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长晖 等| 截屏何以成为记忆的技术： 人—技术的耦合状态

英国哲学家与认知科学家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在论述其主张的延展心智论（extended mind thesis）中，［1］引入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奥托借助笔记本记忆的案例，将奥托的笔记本视作扩展系统，而奥托与笔记本正是生物有机体与外部资源耦合的结合体。克拉克进而说明延展心智指的是人们借助外在于身体的世界、资源和环境进行认知，暗示着人—技术的耦合状态。换言之，记忆不是人类主体独立行动而完成的。延伸至当下，我们正处于深度媒介化社会当中，我们的生存和行动越来越依赖于各类媒介，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就连记忆也与承载和内嵌于数字设备的功能和平台难舍难分。人类主体以多元方式和数字技术连接，自然也以多条路径生成不同于传统天然记忆的新型记忆。不同路径生成的新型记忆因依托它们的功能和平台的技术特征差异而导致有其多样特殊性所在，倘若说传统天然记忆仅基于人的生物有机体，那么新型记忆必定是人与种种智能设备互动而生成的，展现出互动性、多样性、复合性等特征。截屏几乎成为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操作之一，帮助我们捕捉瞬息万变的数字生活，记下转瞬即逝的流动界面。本研究认为，截屏可以成为一种记忆技术，相较于其他新型记忆，截屏记忆的特殊之处在于摄影属性、瞬时记录。研究截屏记忆意味着从双重视角出发理解截屏和记忆：从截屏的视角理解记忆技术，从记忆技术的视角理解截屏。因此，本研究仅从微观维度切入理解新型记忆，落到具体而微的截屏，回答截屏何以成为一种记忆技术？人与手机的连接互动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截屏记忆的机制如何运作？以及运作过程如何塑造人、手机和截屏记忆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理解截屏与截屏记忆

“截屏”亦即“屏幕截图”，是一种内置于屏幕的摄影术，在屏幕上复刻、捕捉和存储图像的技术过程和数字文化现象。截屏作为程序或插件的形式集成至设备之中，在表现机制上只是一段记载像素色彩属性的二进制代码，一种数字化、信息化的虚拟操作。截屏技术作为辅助界面交互与软件程序的重要手段，体现“技术物—内容—行动者”的关系集合。截屏行动离不开身体实体与数字技术连接， “人—机”之间经由屏幕为中介的交互才能触发屏幕截取内容，经由一系列技术操作动作对设备输入指令或信息完成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的沟通和交往，在虚拟空间中开展一系列行动：完成截屏的创建、存储、共享等一系列流程并呈现在终端设备上，实现物质性与精神性之间的交融与流转。［2］［3］［4］

第4期洪长晖，张薇薇：截屏何以成为记忆的技术：人—技术的耦合状态未来传播第31卷日常生活实践广泛为屏幕所中介，图像成为最重要的表征系统，截屏是以一种图像性、物质性方式深度参与媒介化社会的社会文化现象，［5］在人们的“上手”状态中渗透包含建构记忆在内的种种日常生活实践。在信息存储的基础上，截屏实践已形成“以屏幕为中介的数字生活档案化”，延长数字痕迹的寿命，捕捉和保存数字世界中转瞬即逝的内容。［4］［6］其成为对已消逝的地点、虚拟世界、数字实践和人的纪念，使得人们以具身见证的方式共享时空。［4］截屏技术为用户创造个人档案和记忆提供支持条件，作为一种记忆术——制造、记录甚至篡改私人记忆，融入互联网空间的社交表达和公共展演中去。但有学者揭示图像的可修改属性，动摇了截屏作为一种记忆工具的本真性。［6］

总而言之，学界将截屏的研究重心倾向于就截屏技术及相关实践进行讨论。当涉及截屏的记忆面向时，只是浮光掠影，仅关注到截屏的记忆功能，未能深耕和聚焦，忽视了人类行动者与截屏技术联结共生时生成的截屏记忆的特殊机制。

