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位“科技圈网红”被舆论推上了风口，他就是吴军博士。

吴军，2002年加入谷歌，2010-2012年担任腾讯副总裁，现在是硅谷投资人、计算机科学家，写过《浪潮之巅》《文明之光》《硅谷之谜》等多部畅销书。

就是这样一个牛人，最近却因为说了一句话，被很多人口诛笔伐。

他批评老东家腾讯，说“腾讯从来没有过To B的基因”，也就是腾讯这么大的公司，只能赚老百姓的钱，赚不了企业的钱。

当年他在腾讯，主导腾讯的搜索业务——搜搜，手底下1300多号人，公司投入在10亿人民币的数量级，从谷歌微软高薪挖来很多高级人才，有钱有人有流量。

有原来搜搜的员工爆料：

吴军在腾讯挂着较高的title，很少去公司，干活和成绩都非常少，相当一部分精力都花在旅游、写书、思考如何包装自己身上。

还有人说他在腾讯烧了很多钱，买了很多服务器，但啥成绩都没有，技术框架也乱来，把腾讯搜搜原有团队给破坏了，导致团队士气一落千丈。

搜狗网页搜索效果前负责人郭昂说：“吴军做的搜搜的新架构在新版新闻搜索中进行试水，但之后迟迟未能应用于大搜索，直到吴军离开，仍然没有成功上线。”

他的老领导刘炽平不点名批评他“不专注，投入度不够，没有把时间砸在工作上”。

离职以后，人们问他搜搜失败的原因，他搪塞的理由就是“腾讯没有搜索的基因”。人们问他为什么离职，他给出的理由是“多陪陪孩子”。

一位腾讯前员工说：

基因论本身就有问题，自己做得狗屎一样，留下一堆烂摊子跑了，不找自己的原因，最后一个“没有做搜索的基因”，为自己开罪。现在又出来说没有做to B的基因，（腾讯）开始做游戏的时候也进展得不怎么样，怎么不说没有做游戏的基因？

不光是喷腾讯，吴军在采访里还说：

“谷歌是一家颇为平庸的公司……谷歌之所以发展不行，跟CEO的平庸有很大的关系。”

然而他背过身去，就在知识付费平台上开一门课，名字叫《吴军的谷歌方法论》，卖了2226万元。

课程介绍里赫然写着：“在过去的十多年里，谷歌能够长期稳健地发展，就是受益于比别人更好的方法论。”

你是把我们老百姓当猴耍吗？

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乐此不疲地兜售“公司基因论”：

百度和微软没能从PC成功转型智能手机业务，因为他们没有移动互联网基因；

苹果能渡过早年的危机，推出iPod、iPhone，因为苹果从来都具备创新的基因；

而摩托罗拉是做模拟信号的，做不出数字移动通讯也是命中注定的。

吴军在《浪潮之巅》里，把所有企业的成败归结为基因问题，但却没法解释：为什么腾讯有社交、游戏基因，搞销售的阿里有技术基因？

今日头条的张一鸣是个理工男，显然没有新闻基因；

腾讯有社交基因，为啥搞不好短视频？

美团的王兴团队一开始做的都是社交，比如校内（人人网）、饭否，为什么做团购外卖却成了？

看人家公司做成了就说有某基因，做不成就说没有，讲这种马后炮动动嘴皮子岂不太容易了？没有操作性的评论，对于任何一个新企业来说，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自从2012年离职搜搜之后，吴军再没有什么成绩可以拿出来说。出书倒是很高产，几乎1年1本，还到处去做演讲。演讲的时候，头衔依然是腾讯原副总裁。

其实不只是吴军，当我们反观这二十年，中国“网红知识分子”的坠落与衰颓，我们就能看出来，一明一暗的两条主线，贯穿了始终。

1

第一代：“样板”余秋雨

1991年7月，余秋雨递交了第23次辞呈，辞去了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职务，孤身一人从西北高原开始，考察中国文化的重要遗址。

5年前，他风光地成为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整个80年代，他先后出版了《世界戏剧学》《中国戏剧史》等一系列学术著作，迎来了学术地位上的腾飞。

