”和阳明心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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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先秦时期儒家的孔孟之道到程朱理学，再到阳明心学，这一历程体现了儒家道德哲学的发展脉络和对道德主体性的回归。从孟子“良知良能”和“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到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学说的发展，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儒家道德哲学由道及理，由理入心的逻辑和现实必然性，深入研究这一发展脉络，把握道、理与良知的关系，对把握儒家道德哲学的精髓，提升道德修养和促进道德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一、孟子的性善论与“良知良能”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强调克己复礼和仁义孝悌忠恕之道，主张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但关于人性，孔子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见解。子贡感叹“夫子之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原因就在此。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首次明确提出“性善论”的观点，指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仁义礼智”德之四端是人先天所固有并存在于人的心中的，它“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是人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先天道德本性。只是由于后天环境的影响，人逐渐迷失了本心，做出不善之事。孟子以人乍见孺子落于井而皆生恻隐之心为例，说明人都有善良的本心；又以牛山之木旦旦而伐之而不复其美为例，说明人放其良心的危害。但孟子强调，只要人能存心养性，不断扩充和发挥原本具有的道德本心，以“求在我者”的精神极尽内心的善性，求其放心，就能达到尽心、知性、知天的境界。孟子第一次赋予人的道德本心以强大的主观力量，强调通过人的主观努力成为与天同一的“天爵”，从而把人心与道德之天统一起来。正如孟子所说的那样，“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二、从程朱理学到陆王心学

陆王心学是在程朱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程朱理学把伦理道德规范上升到天理的高度，认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夫子君臣，天下之定理”，主张通过格物致知逐渐明白万事万物所具有之理，体悟永恒不变的道德真理。但是自程朱以后，理学逐渐空乏无力，格物致知的体制逐渐僵化。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的外求之法背离了孟子的内省之道。陆九渊首次提出同心同理的学说，指出“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古往今来圣人的心都是相同的，心中的理也是相同的。陆九渊由此提出了“心即理”的主张，构建了以心为本体的理学体系。王阳明继承并发展了陆九渊的思想，把性作为心的外体，提出“性即理”，并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这一主张是对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内省于心的用功方法的强调。37岁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始知圣人之道，悟性自足”，明白圣人的道理反求于心，就能逐渐有所体会，不假外求。正如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所说：“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并提出“心即理”的主张。随后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思想，主张从心上下功夫，克服心中不善的念头，即知即行，做到知与行的统一。王阳明经过长期的思想磨练和体会修养，到约50岁时对自己的心学思想进行了进一步凝练和升华，提出“致良知”的思想。“良知良能”是孟子首先提出的，“人之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致知”一词原本出于《大学》，指达到完满的理解。王阳明把“良知”与“致知”结合起来，提出“致良知”就是把人先天具有的道德良知从心中向外延展开来，并将之贯彻于人的一思一念、一举一动之中。孟子把人的道德本心作为成圣的根据，指出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耳”，只是因为圣人先体悟到了道德本心，先完成了尽心、知性、知天的过程。由此，孟子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王阳明继承了孟子的思想，指出“良知”是人所固有的，即使是愚昧不肖的人，只要能够把他的固有良知贯彻到行动上，“即与圣人无异矣”。“致良知”与“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和“知行合一”是一脉相承的，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核心。晚年王阳明先生又提出四句教，指出“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先生将“心学”精华凝成这4句话28个字，认为“良知”是心之本体，无善无恶就是没有私心物欲遮蔽的心，这是“天理”，在“情感未发”之中，是“无善无恶”的， 也是我们本来具足的、努力想要回归的境界。然而，人们产生意念活动时，就有了对善恶的分别，被私欲蒙蔽，混淆了是非善恶，以恶为善、以善为恶，迷失了良知本心。但是良知本心本是存在于人的心中的。人只有克服私欲、把内心原本具有的良知良能转化为为善去恶的行动，才能真正达到格物致知的至善境界。达到了这个境界，就是达到了与义理之天合一的境界，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

三、道、理与良知的关系

先秦时期，孟子的“良知良能”与“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已经包含了道、理与良知统一的思想。宋明时期的理学家将先秦儒家孔孟的孝悌忠恕仁义之道转化为天理，并将天理内化于人的本心，实现了由道及理、由理入心的转变。王阳明“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提出继承并发展了孟子的良知思想，将内在的道德良知与外在的天理统一起来。道与良知是统一的整体。道是良知的外化，道德成为天理使得良知有了本体论意义，为良知实践奠定了基础；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天理根植于人的道德本心之中，人通过道德实践最终达到与义理之天同一的境界，也达到与自我的道德本心相一致的境界，实现了道、理与良知的统一。

(一)道与良知的关系

理是天道与人道，心是内在的个体意识，因此心与理的关系就是道与良知的关系。阳明以前的程朱理学将道心与人心分开，把道当成是人心要把握的对象性存在，没有把道当成是人心本来具有的东西，因此割裂了道与良知的统一性。这种向外求道的思想与孟子内求于心的主张有所背离。孟子“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就是在强调人对内心道德本心的反思。王阳明继承孟子的思想，认为“心即理”，使道与良知重归统一。心即理，就是内心的道德良知就是外在的天理，天理与人心是同一的。因此心原本就是善的，与外在的天理一致，不必向外求道以正心，只需从内心反省就可以对道德天理有所体会。正如阳明先生所说：“心外无物”。同时，心与理的统一不仅是将理融入本心的过程，还是将内在于心的理外化于行的过程，是知行合一和致心之良知于物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心与理、道与良知才能实现更高程度的统一。

(二)理与良知的关系

先秦时期，孟子的“良知良能”与“尽心知性知天”已经体现了内在的道德本心与义理之天为一的思想。孟子的“良知良能”与“义理之天”是相统一的。良心作为“天之所与我者”，是义理之天给予人的先天道德本能；人通过对内心良知的自我体认，认识到自身与义理之天的贯通为一。义理之天成为良心存在的基础，良知本心对义理之天的体察赋予义理之天以意义和价值，人的内在良知与义理之天得到统一。体认到良知与义理之天的同一并进一步通过“尽心”达到“知性”和“知天”的境界，通过对良心的存养和良知实践最终与义理之天为一。阳明继承了孟子“良知良能”与“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认为道德良知原本就在人们心中，以此心中良知天理发于外，则“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正如阳明先生所说：“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良知的过程就是格物致知的过程，我们心中的良知就是天理，把心中的良知天理应用到万事万物上，万事万物就都得到天理。外在的天理与人内在的良知原本是统一的，致良知就是把理与良知的这种内在统一外化于人的行动之中。在致良知的行动中，良知得到推延，事物的理也得到显现，良知与理各自得到了更深层的发展，也更加统一。

道、理与良知的统一，就是道德价值与超道德价值的统一，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这正是儒家道德哲学的核心精神。

综上所述，由先秦时期的孔孟之道，到北宋时期的程朱理学，再到陆王向心学的回归，特别是从孟子的“良知良能”和“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到王阳明“心即理”和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的发展，体现了儒家道德哲学由道及理，由理入心的发展脉络，其中一以贯之的是道、理与良知三个范畴以及三者由统一、分裂再度走向统一的发展历程。深入研究儒家道德哲学的发展脉络，把握道、理与良知的关系，对把握儒家道德哲学的精髓，继承和发扬儒家优良道德传统，提升道德修养和促进道德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