（二）记忆技术

记忆技术指涉收集、存储和检索记忆内容的物质载体，用于支撑或辅助记忆过程。［7］［8］［9］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erd Stiegler）认为，人与技术代具从来便是同源共在、平等互融的关系，其对这一关系的理解同样贯穿在对“第三持存”的讨论中。即通过技术代具及其体系才得以构成的人类意识的第三种记忆，技术构建人类的记忆外生系统。这意味着斯蒂格勒看重的是技术本就构成了人类记忆的一个维度，通过记忆外化手段实现的人工记忆与天然记忆不可分割。［10］［11］

记忆技术不只是表征或阐释过去，而是能够发挥能动性作用，支撑和转化生物记忆，构成生产人与记忆技术互动的文化产物的实践过程。［8］［9］换句话说，记忆实践中的技术不是被动的记忆容器，而是参与兼具社会性和技术性的实践过程的一种行动性工具，［7］［12］在此之下记忆得以产生、共享并被赋予意义。［13］用数字化方式支持的记忆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科技环境之中，斯蒂格勒称其为“人工记忆联合生态环境” ［11］（59），使得记忆与技术联系得更加紧密。数字技术使得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记忆的概念，我们正在改变我们所认为的过去，以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方式塑造了所有被认为或感知为“记忆”的东西的形成和表达。物质和信息融合的数字记忆与神经系统、有机参与和生产它们所需的技术设备的结合密切相关，能以一种更综合的方式来支持人类的情感和主体性。［14］譬如，安娜·雷丁（Anna Reading）用memobile表征移动设备作为一种数字记忆形式，成为具身自我的延伸。［14］（81）记忆的技术及其实践塑造记忆的内容和方式，以及影响记忆的传播和改变，［15］从而进一步影响自我、自我与过去的关系、社会关系和文化。［8］［9］譬如，以书写博客日记的方式进行记忆，促使个人重新协商与过去的关系，［16］家庭空间中录制音乐的个体实践有助于记忆建构和重识自我，［8］算法技术下的新记忆生态：记忆技术、记忆实践、人的记忆三者互动的过程重建人们关于日常生活和身份形成的记忆。［17］

上述研究终归强调技术在形成记忆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类主体在媒介化生存中越来越依赖以移动设备为主的外部技术资源完成记忆过程，或多或少地洞察人类主体与外部资源耦合成扩展记忆系统的可能性。但仍然停留于宽泛抽象的数字技术，也未曾发现内置于移动设备的截屏部件在耦合记忆系统中的微妙影响。因此，本研究聚焦于人类主体与截屏技术联结互动产生的记忆实践，关注人、截屏技术以及记忆之间的互动关系。本研究尝试追问：

“人—手机—截屏”技术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在联结共生的状态中生成新型记忆，亦即截屏记忆？截屏记忆有何特殊性？截屏为何成为记忆数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技术？截屏记忆的机制如何运作？由此如何形塑人、手机和截屏记忆的关系？

本文的经验材料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笔者自身截屏使用的日常经验和田野观察，笔者本就属于媒介化生活世界，不知何时起就已投入到媒介化生活世界的创造过程中去，无论是私有记忆保存，还是云端社交、云游朋友圈，截屏的身影无处不在，笔者日常生活遭遇的便是经验现象。笔者在截屏的日常使用中积攒了大量的经验可供回溯，笔者开始产生写作想法时，便进入为期两个月（2023年4月至2023年6月）田野观察的状态，对自身使用截屏、接触他人截屏的情况进行记录。另一部分则来源于深度访谈，以滚雪球的抽样方式获取能够为本研究提供最大信息量的样本，对访谈对象（见表1）进行1—1.5小时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访谈。访谈问题涉及以下主题：（1）截屏的技术操作习惯；（2）截屏使用目的和缘由；（3）截屏管理行为（删除、翻阅、流动和共享）；（4）关于截屏的回忆；（5）截屏之于个人的意义。