就在仕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他的生活却在谷底挣扎。他住在上海龙华一个简陋的两居室，一下雨家里就漏雨。

1992年，他考察归来写成的几篇散文登在《收获》杂志上，后来想结集成书，却几乎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拒稿理由是“散文不是这么写的”。

有出版社想把《文化苦旅》做成旅游景点卖的小册子，余秋雨非常生气，拒绝了。

直到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慧眼识珠”，把它做成精装本，还在上海最大的新华书店举办新书首发式，才有了后来的《文化苦旅》。

市场反应非常热烈，首印1万册在3个月内售完。

余光中说：“中国散文，在朱自清和钱钟书之后，出了余秋雨。”

很快，这书成了中小学阅读推荐书目，不少篇目还选入语文教材，一代又一代学生变成了稳定的购买群体。

《文化苦旅》最畅销的时候，图书零售商都得搭配着买进其他书，才能抢到《文化苦旅》的配额。

当时上海文化圈流行一个段子，说上海有一次“扫黄打非”行动中，警方从妓女的手袋里搜出来三样东西：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段子的真假已不可考，但余秋雨图书之火爆可见一斑。

赞他的人说他“举重若轻”“将整个当代散文的创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准”，骂他的人把他的散文喻为“文化口红”“文化避孕套”。

当很多人骂你的时候，你就成了角儿。

但怎么对待骂你的人，决定了你能走多远。

1999年前后，他积极拥抱电视媒体，参加了凤凰卫视牵头的千禧之旅，前往了埃及、以色列等国家，坚持每天写一篇专栏，后来担任《秋雨时分》主持人、青歌赛评委，进一步扩大了他文化学者的知名度。

然而好日子也到头了。

千禧之旅结束没多久，北大中文系学生余杰发表了一篇《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引爆媒体，称余秋雨在文革中参加过“石一歌”写作组，写过极左文章，说他是“文革余孽”“文化流氓”。余秋雨迟迟不愿回应此事。

上海《咬文嚼字》的一位编辑，找出他书里一百多处文史差错，而余秋雨认为自己没错，只是双方理解不同罢了，再次引发舆论声讨。

新书有错出个勘误，加印时修改，这是常规做法，但余秋雨给人一种“我拒绝批评”的态度。

有人开始调查他在文革里做了什么，有人起底他跟两任妻子的私生活……一次他和妻子马兰上街买菜，经过报摊的时候，马兰拽着他赶紧往前走。

他觉得不对劲，在报亭扫了一眼，看到无数惊悚的标题：

《余秋雨是文化杀手》

《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

《剥余秋雨的皮》

他看得脊背发凉。

曾经采访过他的《南方周末》记者张英说：余秋雨是个完美主义者，他不愿意低头，他觉得低头他就是被判了罪名一样，成为人生的污点。

然而余秋雨真正的“坠落”，不来自外人的中伤（明线），而是自身的气量狭小暴露得越来越彻底（暗线）。

进入21世纪，他继续写书，文章的格局却越来越小。

从2004年的《借我一生》开始，到《吾家小史》《我等不到了》，乃至他2017年所谓的“封笔之作”《泥步修行》，他用大量回忆录篇幅“痛说革命家史”，讲述“我家如何如何”“当年我被诬陷之事其实如何如何”。

读者买书是来看文化和知识的，不是来看“你觉得自己有多么重要的”。

及至他2019年的新书《雨夜短文》，他和出版商似乎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赢回市场、取悦读者了，于是在宣传上想出了各种奇葩招式：

但读者并不买账：

就像一位从小读余秋雨的读者说的：

“秋雨老了，止步不前，但秋雨的读者在成熟，一直在进步。”

“如果他还在意别人对他的批评、去反击别人的时候，他是永远不可能往上走的。”

当他看到图书已经不能为他赢得可观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时候，他没有死守着图书，而是积极地拥抱新媒体——知识付费。

在喜马拉雅上开设的《余秋雨·中国文化必修课》，获得了将近5000万的播放量，但大部分收听都集中在开头的免费试听，开篇词都是大几百万的收听量，而完更的最后几十集，播放量只有2-3万，比过去读完他一本书的人不知要少了多少。

人们为20年前的情怀来凑凑热闹，却很少有人愿意陪一个“过时之人”走到最后。

即便如此，今天的他依然不允许编辑改他的稿子，敢改一个字，他就换出版社。

而在《文化苦旅》的编辑眼里，曾经的余秋雨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我给他改稿子，有错就改，跟他说什么都肯的。”

一个73岁的老人，固执地坐在“文化学者”的铁王座上，身边的拥趸却早已渐渐散去。

余秋雨也奠定了中国文化网红的样板。

他的专业领域是戏剧，而为公众所熟知的是文化散文，并因为泛文化的内容，被人贴上“大师”的称号，他倒也乐意接着，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

他每一次都聪明地站在时代传媒的风口——图书、电视、音频，因为一两部著作快速声名鹊起，然后大张旗鼓地撕掉读书人“安贫乐道”的酸腐标签：出镜、赚钱、签售、演讲……

然而他在盛名之下不懂得克制，面对批评和攻击显得独断而蛮横，不知道如何化解“捧杀”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为了“洗白”名声，不惜占用公共舆论资源，在新书里没完没了地替自己辩解。

在他之后，一代代网红知识分子踏着他的足迹，开启新的征程，却不可避免地走入“余秋雨式”的螺旋式坠落。

2

第二代：

于丹，你真的“无辜”吗？

1997年，一个24岁、胖乎乎的小伙子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来到北师大教书。

系主任刚一见到他，就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看你傻大黑粗的，反正暑假你也没正式入职呢，咱们系有个女老师骨折了，你就每天背她上下班吧。

小伙子点点头说：好嘞。

他的名字叫罗振宇，多年以后成为脱口秀《罗辑思维》的主讲人，得到App创始人、知识付费行业开山者之一。

而他背上的那个女老师，名叫于丹。

2006年4月，百家讲坛的制片人万卫，跟北师大传媒学院教授于丹在上海参加全国制片人研讨会，两人聊得很投机。

万卫跟她抱怨，当时正在为解读经典的题材匮乏而发愁，于丹脱口而出：“讲《论语》啊！”

万卫预感由她来讲准能行，但于丹笑言：我不敢讲，讲了那些学者还不得骂死我！

禁不住万卫“三顾茅庐”式的邀请，于丹8月到《百家讲坛》试录了一期《论语》，大获成功。

那年“十一”黄金假期，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女老师迅速红遍大江南北，火爆程度甚至超过了《品三国》的易中天。

她熟练地引用各种典籍和名言警句，从儒释道佛到尼采雪莱泰戈尔，出口成章，句句经典。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同年，《于丹<论语>心得》的签售会中关村图书大厦举办，排队的人从5楼顶层一直排到了1楼外的大街上，当天签售超过1万册，首印60万册，刷新了出版社和北京所有书店的记录。

据罗振宇的说法，《于丹<论语>心得》的利润，是中华书局自新中国成立后，挣的所有钱的总和。

然而到了《于丹<庄子>心得》签售的时候，不知怎的，风向开始发生了变化。

十几个穿着白衫的男子，衣服上印着“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冲进会场，振臂高喊：“捍卫国学！于丹认错！百家争鸣！”

在场外，清华、北大、中山大学等高校的学子组成著名的“十博士”，高调发文《我们为何要不遗余力地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要求于丹从《百家讲坛》下课，向全国电视观众道歉。还联合起来写了一本《解“毒”于丹》，指出于丹讲述《论语》《庄子》当中的诸多硬伤，还有她对经典的严重误读。

有学者统计过，《论语》全书与“快乐的生活”有关的篇章，只占《论语》的十分之一左右，但于丹全面放大了这一部分，让没读过《论语》的人误以为《论语》主要在讲“怎样过上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而且，就在于丹所讲的这1/10里，也有很多的曲解之处。

子贡问政，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

孔子的回答是三点：足食、足兵、民信。

孔子补充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对于“民无信不立”，于丹的解释是：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