（一）截屏记忆的技术操作

探讨截屏记忆的起点需要从一张截屏的生成开始，每一张截屏都是人类主体与手机、截屏部件联结互动而促成的结果。并不把如此行动解释为人对截屏功能的单向操作，而是人与手机耦合成一个共生系统，在相互影响的操作下共同生成截屏记忆，将重点“从以人为中心的符号、 意义、文化的讨论，转移到物创造的连接与行动问题上”［18］。不同型号的手机在触发截屏的设置上略有差异，就本研究所涵盖的经验材料来看，可涵括为触摸屏幕和按动物理按键的截屏操作习惯。即使同一部手机有多条路径可捕捉截屏，但使用者长期浸润于手机使用的境况中，早已培育出固定的截屏操作习惯，这也印证人与手机的共生合作状态。在个人特殊化的使用倾向下，手机成为一种具身存在。由于“上手性”而“抽身而去”，扩展为身体体验，从而成为身体的一部分。［19］“人—手机—截屏”部件不同力量之间相互渗透，形塑着截屏记忆的生成。

当人类主体在屏幕世界中漫游，指尖滑动屏幕促动信息和数据的流转，视觉的触碰和聚焦带来滞留某些内容的欲望，手指顺势施加指令触发截屏，一个瞬时动作原封不动地截留屏幕画面。此间便是人与手机共同参与的行动下，屏幕反馈的身体感知连带意识、情感等种种现象，“事实上都是在脑叶、神经细胞、神经传导物质，以及外于身体的环境资源分布式的共同作用下浮现”［20］。更为关键的是，截留之物成为上手状态的截屏记忆，甚至只在人的大脑中飘浮而过留下浅淡的痕迹，却以最原初的状态完整地保留于外部存储装置。即使如此，这也是“人—手机—截屏”部件交互才能形成的新型数字记忆，缺一不可。相较于其他方式，截屏是最为迅速以视觉形式完全复刻屏幕画面的技术操作，简便、高效、快捷，在不修改的情况下最大限度保留了原迹，客观真实、无误差、准确地达到快速生成记忆的效果，适应当下社会加速的需要。

（二）捕捉截屏记忆

我们正处于深度媒介化的生存境况，社会生活的一切都不可避免地与包括手机在内的媒介缠绕在一起，我们的需求也更加广泛地和媒介紧密相联。截屏部件作为错综复杂媒介环境中一个细微装置，也难以绕开和人类广阔生活需求的勾连互嵌。人们截屏使用需求的范畴无边无际，如同光谱般繁杂，难以对截屏记忆进行分类，仅是阐明截屏记忆的类型容易受限于研究者的认知和经验，笔者认为应当将视线聚焦于洞察截屏记忆的抽象本质。

那么人与手机联结耦合而生成的截屏记忆究竟捕捉到了什么？举例来说，捕捉值得纪念的数字场景，在游戏竞技中获得最佳数据表现、与恋人视频通话的瞬间、年度听歌报告；截取功用性的信息，快递取件码、线上讲座的知识、短视频中的菜谱；留下数字交往实录，聊天记录、社交平台动态。“时间性构成了记忆和历史对过去指涉的生存论前提”［21］，从记忆的时间性考虑，“与记忆有关的时间就是过去”［22］。只要人与手机交互触发截屏，屏幕某一时刻的原样就成为发生在数字世界的鲜活过去，被暂时或永恒保留在外生记忆装置内。数字世界瞬息万变，数据总在其间活跃着、流动着，仅靠人自身的力量难以抓住这些短促的流变。“线上讲座很难有回放，所以我会及时截PPT”（sy），截屏赋予人一种滞留纹丝不动的原初过去的魔力，追溯无法磨灭的痕迹。正如斯蒂格勒所述：“技术的存在是对人类本原缺失的补余”。［23］瞬息万变还包含着种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有些在小红书上的干货，如果只是点‘收藏’我怕会消失，因为有些博主未来可能会隐藏或删掉笔记”（cz），“有时候手机信号差，所以我习惯截地铁换乘导航，免得点不进去”（an）。人被抛入数字世界的在线连接后，容易遭遇未知的变数，截屏凝固数字世界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些变数注入安定的成分。在拦截记忆的同时，人也从中获取心灵的秩序和安全感。

此外，无论何种截屏记忆，都是特殊个体与其再熟悉不过的“外置器官”共融的特别意义之存有。一点一滴的截屏记忆叠合成私人数字生活的滞留集，亦是特殊主体的回忆录。而记忆揭示了过去的自我存在，“记忆技术作为‘内省’的一种形式，有助于一种自我的呈现……积淀‘一个人知道自己是谁’的连贯形象的能力”［8］，促使个人从记忆中认识自我。截屏记忆也是诞生“自我”的众多记忆资源之一。

（图片来自于网络）

（一）翻阅截屏中的过去

当“人—手机—截屏”部件捕捉截屏记忆后，截屏记忆并未就此完成使命。过去也并未因此仅停留在过去，而是在人类主体的调用下随时随地与当下产生联结。翻阅截屏记忆，必然是人在手机的帮助下寻找如初如故的数字过往，或是发生在短暂分秒前，或是长远以前。截屏记忆成为现实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资源。截屏中的取件码、高铁乘车信息、课程表、游戏攻略、每日天气，“确保高效无误地使用这些信息”（sy），甚至能够弥补人类主体丢失的天然记忆，渗透进日常生活纹理之中，“屏幕关联的不是出现在屏幕上的内容，而是我的‘一种存在于世界的方式’”。［19］庞大的截屏记忆形塑着人类主体的在世存有，日常生活的行动需要截屏记忆的参与。这也是一种记忆向度的媒介化生存——媒介技术加入日常生活以及记忆形塑日常生活——由人和技术合作形成的截屏记忆已不仅仅以二进制方式存留于虚拟空间中，而是更深度地转译成现实空间中日常生活实践的行动者，协调日常生活涌动的节奏。截屏记忆同样生产和维系着勾连虚实的手机屏幕的中介作用。

部分受访者表示闲来无事时会通过翻阅截屏相册以追忆过去，“我喜欢念旧，可以没有手机，但不能没有这些截图”（xl）。截屏在相册中还会呈现出时间属性，即截取这些内容时的时间标记。截屏记忆落在时间节点上，串连成连续的生命轨迹为人寻找过去提供线索和依据。当人借助截屏记忆寻找过去，难道只是想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吗？实际上，截屏记忆还唤起了伴随当时截屏操作时基于身体记忆的情动。类似于《追忆似水年华》中的玛德琳蛋糕片段，独特的截屏记忆也扮演着如同“带着点心渣的一勺茶”的角色，［24］“屏幕在结构上刺激我们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迫使我们参与其中”［20］，激起微妙而荡漾人心的情动体验，“获得情感安慰”“唤起与截屏有关当时人和事的感受和体验”（ly）。决然不可忽视的是，截屏记忆的情动过程却仍然与《追忆似水年华》描述的有所差异。这便是记忆的本质，前者是人—手机的新型记忆，而后者则是无法逃离人类主体的天然记忆。

当然，并非所有截屏记忆都能唤起情动体验，有时人类主体甚至无法忆起当初自己为何截屏。此时，人与手机的连接出现断裂，人类主体从中离开，如此截屏记忆带上了彻底无法弥补的裂痕，只得以经由删除的方式完成“人—手机”的彻底遗忘。

（二）遗忘截屏中的过去

除了上述所提的删除缘由，还会出现其他状况使得人类主体产生删除截屏的行动，与手机携手共同遗忘截屏记忆中的过去。有受访者表示，很少有删除截屏的情况，甚至从未删除过，除非手机发出“内存不足”的提示。这也预示着外部记忆装置超负荷运转的警告，影响媒介化生存的正常运转，人类主体不得不在手机的共同配合下，为手机腾挪出运行空间，物质存储设备的记忆容量仍然是有限的。正是如此，受访者将记忆容量考虑在截屏记忆的管理行动内，对于可存留的过去仍需经过斟酌与筛选的过程。截屏语境下的数字记忆并不存在永不遗忘，人类主体与手机仍需要具备遗忘的能力，才得以保证数字生活正常运作。当然“人—手机”的“遗忘”不仅仅是考虑到记忆容量，还有“截屏中的人或事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时，我会删除（截屏）”（sy），“沉浸在过去会让自己看不清某个人当下的模样，人是会发生变化的，若怀念过去那个人的模样以至于当下可能感觉不到他的变化”（cz）。截屏记忆的遗忘管理有助于“忘记那些被认为与当下和未来无关且无用的过往细节，遗忘的作用在于帮助个体遴选记忆内容，从而使个体利用过去的经验来进行当下的行动”［23］。“当下的行动”涵盖保证外置记忆设备的正常运作和人类主体自我身份认同和“活在当下”，也始终将人类主体与手机连接在一起。