事实上，“民信”不是指“百姓的信仰”，而是“国家取信于民”，主体是“国家”，不是“百姓”。

“民无信不立”的含义是：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那么国家就不能存在了。（中华书局版《论语》释义）

取信于民是治国理政的基础之一，而信仰显然是更高的要求。

再比如孔子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于丹说：“义”就是“宜”——君子走的始终是一条适宜的正路。

但这句话的正解是：“君子通晓道义，小人通晓私利。”于丹用其他典籍中的释义，过度解读了这里“义”的含义。

类似的“曲解”和误读，被十博士和其他专业学者挑出来几十上百处。

这成了于丹坠落的“第一板斧”。

对于“十博士”要求她下课的说法，于丹表示：“现在中国文化需要上课的人，比需要下课的人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有人吃法式大餐，但麦当劳、肯德基里的人也不少。”

但是于丹没想到的是，吃麦当劳、肯德基，很快就有吃腻的那一天。

2008年，当她再次登上《百家讲坛》开讲《<论语>感悟》的时候，无论是图书还是讲座，激起的水花已大不如前。

2009年，于丹到伦敦进行儒家文化讲学，一个自称是于丹翻译的人突然发了一篇《于丹伦敦街头撒泼记》，说她大闹酒店，三天换了三个房间，骂哭了女翻译，不堪忍辱辞职离去后，她又骂走了第二个。

帖子一出，众多网友纷纷讨伐于丹：在国内讲坛上儒雅的学者，走出国门竟是这幅“嘴脸”？

后来于丹方面澄清，是女翻译能力难以胜任，主动辞职；确实换了房间，但只换了一次，而且并未撒泼。

大多数人只记得“撒泼”，不记得“澄清”，这便成了于丹坠落的“第二板斧”。

2012年11月17日晚，北大昆曲专场，受主办方邀请的于丹刚刚登台就遭到起哄，她说了一句“我代表所有观众感谢老艺术家们……”，就被在场观众高声呛到：“不用你代表”“下去吧”“快滚，你根本没资格跟台上的先生们站在一起”。

于丹只好尴尬地走向后台，临走还不忘加上“很于丹”的一句：“一切尽在不言中。”

北大昆曲事件是于丹坠落的“第三板斧”。

对于当晚现场真正发生的事，活动主办方解释说：当时只是有人喊了一声“下去”，没有任何人说“滚”。而且，喊话的也并非北大学生，而是自行购票观演的社会人士。

同样，人们只记住了“于丹被呛：滚下去！”

2018年，网上热议“于丹被北师大免职”的消息，无数媒体纷纷举起大旗：“于丹跌落神坛！”然而记者从北师大官方了解到，于丹从2013年上任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党委书记，任期5年，2018年纯属正常换届。不想却成了于丹坠落的最后一板斧，人们对于丹的“厌恶之情”达到顶点，一代“国学名师”再也扶不起来了。

在知识付费时代，于丹像余秋雨一样，开起了音频课程，然而她的课170集，总播放量只有628万，还不到郭德纲“侃山”课程《郭论》的1/10。

平心而论，所谓“于丹坠落神坛”的“四板斧”事件，其中一些可能是媒体的曲解、放大和穿凿附会，但它们强有力地迎合了人们已经彻底“腻烦”于丹的情绪，给老百姓造成的印象就是：这个让我讨厌的于丹，“果然”不行了。

但和余秋雨一样，于丹作为一个文化网红的坠落，不是外界扔给她的“四板斧”（明线），而是她的精神内核（暗线），从一开始就出了问题。

很多知名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于丹解读《论语》最大的弊病，比如北大的钱理群教授就曾尖锐地批评：

于丹说：我们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她告诫人们：“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

于丹教人们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一要“学会克制”，“该放下时且放下”；二是切记不可抱怨，“其实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不要苛责外在世界，而要苛责内心。”

一切烦恼都可以自动地在内心化解，化解不了的也要尽力克制，于丹的《〈论语〉心得》看似不涉政治，恰恰是遮蔽了孔夫子作为“激进的社会批评家”的这一面，“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这恰如鲁迅先生说的——无不平、无不满、无抱怨、无反抗的四无“太平”世界。