截屏记忆不仅停留于私人回忆录，“截屏的可复制属性”使得其存在从私人领域被调取的潜力。［5］伴随个体的数字交往诉求，截屏记忆随时有离开私人回忆录流向云端聊天、公共平台的潜在可能，而有些截屏记忆本就是为数字交往而诞生和存在的。截屏记忆的流动意味着记忆连接至公共网络实现公开云备份，在云端公共世界也拥有了复制品，不再单一保存在物质存储设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时的截屏记忆才真正使人的过去公开在数字世界，留下难以受控的数字痕迹。有学者讨论过数字记忆伦理与被遗忘权的议题，［25］［26］［27］［28］截屏记忆同样具有伦理问题的潜在风险，但本研究的经验材料并未触及该问题，因此无法展开讨论。对于本研究的受访者而言，流动和共享的截屏记忆不止于自我表达和交往层面的意义，还能作为自我行动的证明。截屏记忆都承载着个体媒介化生存的过去和隐私，属于个体的同时也能够成为代表个体的记忆延伸。无论何种层面的流动意义，都意味着个人隐私外露，成为他人窥探私人痕迹的脉络。

实际上，截屏记忆不只是关于“记住了什么”的问题，截屏记忆的流动与共享也不只是个人隐私外露的问题。“‘记’是一种意义建构的活动，而被记的事物是被记活动建构‘被记’此意义的事物”［29］。由此可见，截屏记忆的捕捉、流动与共享同样也作为人与技术共同建构意义的现象，截屏记忆是人与媒介技术共生中“有限的、历史存在的前提条件”［30］之一。截屏记忆的流动是一个鲜活的过程，个体掉落到一个新情境中去，依照某个当下需要再建构关于过去的意义，不是还原和再现过去，而是将截屏记忆“酿造”成展露自我身份、形塑自我认同、分享生活、维系社会关系的资源。也正如绵延的概念，过去的延伸渗入到当下。［31］从自我表达和交往层面来说，私人聊天场所中发送和接收的截屏不计其数，譬如“是我和朋友保持交流、维系感情的重要纽带，分享互联网中遇到的趣事，或者是和朋友吐槽某些人发的朋友圈很尴尬”（cz），再或者“截屏可以展现我的生活近况，像mbti人格测试、手办售罄的页面、买了巨额机票，我都会分享给朋友”（ls）。而在社交媒体平台公开的动态中，附上截屏的动态更是语境多元、错综复杂：“学校也知道我最近精神不正常”的戏谑文案配上心理测试结果的邮件截屏，为表达自己每天任务量庞大而附上课程群聊的作业要求截屏，分享小红书、豆瓣或微博中有趣、于己而言重要的内容，音乐软件的歌词界面截屏，无数瞬间的聊天记录等。在这些无法枚举尽的经验现象中，可以窥见不同个体为截屏记忆赋予具有自我特征的意义，以及在不同语境所需下调用截屏记忆资源形塑“我”之存在意义。从自我行动的证明层面来说，截屏记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确证个体行动的真实。譬如，完成某项任务（“青年大学习”）的截屏、疫情管控期间的行程卡截屏，在遵守所在群体的规则中仍然达成种种社会关系的维系，以及身份确认和集体认同。