面对社会矛盾，一味地诱惑老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倡导人们安于现状、支持现状。

你不爽都是你的错，跟社会半毛钱关系也没有——这是孔子的原意吗？这是一个掌握话语权的文化学者应有的担当吗？

表面上看，于丹似乎把《论语》“去政治化”了，但她的演讲恰恰在最深的层次上，是为政治服务的。

钱理群教授认为，于丹是在公开“叫卖精神安慰剂”。

当你“服用”太久，发现屁用没有的时候，你自然会对“卖药”之人心生厌恶——这是于丹“失灵”的真正原因。

然而“文化网红”的滚滚潮流，随着技术的变革，让于丹的“后人们”再一次声名鹊起。

3

第三代：

陈果，一堂上了7000万次的“思修大课”

2012年3月2号，佳能在上海举行春季发布会，发布了一款全新的单反相机——佳能5D Mark III。

佳能永远也想不到，它让一个胖子下定决心，从电视台离职，靠脱口秀节目为生。

这个胖子就是罗振宇。

能长时间拍摄高清视频的5D Mark III，让原来500万一套的专业摄录系统，降低到5万块钱以下就能置办齐全，一个人开讲就能做一档节目。

2012年12月21号，罗辑思维第1期节目开播。

2017年3月8号，罗辑思维视频节目最后一期上线，此后的罗辑思维音频节目，搬到了罗振宇自家的阵地——得到App。

而那时，吴军在得到App的第一档知识付费音频栏目《吴军·硅谷来信》已经更新了半年。

时至今日，吴军在得到上开了5门课，总计购买人数37.5万人，吴军和得到平台的税前总收入是5930万人民币。

很多人说知识付费是“收智商税”。

一方面很多音频课，听了都跟没听差不多；

二是音频更完了，作者摘吧点儿内容拿去出书，又能挣一波钱。

吴军的课就是这样，但他的课里还藏着一些“别的东西”。

在他把课印成的新书《见识》和《态度》里，多处透露着“个人命运决定论”的思想，跟他的“公司基因决定论”一脉相承。

比如开篇题目就是：“命”和“运”决定人的一生。

“人最后的前途是由什么决定的？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是命中注定。”

他告诉大家：

找聪明女生的好处有很多，从优生学上考虑，母亲的智力水平对孩子的智力影响比父亲更大。如果大家希望孩子比较聪明，最好找个聪明的女生。 在中国，北大和清华的地位在接下来的50年都很难撼动。

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大学，“基因”早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而让他给你些职场建议，说的都是些正确的废话。

听完我也做不到，做到的人根本不用听。

他还告诉大家，要提高自己的修养：

今天的人并不用太担心物质的匮乏，如果我们能够在每天出门时想到“责任”“荣誉”“从容”“优雅”“镇定”这10个字，就能过得比18世纪的贵族更好。

你看看上面这段话，像不像那谁说的？

但吴军毕竟不是今天知识付费时代影响力最大的V，有的大学教授每一节音频课程的收听人数，比买过吴军课的总人数还多。

比如复旦大学的思修课老师陈果。早年她的课堂视频、语录被学生上传到网上，后来就开始走红网络。

所有上过大学的人都清楚，思修课是一门怎样的存在。

而陈果绕过了这一点，凭着哲学博士的身份，被捧成了“哲学女神”。

她的“幸福哲学课”有7326万次播放，是于丹的10倍以上。

她的书在单一网店单本评价人数接近40万，全国销量超过百万册。

有人说有两个陈果，一个是大学课堂里的陈果，一个是朋友圈里的陈果，但其实这俩是一个水平。

连于丹式“引经据典”都免了，鸡汤直接端上来。

陈果趁着名气暴涨，开起了抖音（181万粉丝），把自己的上课视频“断章取义”，做成几十秒的金句短视频，捎带手卖书。

一卖书，就暴露了她讲的内容是什么层次的。

在陈果眼里，什么是成功？

如果我们看看当前社会大众趋之若鹜的种种风尚：人们一掷千金、购买昂贵的健身卡来强健自己的体质，参加五花八门的舞蹈课、瑜伽班来塑造自己的形体，用护肤品、去美容院来保养自己的面容，报名各种各样的情商课、国学班来提升自己的气质、培养自己的仪表风度，就足以见得大家其实在不知不觉中，已然发自内心将“修身养性”作为了一种值得追求的“成功”。

在陈果眼里，什么是“成熟的幸福”？

成熟的开心，接近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从容淡定。对于成熟者，有糖吃挺开心，吃不到糖也不难过；赢了人家挺开心，输了也不难过；美味佳肴不拒绝，粗茶淡饭不计较；得意之时不显摆，失意之时不抱怨。就像一位禅师所说：“幸福不在于得到多少，而在于计较多少，计较得越少越幸福。” 最高的成功，莫过于内心的幸福。 当世界不值得尊敬的时候，至少我们还可以尊敬自己。

不知道于丹看了陈果的书，是会“拈花一笑”，还是“恨得牙根直痒”？

当文化网红脚踩“恨天高”，涂上鲜艳的“口红”，她们甚至可以撕掉知识的伪装，直接来一场“思想道德修养”的“马杀鸡”。

仿佛今天的百姓，不再需要知识，不再需要思考，不再需要真相，他们只需要甜蜜蜜的精神“润喉糖”。

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

很多时候，一代代文化网红正在中国充当着这样的角色。

而在中国，这样的人还可以用一些“近义词”来形容——比如KOL（关键意见领袖）、比如公知。

公共知识分子，原本是公众的眼睛，公众的喉舌，站在公众身前，为更好的公共生活而勇敢地质疑、揭露、批判、反思；

而今天的文化网红们，已经成了公共问题的遮蔽者，黏在公众身旁，做他们的“知心姐姐”，给他们提供自我安慰的“奶头乐”。

“幸福只是一种感觉，与贫富无关，同内心相连。”

“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

“人的前途就是命中注定。”

“用护肤品、去美容院就是新时代的‘修身养性’。人计较得越少越幸福。”

他们安的是什么心一目了然。

试问这样的“公知”，能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吗？

康德认为，所谓知识分子, 是自觉地将人类进步的责任和道义扛在肩上的人。

可是今天，不是知识分子在塑造舆论, 而是市场化的舆论在塑造知识分子。

一部分文化人成了媒体集团的应召女郎，在聚光灯下忸怩作态，他们占据着舆论的中心，做出煞有介事却漏洞百出的判断，“是倒卖观念的二道贩子”（经济学家哈耶克语）。

在市场的诱惑下，他们趋附于金钱和权力，迎合媚俗的大众需求，把自己掌握的文化知识变成兑换权力和资本的手段。

他们从书房走向社会、走向媒体以后, 便再也回不了书房。

“我们很多朋友一旦破门而出，就不再回到那门里头去了，好像学术生涯就到此为止了。”（历史学家葛兆光语）

结果是最肤浅的学术, 满足最急功近利的媒体, 引导恶俗化的大众文化。

学者布尔迪厄讽刺他那个年代，有一群“电视知识分子”。

而今天的中国，是否也正活跃着一帮“音频知识分子”和“票圈知识分子”？

《反智时代》的作者苏珊·雅各比说：“公共空间中的劣化语言，如同低剂量的毒素，悄无声息地侵蚀着我们的是非观念。”

这些掌握着话语权的男男女女，正享受着“公共”带来的丰厚酬赏，却泯灭了“知识”应有的尊严。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娱乐化、幼稚化、鸡汤化、愚民化——难怪《公共知识分子》的作者理查德·波斯纳说出这样的话：

“公共越多，智识越少。”

它让我想起多年以前，一句颇为讽刺的预言。

作家、主持人梁文道在电视上放话：“假以时日，韩寒会是当今的鲁迅。”

中国人如今实在是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活着看到第二个鲁迅。

我们呼唤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我们呼唤真正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再次在中华大地上回响。

就像2100年前，司马迁在《史记》里写下的那样：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