然而，截屏的可修改属性促使截屏记忆不全然都是保持原真的面貌流动，裁剪、涂鸦、马赛克等修改工具可以实现记忆的再创造。这一行动仍然不是依靠单一人类主体促成。截屏记忆的再创造存在着遮蔽、强调乃至篡改的选择，遮蔽是隐去截屏记忆中可能暴露真实身份的信息，截断他人对完整截屏记忆的获取和理解。“我还是会比较小心，如果截图里涉及敏感的个人信息，我会遮掉”“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在和谁聊天”（ly）。完整的截屏记忆被修改操作分割成难以识认的碎片。强调是突显截屏记忆中的关键点，让它们不被淹没在记忆洪流之中，或是划出重点，或是裁剪成一小部分。而篡改有时候则超出了手机能操控的范围。“有一次我不想参加青马工程培训班的活动，所以就P了一下课表，假装证明我有课”（sy）。篡改任务转移至电脑，创造从未发生的虚假过去。还有一种情况，即挪用他人的截屏记忆，将他人的过去移植到自我身上，也属于截屏记忆的篡改，只不过无需经由修改工具完成。截屏记忆的再创造“砸碎”了由“人—技术”所截取的过去的完整性，记忆归属的语境和主体都不足，成为琐碎而充满裂痕的片段。这对于个人隐私而言是一种保护，降低了数字记忆伦理风险。当然，“外化记忆具有本体论地位使得其也具有道德含义”［9］。由此看来，截屏的篡改和挪用牵涉出另一伦理问题，撼动截屏记忆的道德地位。正如卡特（Carter） 和 巴勒莫（Palermos）所论及的那样，盗取和干预他人的延展心智（extended mind）应被视为一种人身攻击，［32］截屏记忆包属于其中。此外，受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nberger）启发，“它（数字记忆）是一种从数字化存储的有限信息中，重构出的人造过去，一种缺乏时间线索、完全扭曲的拼图，而且可能会同时被它所包含和不包含的东西所篡改”［26］（184）。笔者认为，应当着眼于人与手机的耦合状态，人与手机之间交互而产生的截屏记忆在保持人与技术共在才是有机的、主体性的。当截屏记忆流动，甚至不再保持本真面貌，就失去了最原来的人类主体的伴随属性，从而导致生命力的流失。

（图片来自于网络）

“后人类的主体是一种混合物，一种各种异质、异源成分的集合，一个物质—信息的独立实体，持续不断地建构并且重建自己的边界”［33］。由此而言，人与手机共同生成的截屏记忆似乎带上了后人类的意味。截屏记忆是人与手机行动的结果，记忆不再仅局限于人类身体之内。笔者以后人类的视野观之，但无意对后人类的记忆展开论述，而是阐明人与媒介技术在共同行动下如何生产不同于天然记忆的新型记忆——截屏记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此过程中，媒介技术无法缺位，且人也无法缺位。截屏记忆从诞生之初起，到对其的使用和管理，再到流动和共享，始终把人和手机扭结在一起。人类主体的能动性与截屏部件的物质性特征缠绕，形塑截屏记忆的形态以及人与截屏记忆之关系。

笔者将截屏记忆作为研究的小切口，也为记忆灌输新的阐释语境。“在记忆和遗忘之下，是生命。书写生命却是另一种历史。永未完成”［21］（672）。生命为记忆铺开基底，由技术参与的记忆涌入生命的书写之中，重新铸造生命的主体，触发崭新生命节奏的流动。生命的主体成为具备后人类特征的异质成分集合体，当然不能直接断言生命的主体就是后人类，而是需要关注到技术参与人类的记忆过程中，重视技术如何塑造生命的主体。新型主体生命的展开、存在的延续，由不同于生物记忆机制运作的新型记忆伴随，不只是能力的增强，还注入时而稳定、时而紊乱的节奏。新型记忆超越自我，牵涉出与技术、他人和集体关系的连接，也许记忆会超出主体的可控范围，譬如与他人共享截屏记忆的情况。一旦涉及隐私的截屏流露，个人便无法再控制记忆的流动，且有限的内容外露并不能提供完整的理解语境，容易造成误读乃至谣言的发生。但这实际上为我们的生活世界抛出新的责任与伦理命题：如何在道德和法律层面控制截屏记忆、减少截屏记忆的失真，并在持续的挑战和试错中回应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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